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后来，汉文帝任命贾谊为其幼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不满33岁就在忧郁自责中离世。毛泽一生极为推崇那些目光高远、勇于革新开创、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英才早逝，毛泽东十分惋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读史，还特别留意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中发现人才成长的规律。比如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卫青是汉武帝时讨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将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也颇有建树。而他们却都出身微贱，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猪。毛泽东对那些出身显贵却才能低下、贵为皇帝却糊涂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对像卫青、公孙弘这类起自平民历尽磨难的人才却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深刻启迪，也是他细心读史的心声。

    崇大节，沉勇有方赵充国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开始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觉得众议有理，便下诏切责赵充国，要他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与罕羌、开羌本有仇怨，其结约是临时的、不牢靠的。此时如果先打罕羌、开羌，先零羌必然施德于罕羌、开羌，坚其约而和其党。如此一来，仗就难打了。反之，如果先击破先零羌，罕羌、开羌见盟主已败，就会不战而胜。赵充国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建议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持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起初，公卿们赞同赵充国意见的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升到十分之五，最后竟达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犯言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读《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在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6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改造、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党校的校训，又是全党的党训。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18年第5期）

    作者：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大校军衔，军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