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盛会，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勾画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转折点。

    会场布置的庄严、简洁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一间面积不足85平方米的平房里召开，当年这里是中央机关大食堂。
    走进会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墙酱紫色幕布上挂着的两面党旗，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两幅挂像。东西两侧墙上各悬挂着四面党旗。正中的主席桌上面铺着花毛毯，桌上有一笔架、两枝蘸水笔。主席桌两旁各有一张铺着白布的记录桌。主席桌的前边是两排双人沙发，后边有茶几、长条靠背椅、木椅，样式各异，高低不一，这些都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南墙上是张向大会做汇报的最新全国敌我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12时。这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有关部门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
    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
    据当时布置会场的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回忆，北墙上最初挂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位领导的照片，3月5日开会那天，毛主席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会场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统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主席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将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毛主席还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场的位置没有职务之分

     当时担任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的李葆华回忆，开会时委员们没有固定的位置，来得早了就坐在前面，晚了就靠后坐，还有自己带着宿舍的躺椅去开会的，散会再带回宿舍。他和陈毅曾坐在靠窗户边。会议的记录员有曾三、师哲、伍云埔和廖鲁言四人。这个会极其重要，为建立新中国及今后的工作任务、党员干部问题等作了规定。

     党旗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合适

     就七届二中全会照片中党旗上的“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有的照片上有而有的照片上没有的问题，原国家主席、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同志介绍说：开会以前我们讨论过，设计一面党旗，用红地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会议期间，大家议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所以后来就不用有字的了。因此，中央领导讲话时的照片一部分党旗上有字，毛主席讲话时无字的照片，应该是主席作结论时照的。

     让王稼祥担当首任驻苏大使

     王稼祥同志的妻子朱仲丽同志回忆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情景：王稼祥是从东北赶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期间，毛主席单独向王稼祥同志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毛主席首先肯定了他的工作，说他是个人才、好人，叫他会后不必再回东北局，就留在中央工作，并问他愿意作什么工作，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一是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同志很谦虚，说两个工作都是义不容辞的，他让主席来定。主席没直说，让王稼祥再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告诉他。
     王稼祥从毛主席那出来，回到住处与我商量。我倾向于做驻苏大使，因为借此机会可以深造医学，但我深知王稼祥会从党的大局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一夜，稼祥同志辗转难眠，思前想后，最后郑重宣布：宣传部的工作呢?我完全可以胜任，我有经验。外交工作呢？我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就兼任外交部长，我在共产国际任过中共代表，对苏联党的情况比较熟悉，俄语比较熟悉不成问题。目前，从党的需要出发，出任大使比党内宣传工作更有意义。此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单独叫我去，这是对我寄予高度的信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稼祥同志作为首任驻苏大使出使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