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色收藏爱好者，几十年孜孜不倦，从收藏文物到研究文物，从对文物本身的研究到对史料的补正，填补了不少党史、苏区史、货币史的空白，做了不少功德无量的好事。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洪荣昌同志。

图1   洪荣昌在撰写文稿时认真核对史料

    洪荣昌原来是一个行政领导干部，退休以后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由于身处原中央苏区所在地，比较早就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研究苏区革命文物，几十年如痴如醉，在各种媒体发表了非常多的研究文章。对解读苏区文物，传播红色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能量满满。

    历史的研究是渐进式的，历史学家局限于自身条件的制约，没有办法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非常清楚，总会有一些遗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后人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发掘、补正，使之不断完善，是常理之中。洪荣昌正是这样，在学习研究现有史料基础上，利用收藏文物的优势，通过文物说话，补正、改写了不少苏区的历史，这是他的一大贡献。

    下面我就洪荣昌利用苏区文物改写相关史料的事，举几个例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印制发行时间问题

    2011年9月洪荣昌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红色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版别研究》一书，书中所列五分铜币293种版式，其中包括阴阳、背逆、叠打、移位、弱打、破版等等各种趣味币。《红色货币》出版之后，受到钱币学界和红色货币收藏爱好者的一致好评，成为钱币收藏研究的工具书。此书是以铜币现存的图形确认版式的，从理论上说，一种图形一个版式也是对的。但后来才发现，不少版式币实际上是同一种钢模印制出来的，由于某种意外原因增加了图案。如破版币，钢模还没有破的时候，印制出来的币是原版币；钢模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印制出来的币可能只增加了一个或者几个小点；钢模进一步破裂，印制出来的币可能就是一条线。以此类推，钢模越破，币印制出来的图案就越多。这种从同一个钢模衍生出来的不同图形的币叫“衍生币”，衍生币的种类层出不穷，每一种不同的图案算不算一种版式，非常值得探讨与研究。      

    从2012年开始，洪荣昌把五分铜币版式研究回归到原钢模问题上，把各种各样的衍生币进行“去伪存真”的辨识，以“一个钢模为一种版式”为原则，去除同一钢模因某种原因产生的各种衍生版式，重新编制“原钢模版式币”图谱。为此，洪荣昌采集16000多个实物图片，使用400多万个数据，最后得出“正面钢模47个，背面钢模110个，合计157个钢模，总共167个原钢模版式币”（不排除今后还有极少量发现）的结论。

    当研究结果得出这个数字以后，洪荣昌心里非常纳闷，这个数字与教科书上所说的相差太远了。因为根据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厂长谢里仁同志回忆：那时候由于钢材质量不好，一个好的钢模能用两天，差的只能用一天。按正常逻辑推理，平均一个钢模使用一天半时间计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1932年7月到1934年10月的800来天里，应该为制作五分铜币雕刻1000多个（正面、背面合计）钢模。

图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

    由于研究结果与正常逻辑推理存在巨大差距，洪荣昌对五分铜币的印制发行时间产生怀疑。因此，他到处找资料查正，但令人遗憾的是查找不到准确的史料记载。由罗华素、廖平之主编，耗时十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在第四章第二节的“硬币的品种与铸造”里，虽然对铜币制作历史介绍比较详细，却没有提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铜币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制作发行。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的发行时间，不仅在这本书里无法找到。在1994年6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李年椿先生编著的《中央苏区货币文物图鉴》里，只有采访谢里仁时的照片及其由谢里仁签名的五分铜币拓片图片，同样找不到铜币发行的具体时间。《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8月版），在阐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的历史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银币的制作，对铜币制作未作任何介绍。由吴筹中、金  诚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编》（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在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时，只有一句话：“五分铜币与国家银行银元券同时流通”，也没有介绍五分铜币是什么时间开始制作发行的。

    其实，不仅仅是解放后这些重要著作，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铜币的开始发行时间未作介绍，就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也只说到国家银行从7月开始发行纸币，到年终共印成壹元票375000元，贰角票103000元，壹角票129800元，伍分票48375元，总计印刷发行656175元。没有提到铜币和银币的印制发行情况。

    长期以来，钱币学界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包括一分铜币）的发行时间，要吗回避不提，要吗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断说成1932年。纵观全世界众多的钱币鉴定评级公司，所评级装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在发行时间标注上，写的都是“1932”。不论中国的钱币评级公司，还是世界著名的钱币评级公司，无一例外。

    洪荣昌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最终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与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2013年6月版第1412页，找到了准确答案。

    原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与一分铜币是1934年2月5日开始印制发行的。这个发行时间，正好印证了谢里仁的说法是正确的。从1934年2月5日到同年10月初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大约只有240天，按平均一个钢模使用一天半计算，理论上雕刻过160个钢模。这与洪荣昌多年苦心研究发现的157个钢模是非常吻合的。

    洪荣昌根据这个研究成果，写了一篇《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的三个问题》文章，发表在《中国钱币》杂志2018年第一期上。澄清过去教科书上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发行时间的论述，为改正苏区货币发行历史做出了贡献。

图3   北京公博钱币鉴定公司标注的正确时间

    中国最大的钱币鉴定评级公司——北京公博钱币鉴定公司，根据洪荣昌研究成果，从2018年8月开始，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含一分铜币）发行时间，由“1932”改成“1934”。这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家，标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准确发行时间的公司。

    红色政权商业累进税开始征收时间问题

    过去，史学界关于红色政权征收商业累进税问题的叙述，大多采用欧阳钦1930年9月3日《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这篇史料。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由于信息不通，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指导全国的工作，于1931年4月，派欧阳钦同志前往中央苏区。欧阳钦同志接到任务后，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依次到汕头、大浦、永定，从永定走陆路经上杭、长汀到瑞金。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后，终于抵达了瑞金，并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瑞金期间，他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红军高层战役部署研究。为了解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多情况，欧阳钦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到各地调查研究。

    同年7月，欧阳钦返回上海汇报。此时欧阳钦面临一个难题，国民党“不给共党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蒋介石十八字敕令，预示着若想安全返回上海，欧阳钦不能携带任何纸张。
欧阳钦记忆惊人，两手空空回到上海后，先向周恩来进行了口头汇报，再用了一个星期，凭装在脑海中的记忆，精确地写成了《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这份报告有两万多字，包括很多具体数字，比如部队多少人用多少枪打了多少仗等。由于他在苏区期间撰写了不少情况报告，毛泽东曾称他为秀才，说“欧阳秀”文笔很好。

    欧阳钦在他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阐述中央苏区税收情况时说：“赣南、闽西根据地……对商业累进税还没有征收”。这个结论，被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应用，如张  侃、徐长春所著的《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一书，就肯定了在1931年9月以前，中央苏区没有征收商业累进税。

图4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征收商业累进税收据

    事实与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所说有出入。洪荣昌通过《永定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收据》实物说话，将红色政权商业累进税的历史提前了一年七个月。

    这张征收商业累进税收据，是洪荣昌在2003年夏天从龙岩一位收藏家中转让而来的。由于那时候洪荣昌对苏区革命文物的收藏刚刚开始，且当时他的主要兴趣点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上，还不在于税收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使这张商业累进税收据一躺就20年。

    2022年12月初，由于国家放开对新冠疫情的管控，全国各地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短时间内人人自危，没有感染的怕感染，感染过的人怕再次感染。所以，是年春节期间大家都怕走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串门。洪荣昌也只好天天呆在家看看书，写写苏区革命文物收藏与鉴赏方面的文章，翻翻保存在电脑里的图片资料。

    当他在电脑里再次看到永定县商业累进税收据图片时，不由得为之一惊！

    这张永定县第一区商业累进税收据，竟然是一件非常有史料价值的文物：它是红色政权最早的商业累进税收据，缴税时间从1930年2月开始，比史料记载早了一年七个月；也是红色政权缴费最少的商业税收据，三个月合计才4分8厘，不到5分钱，每个月平均所缴税收只有1分6厘钱，低得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同时还是红色政权第一张使用自己发行货币为结算单位征收的税票。

图5   征收商业累进税收据局部放大

    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物说话，改变历史》的文章。于2023年6月3日发表在《今日头条》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确认红色政权征收商业累进税起始时间，提供了有力的文物佐证。

    发现与考证了红军书写《革命标语》的新规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虽然从全国角度看范围不是特别大，全盛时期面积只有40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但在这些革命根据地中，留下了非常多的革命标语，成为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利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号召下，各级各部门非常重视革命标语的发掘、整理、研究与宣传工作。

    过去对于革命标语的辨识工作，主要依据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的《红军标语》规定。这个书写标语的规定内容总共分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士兵利益”、“红军”、“商人”、“共产党”、“共产青年团”、“青年与妇女”、“目前时局”、“地方口号”等13个方面134条。并且对如何书写标语提出9个方面注意事项。如规定不要写草字、省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个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对全部134个标语分三种写法；除各纵队政治部制定地方口号之外，宣传队不得自由创造新鲜标语；军部直属队各单位由政治部负责自行分工；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署名一律署“红军”两个字，不准署杂色名义；凡比较语气标语，如国民党共产党比较，红军白军比较等，只可连写，不可分写。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规定对于当时红军部队宣传员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是非常方便实用的。

    1930年3月29日，红军攻克江西大余县城后，红四军政治部再次颁布《革命标语》的内容。该内容从1929年4月17日规定的134条增加到176条，书写注意事项没有什么变化。

    这两个关于书写革命标语的规定，是目前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党史、苏区史研究部门，研究、辨识、解读苏区遗留革命标语的教科书。

图6   两本红军《革命标语》原件

    非常巧合的是，洪荣昌于2016年在江西一个文物收藏家那里买到两本红军《革命标语》原件（图6）。该《革命标语》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颁布，由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在宁都县翻印的。一本为白色区域使用，于1931年2月22日翻印；一本为红色区域使用，于1931年3月23日翻印。32开本共有26个页面（缺少白色区域使用的封面和封二两个页面）。为了弄清此《革命标语》的来龙去脉，洪荣昌翻阅了非常多的史料，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地方记载，属于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物。

    为此，洪荣昌对新发现书写《革命标语》规定，进行了从文物纸张特征、印章特征、书写格式以及蜡板刻写特征；落款单位、时间、地点的真实性；内容与历史记载的吻合；翻印组织者谭政的经历及其思维形式分析；军博革命文物专家的鉴定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有根有据的考证。

    除此之外，洪荣昌还发现了该《革命标语》六个方面的文献价值：一是第一次发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颁布的《革命标语》。二是第一次将革命标语区分成“白色区域使用”与“红色区域使用”两个部分，给红军宣传员书写标语带来便利。三是第一次将“反对第三派别”、“消灭AB团”写入标语内容，见证了那段残酷的历史。四是标语总数有251条之多，是目前所发现的革命标语中最多条目的，创造了革命标语之最。五是关于标语署名的规定，是辨识红军标语的理论依据，为研究苏区红军标语的落款起到了关键作用，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六是目前还没有报刊杂志、网络平台以及相关书籍介绍过，是第一次发现的仅见品。

    洪荣昌将这些发现与研究，撰写成《红军〈革命标语〉研究》一文，全文一万八千字，于2019年10月10日在自己创办的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发表。同月16日，《人民日报》客户端还转载了这篇研究苏区文物的长文。

图7    《人民日报》客户端转载

    红军书写革命标语新规定的发现与考证，非常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关于革命标语落款代号的规定，对革命根据地现存标语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部原副部长（现为文物保护室主任）程定飞先生所说：“这下好了，红军标语落款问题找到依据了。”

    真的应该感谢洪荣昌同志，是他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苏区革命标语研究的空白。

    改正了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结论

    关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的发行时间、纸币性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几十年来只有一种结论，那就是1991年由著名钱币学家吴自权先生提出的“券样论”。

    吴自权先生认为：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正面的两边竖书“增加工农生产”和“发展社会经济”口号看，纸币的设计一改过去铜币券上的“赤色区域，一律通用”的提法，表明此时的江西苏区形势有了实质性的转变，银行的作用即将与时俱进，为苏区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工作。从而认定：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并未公开发行，是“券样”。主要原因是制作时间在1931年11月前后，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货币，江西工农银行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省分行，江西工农银行没有必要再单独发行壹圆券了。

    这种制作时间的认定与未公开发行“券样”的结论，一直被红色政权货币研究学者视为经典的史料，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

    洪荣昌在收藏研究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中，广为收集相关史料，发现原来史料记载与吴自权先生的结论出入较大。因此，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与研究分析，写成《新发现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史料》一文，发表在《中国钱币》杂志2023年第四期上，引起红色政权货币研究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图8    1931年2月8日《大公报》报道

    文章列举了1931年2月8日《大公报》的报道；1931年3月1日，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月刊的报道；1931年5月27日《上海画报》的报道；1933年7月上海青年学会书局出版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报道；1934年12月29日，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编印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报道；1949年7月俄文版《红色中国》的报道。用这些报道，证明江西工农银行壹圆纸币并非是吴自权先生所说的，制作时间在1931年11月前后，而是在江西工农银行建立初期。由于制作时间这么早，关于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货币，江西工农银行没有必要再单独发行壹圆券的结论，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