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向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进军，彻底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任务。

    1949年7月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西北军事政治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西北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即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西北战场的指挥者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和友邻部队的大力支援配合下，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了西安、兰州等城市。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为防止逃窜至河西地区的国民党残部4万余人进入新疆，第一野战军以1兵团2军和2兵团兵分左右两路向河西走廊挺进。左路1兵团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向西宁挺进，在解放西宁后，沿西宁至张掖公路向河西走廊进军；右路2兵团在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率领下，沿兰（州）新（疆）公路向西北追击前进，以造成夹击河西走廊逃敌之势。

    张掖解放的光辉进程

    扁都口地处祁连山中段，是青海与甘肃两省之间的重要通道，也是河西走廊通往关中地区的南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9年9月15日，左路1兵团2军5师跋涉草地，翻越雪山，经过20多小时的连续行军，终于抵达民乐县境内。在民乐县炒面庄、张连庄稍作休整后，于17日凌晨兵分两路向洪水城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军攻克民乐县城，县长张汝伟率领县政府留守人员150余人投诚。随后，在六坝附近又全歼前来增援的敌军。至此，民乐全境解放。

    9月19日，2军5师骑兵团自民乐六坝出动，联合5师侦察队和13团从南关突袭，仅以19分钟战斗攻入张掖县（今张掖市甘州区）城区。解放军乘胜连续作战，追歼残敌，于当晚截获由山丹西逃的敌军，太平堡、城西周家庄子（今甘州区长安镇一带）、沿河墩等地驻守敌军也纷纷投诚。21日，3军军长黄新廷率领2兵团快速部队由武威出发，22日进至张掖县，与王震司令员率领的2军在张掖县胜利会师，张掖县城解放。曾长期盘踞张掖的国民党马步芳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部也在穷途末路之下，于9月26日到张掖城向军管会投诚。

    张掖县解放后，驻守山丹的国民党势力处于我人民解放军三面包围之中，9月21日由兰州向河西走廊挺进的右路2兵团4军先头部队进占山丹，山丹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国民党溃兵共600余人在山丹东乐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山丹解放后，国民党山丹军马场被解放军3军接管。9月22日，1兵团2军进驻沙河堡，威狄堡一带，2兵团3军进驻临泽蓼泉上庄村、临泽县城（蓼泉镇），实行军事管制，临泽县和平解放。

    高台县，是向西通往酒泉及新疆的战略要冲，高台解放事关玉门油田顺利接收和解放军进军新疆。9月22日解放军张掖胜利会师后，驻守高台的国民党军闻风逃窜。9月23日，1兵团2军5师到达高台以东，国民党新疆省警备司令兼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派曾振五前来进行起义谈判，在张掖会见王震司令员后，与2军副参谋长刘振世前往高台，向驻守高台的敌长官沈芝生说明起义意图，出示张治中先生的电报及陶峙岳将军的亲笔信，沈芝生立即表示拥护起义，并打电话通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副参谋长彭铭鼎由酒泉赶到高台，与人民解放军议定：各方部队停止进攻，就地待命。9月24日，陶峙岳率领彭铭鼎、曾振五及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驻酒泉国民党军队3.8万余人通电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整编，国民党高台县县长金作镜（民盟盟员）率部投诚，高台县和平解放，随着高台解放，彻底结束了国民党旧政权在张掖的反动统治。

    10月2日，张掖地区举行党政军民4000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张掖解放。随着解放大军西进，祁连山北麓获得解放，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各族人民获得新生。

    张掖解放的历史意义

    张掖解放是第一野战军将士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扬人民军队连续行动、英勇奋斗的战斗作风，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的结果，是第一野战军正确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运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迅速解决国民党军队，加快胜利进军新疆的重大步骤，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军队在西北战场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祁连山麓地区各族人民在历史上长期分属不同地区管辖的局面，对于完成和平解放新疆、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实现民族团结、开发建设祖国西北、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为张掖地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解放后的张掖，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热烈庆祝，另一方面是满目疮痍，特务匪徒到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浪街头，学生工人等待复课复工……，在推翻国民党在张掖的统治后，如何把张掖顺利地接管过来，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张掖，成为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张掖人民的首要任务。第一野战军1、2兵团在解放张掖的过程中，陆续在各地建立起军管会、军分区，张掖地委、专署和各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也迅速建立，各级群众组织普遍成立。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作需要，张掖地委结合实际情况，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密切依靠人民群众，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在各县开展剿匪肃特，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恶霸地主，镇压反革命等斗争，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在本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从而巩固了新生政权，转变了社会风气，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受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兴风作浪，解放初期物价猛涨，经济秩序混乱，按照中央指示和上级部署，各县县委、政府执行“稳定市场、平抑物价”的方针，采取“抛售粮食、棉花，稳定市场；加强管理，禁止非法买卖，打击投机活动；运用法律手段，惩治囤积居奇、扰乱市场、投机倒把的首要分子”等措施，使市场物价保持平稳态势，为稳定经济秩序和恢复工农业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根据政务院颁发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西北新区农村减租处理债务暂行办法（草案）》和省、地委安排部署，1950年1月开始各县开展减租减息清债，为群众夺回土地、房屋、粮食，减轻了地主对贫困农民的经济剥削，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通过一系列斗争与改革，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创造了条件，为克服当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张掖地区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掖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是为支援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创造了条件。河西走廊是进军新疆的必经之路，只有尽快解放张掖，解决云集在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才能为解决大军西进和平解放新疆开辟道路。在我军5师部队抵达高台、发动进攻时，国民党新疆省警备司令兼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派人前来张掖进行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为促成驻酒泉和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我军即令已开赴高台的部队暂停攻击，同时要求驻守高台的国民党部队原地待命，不得阻止解放大军西进，为和平解放酒泉、收回玉门油矿创造了条件。张掖解放实现了河西战役的第一个目标，在当地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军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做好政治思想和其他准备工作后，继续西进。张掖地区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了大批的军需品及汽车等物资。在新生的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张掖各族人民出动人力、财力、物力积极开展劳军支前行动，成立支前小组，动员大车、出动支前民工积极参与，在较短时间内为部队供应炒面16.8万公斤、草料87万公斤、面粉252万多公斤，预借小麦963.9万多公斤，少数民族群众为解放军送来牛羊，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带领下，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师生积极为西进部队抢修车辆机械，提供油料，救护伤病员，为解放军提供河西各方面的情况，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西进所需粮草和其他一切军用物资，为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新疆作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随着张掖和河西走廊全境的解放，人民解放军向西进军新疆的通道被完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