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伟出生于1911年腊月初三（公历1912年1月21日）。

    大革命时期，1927年2月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任村农民自卫队副队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1月13日参加“黄麻起义”，历任赤卫队副队长、村苏维埃主席、乡苏维埃执委、贫农团副主席、少先队分队长、反帝大同盟主席、互济会主席。1929年4月经时任七里区联山乡妇女主任杨青山介绍在刘家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预备党员）。1932年1月参加红军后，历任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一营一连文书、红十一师参谋处文书、班长、排长；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战斗。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到川陕苏区，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部科员、作战参谋、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反“三路”、“六路”围攻的战斗。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通讯参谋，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队务处主任（副团）、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教育股长、总卫生部直属疗养院政委（正团）、延安经济学校党支部书记、南泥塆中央高级干部疗养院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冀南区委党校副教务主任、华北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副师，见回忆录）、华北军区南线妇女总校政委和党委书记（正师）。1949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副军）。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任总校教导处长、总校团委书记。1951年3月后，参加创办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时任院长王维舟，为军级建制），历任党组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副教育长兼教导处长、副院长、副书记、院长兼纪委书记、名誉院长。1956年至1957年，在中央党校部级干部培训班学习，被中央党校党委任命为十三支部组织委员，毕业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照片存于红安县档案馆）。1982年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长期从事党和国家民族事务和民族教育事业，1985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光荣在校工作三十年称号”，1989年被国家民委授予“献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长期从事民族工作”荣誉称号。

    他出生在红安县七里坪镇张李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七口人没有一人识字，过着打长工卖短工、饥寒交迫的日子。在全家6人的终日苦力扶持下，他从6岁开始在村里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再读“四书”“五经”，刚读完“四书”后，因为家庭困难只得辍学，匆忙结束了7年读书生活。

    辍学后，为了生计，他只好来到本塆地主家当长工。在地主家天没亮就起床，起床后先把几间屋子打扫干净，再把所有的家具抹洗一遍，早饭前还必须把水缸挑满，早饭后再去放牛。有一次地主家小孩哭闹，地主婆无事生非地骂他，他便拿着自己的行李回家了。事后他父母去找地主结算他打工半年的工钱，地主婆说是他先骂人的。不仅不把工钱，而且还必须赔礼道歉！由于他家租种地主稞田，怕得罪地主不让租种田地，只好忍气吞声的给地主家赔礼道歉，哪敢要工钱。

    1927年2月，张天伟被任命为农民自卫队副队长；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紧接着又于1927年5月初，从汉阳兵工厂请来张师傅在塆里龙王庙里建起了兵工厂，生产了32枝来复枪，装备了农民自卫队。

    1927年11月13日夜晚“黄麻起义”爆发，张李家农民自卫队52人在时任黄安县总工会副主席、工人纠察队队长张豪金的带领下，首破黄安县城北门，张天伟扛着来复枪参加了战斗。此后他分别参加了龙王山、张李家、上梅潮、鸭公陈、木城寨、傅格、白马西等战斗，均取得无一例牺牲的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对张李家农民自卫队恨之入骨，发誓要剿灭他们。1929年9月2号早，国民党十三师一个团在叶团长的带领下包围了张李家塆，要枪杀张李家塆18个共产党员，张天伟也在其中。当时两个国军在屋后抓住他，他说我回家穿双鞋吧，马上就来。就这样，他从屋后阳沟跑到村头碾房，从南边窗户逃了出来。当天有三人在塆子东门被杀，另有三人带到县城后被杀，如果不机智，当天塆里第7个被杀的就是他。

    1932年5月，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参加了“苏家埠战役”。战役胜利后，连指导员叫他写标语布置俱乐部列宁室，事没做完突然叫停。张国焘手下说他有文化，读了7年书，家里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阶级出身不好是不能入团的；就这样强行开除了他团籍。为此，他思想上背包袱达13年之久；直到1945年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后，纠正右倾错误路线才恢复团籍，并决定其党龄自1929年4月算起。

    1932年6月，他参加了“潢光战役”，还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反“四”次围剿。1932年10月11日，他随军从四姑镇出发、越平汉铁路开始了漫长的西征，带病参加了枣阳新集、鄂陕交界的漫川关战斗，飞越3600多米高的秦岭、冒着刺骨冰冷渡过汉水，带着伤痛、饥饿和寒冷，征服风雪大巴山；经过九死一生的艰难曲折转战3000余里，终于到达四川省通江县，并在红十师二十八团特务连任书记。红四方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扩编，他任第四军十师医院书记，并随同十师参加了仪南营渠宣达战役。

    1933年春，红四军十一师政委叶成焕找他谈话，要他出任团政委，没办法，他只好说出实情，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已经开除了他团籍，所以没有转为党员。叶政委为此十分惋惜，他也十分难过，仅此一关未通，他以后人生中职级比同期战友低两级以上。

    1933年11月又参加了“反六路”围攻战斗，由于战斗中勇敢，表现突出，1934年4月，经医务主任周绪黄、担架队指导员陈世桃介绍入党，直接转为正式党员。

    此后，他参加了强渡嘉陵江、打阆中、打江油中坝的战斗。

    1935年2月，他调红四军十师师部工作，任师部书记兼作战参谋。具体负责工兵营工作，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当开路先锋。

    在第一次过草地时，中午休息时他翻了又翻干粮袋，没有找到一粒粮食，他左顾右盼，发现旁边有个水坑，就试着用背包里的铁钉子和缝衣服用的线，在干粮袋夹缝中汗水沾上的干粑粑抠下来，找了一根木棍做鱼竿钓起鱼来，不一会儿竟然钓起来一条一尺多长的大鱼。他立刻安排勤务员小王拿来脸盆，在一无油二无盐的情况下，盛着水坑里的水煮了起来；由于饥饿疲惫，他一口气将煮好的鱼汤喝完，到晚上后上吐下泻，浑身不适。从此他一生再也没有吃鱼。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下，1935年9月中旬，他和红四方面军战友们又踏进了布沼泽和淤泥的茫茫草地……

    1935年10月底参加了“天芦名雅邛”战役，战役失利后，他被调到红四军军部二科工作。

    1936年6月，他和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草地。

    1938年3月，进入延安抗大一大队一支队二队学习，任12班党小组长兼副班长，因文化水平较高，同年10月初调抗大四大队任队务处主任（副团）。

    1940年3月，调八路军总卫生部直属疗养院工作，任政委。

    1945年8月初，经中央军委批准，拟任他为新五师旅政委，陈世才带领五干队（到五师干部）150多人行至豫西；接中央电报，日本投降了，五干队回太行山待命。刚到太行山，中央又电令五干队全部开赴东北；因大女儿得了一场大病，滞留在太行山。此后便在冀南区委党校、华北军区华北办事处工作；1948年9月，华北军区根据总政治部决定，任命他为华北军区南线妇女总校政委兼党委书记（正师），校长吴机璋未到任，全校9000人，校址山西晋城。同年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令全校人员半月内全部开到河南商丘。

    1949年2月10日，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杨白冰电话通知他，根据刘、邓首长指示，决定成立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校长、政委由刘伯承兼任，张天伟任政治部主任（副军），全校设五个分校，学员9000多人，是至今为止全军唯一的女子大学。

    1950年3月，二野首长根据他长征时跟藏民打交道多的经验和经历，二野政治部电文指示准备任命他为进藏部队军政治部主任。

    可是，到达重庆后第二天，二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找他谈话，形势发展很快，进藏部队民经出发。根据需要，在二野女子大学总校基础上成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邓小平任政委，他任教导处长兼团委书记。

    受中共西南局指示，1951年3月坐上蒸汽汽车来到成都，开始了艰难的创建西南民族大学之路。

    建校之初，西南民族学院是按照军级单位配置的，于1951年5月成立中共西南民族学院党组，王维舟、张天伟、黄德璋、张汉诚、韩戈洛五人为党组成员。王维舟书记、院长兼任，他住重庆不住校；张天伟任副书记兼副教育长；一方面要负责日常管理，做思想政治工作，又要筹集经费；另一方面又要协调校、地关系和民族关系，又要负责学校规划和基建；同时还亲自讲课，每天晚上还要备课。以致积劳成疾，倒在了厕所。一次，他找到了西南局领导，要求一次性批给西南民族学院500亩土地，不仅不批准，而且受到了批评。1980年西南民族学院旧校区已承载不了发展之势，无奈之下只得在成都双流区再征地几百亩扩建新校区。可见张天伟在办大学初期定位精准，极富战略眼光。

    1951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签发了对张天伟地方大学领导的任命书。同月，邓小平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

    1952年8月，西南局组织部鉴于他多次要回部队的意愿，明文回复他，因为他管理有方又是教学骨干，不能调走。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由军队到地方，由副军降为正厅。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选择了退让，把心里的伤痛深深的沉淀在心底。

    1956年7月，他参加了中共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是四川省委五人小组会议成员；因为一份事关西南民族学院的一份提案，再次受到冷落。

    1956年下半年，他到中央党校部级班学习，利用寒假机会回乡做了一些社会调研，其中走访群众达300多人，反映缺医少药、粮食不够吃、乡村干部工作作风差、群众意见大等问题。他立即向董必武写信反映情况。董必武于12月11日回信，表示已将信件转中央书记处传阅。为当时党中央调整农村工作政策起到参考作用。

    1958年秋，中共西南局不顾实际，超额向农民征收公粮，他下乡后听到农民怨声载道，于是又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西南局主要领导写了情况反映，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结果导致1959年饿死了不少群众。他又向董必武同志反映情况，在董必武直接过问下，西南局及时调整公粮征购政策，并为其摘帽。

    1969年5月，四川省交通厅造反派硬说他文化高，出身不好，实行抄家、关牛棚，脖子挂20多斤重铁牌游街批斗，甚至腰椎被打断，导致远在湖北省红安县老家插队知青大儿子张民新又气又急，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1970年春， 四川省决定撤销西南民族学院。一位穿军服的人要他表态，他说：建西南民族学院是党中央、周总理、刘伯承、邓小平批准，为巩固边疆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撤销这所大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没有中央批准是不行的！由于他态度坚决，终于把这所大学保留下来。

    1978年4月，教育部直接通知他参加全国高校教育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针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开办畜牧兽医专业的经验交流。作为拨乱反正之初西南民大不等不靠、大胆探索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之路，引起与会者共鸣；尤其受到国务院邓副总理关注。

    1978年秋上级发文，他由四川省政协常委改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办公室都布置了，可谈话时他却说，邓小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年轻化，我都67岁了不合适。之后也没有到任。

    1979年8月，中组部两人来到他家，征求他意见，到教育部任副部长或国家民委任副主任。经历了腥风血雨、枪林弹雨、风雪弥漫、饥寒交迫战争的他早已看淡了一切，婉言谢绝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与关爱，继续留在西南民族学院主持工作，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

    他从1979年起，连续三年写退休申请，1981年主动退出领导岗位，担任名誉院长。终于在1992年春批准离休，正部级待遇。

    他从1951年创办西南民族学院，到1992年离休，在西南民族学院奋斗四十一年，四十多年来，共为云、贵、川、藏4个省区44个民族培养人才22000多人。其中一人少将，4名副省级，近百名厅级，200多名县处级和100多名国家级专家，还有的战斗在边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离休后，为了抢救历史、教育后人，他与身体拼搏、与时间赛跑，日以继夜的写回忆录。先后完成了《二野女大》、《采撷年华的光点》、《历史的光点》、《党旗下的忠诚》等4部著作，作革命传统报告几十场，参加了近10部电视专题片的拍摄，出席了电视剧《铁血红安》的开机仪式，中央电视台授予他“永远的红军”奖章。

    2015年6月5日14时30分，张天伟在成都华西医院逝世，享年105岁；走完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老红军的百年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