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谷弘(1931.04.22—2010.01.21)，就读春晖中学时名叫谷兆相，后上四明山参加革命才改名谷弘。在他书房的旧木箱里，一直珍藏着1925年的两本泛黄的文艺季刊杂志《创造》，封面红色大字“创造”二个字熠熠生辉，两本季刊分别是1925年8月20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和1925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由上海四马路的泰东图书局总发行，编辑者为创造社。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不同类型的文学社团竞相涌现。1921年7月，郭沫若、郁达夫等一群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在东京成立创造社。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正式出版。1925年五卅惨案后，创造社的创作方向由纯文学转向“革命文学”，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父亲把珍藏的两本杂志看作是他的革命火种，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读本，这两本杂志是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领导朱之光送给他的，随之陪伴他参加革命并奋斗终身，意义非凡。晚年的他，常常去翻看这两本杂志，回忆自己走过的革命生涯历程。父亲临终前，颤巍巍地把这两本视为革命火种的杂志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中，手指颤抖透过纸页传来，像在诉说一段藏在时光里的故事。

▲《创造》第一卷第二期目录

    我读中学时，父亲就告诉我，1946年他刚满十五岁，就在春晖中学读书，那个阶段是他革命信仰的起点。当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校服，经常一个人溜到学校后山的竹林里无人处，看这两本进步杂志。

    从父亲这里，了解到我爷爷谷镜环与“三五支队”的渊源关系。我爷爷原是余姚姚南乡（城南区）著名郎中，因医术上有点名气，“三五支队”的领导朱之光时常带伤病员在夜间偷偷来我爷爷家里治伤看病，遇到有重症伤病员时，爷爷往往会立即赶去救治。那时我父亲只知道爷爷晚上给人看病很神秘，不知道在给谁看病，看什么病。1946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朱之光带一名伤员来看病，正好被我父亲遇上，朱之光很和气，与我父亲聊天，得知我父亲马上要去春晖中学读初中，朱之光说：“很好，下次带本书来给你。”并鼓励我父亲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过了几天，朱之光信守诺言，独自来我爷爷家，就带来了这两本杂志《创造》，我父亲如获至宝。不久，我父亲便悄悄带上这两本杂志到春晖中学读书了。

▲《创造》第一卷第三期目录

    《创造》中有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田汉的戏剧等，这让父亲看到了文字里的热血与力量。《创造》刊物在新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创造》像惊雷，炸开了父亲对旧中国的迷茫，也唤起了反封建的革命觉悟。父亲把杂志里的警句熟记于心，在课间、在寝室、在树下草地上讲给进步同学们听，渐渐聚起一群总爱围着他讨论“国家未来”的同学少年。

    《创造》在父亲的心中播下革命火种，并在朱之光的循序引导下，父亲想上四明山参加革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1948年冬天，父亲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带上《创造》在四明山追寻朱之光的浙东游击纵队踪迹，历经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三五支队”，父亲强烈要求参加游击队。朱之光肯定父亲的革命热情，但要求他返回学校，动员联络进步学生到四明山参加革命。父亲没有丝毫犹豫，愉快接受了任务，立即回到春晖中学。父亲先联络余姚老家的陈浩政和魏韶华同学，做秘密动员和上四明山的准备工作，第五天晚上，他们悄悄召集了十多位同学，父亲向同学们宣布了上四明山的纪律及出走时间和步骤。二天后的课间，参加秘密聚会的共十三位同学，各自找借口溜出来，在隐蔽处换上准备好的衣服，悄无声息离开了春晖中学，自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青年时期谷弘的戎装照

    到了四明山，组织安排父亲在游击队里任宣传员，他把杂志里的理论句子编成快板，教战士们唱；把杂志里的故事，讲给根据地的老百姓听。每次去战斗前，他总担心杂志的安全，有时会把杂志藏在山洞的石缝里，每次打完仗，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杂志是否完好。他总说，这两本书是他的“革命火种”和“精神弹药”。

    上虞解放后，父亲带着两本《创造》杂志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公安、工业、计委工作，他坚信革命火种，坚持革命信仰，结合实际工作，用真情服务老百姓。他淡泊名利、不畏强权，一生清贫。晚年给党员干部讲革命火种——两本杂志的故事，讲四明山的峥嵘岁月，还到学校给学生们上革命传统教育课。杂志随着年长日久，纸页越发变黄深沉，而去创造崭新的未来，唯有奋斗早铭记于父亲的心中。

    父亲离开我已十五年有余，我也时常翻阅《创造》，当指尖抚过纸页，仿佛能摸到父亲一生“奋斗”的温度——那是春晖中学竹林里的风，是四明山雪地里的脚印，是父亲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