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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刘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完成战略布局。在这个战略小组中,刘伯承挂帅,徐向前任副组长。而他的成员中包括粟裕、萧劲光、刘亚楼等等身经百战的将军。那时中央交代给刘帅的任务是负责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并把研究结果交给军委以及各个部门。
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放在一个小组,怎么可能是“编外参谋”?他的意见,怎么可能只是“参考"?在这一特殊的岗位上,刘伯承夙兴夜寐,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给高层撰写了众多重要的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武器的研制、铁路的修筑,到战士负荷的减轻,他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无一例外受到特别的重视,直接进入了决策,促进了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建设,这也为他参与指挥1962年中印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刘伯承担任战略小组组长的1959年开始,中印战争就已经在酝酿了。1959年夏秋之际,印度开始不断袭扰侵略占我境,制造流血事件,局势变得紧张。中方一忍再忍,但印度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大幕拉开。
1962年4月19日,中央常委常会专门研究了中、印问题。毛主席说“看来是需要打一下了。”然后,转对邓小平说"打一下,还是要把你的老搭档请出来。他是西南问题专家…"此后成立了“刘伯承指挥部”(即总部指挥部)和“张国华指挥部”(即前线指挥部)。
1962年5月,刘伯承作出明确判断:“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他认为,“这个仗非打胜不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使我们及早从这个方向腾出手来,对付主要敌人(美苏)"。
根据西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二野麾下18军进藏的经验,刘伯承最担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他对总后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962年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印军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具体意见。他要求任务部队要抓紧战前训练,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至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
之后,我军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各地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部队,也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军侵略据点,进占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东段,我军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中方翻译),是1962年对印边境反击战中我军俘虏的最高指挥官,被俘后受到我军优待,每周两条烟、半斤水果糖,还安排到上海旅游,遣返回国后官升两级。战败待遇这么好,他被俘时笑容灿烂也就不奇怪了。
刘伯承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后,十分高兴。他判断印军不会善罢甘休,仗还会继续打,便抓紧时间阅读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他要求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
刘伯承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确保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为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做好防护准备。”“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
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两山脊间的洼地)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人的侧击。如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地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更多的兵力、兵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我军的正面反攻,印军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让刘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的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该敌配置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他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来加以对付,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未和迁同部法:正面攻击和迂回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远历率迁回和近跃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地动作。”
关于炮兵的使用,刘伯承给予详尽的指导:“现在炮兵基本上是集中使用的,部署是前轻后重,这多半是由于地形上的关系。集中指挥的炮兵群,要向步兵团、营甚至连,派出通讯班或联络员或代表,步兵可以通过他们对炮兵提出要求,炮兵也可以通过他们指示射击的具体目标。这样既不会误伤自己,也可以有效地支援步兵。总之,山地战步炮如何配合好,协调紧密,要多想些办法,不要再发生误伤。”
他特别交待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关键;二是统一的时间,计划都有,要确保其实施,还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做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刘伯承还考虑到了防空问题,交待要注意两个方面,即防空袭和防空降,“在现有条件下,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有些山垭口,如果敌人空降占领,也会引起很大麻烦”。
刘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连串切实可行的对策,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11月16日,我军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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