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陈公博、周佛海

    1、陈公博

    1892年，陈公博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0年10月20日，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由他任主编。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中共中央决定给予留党查看处分。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最终他被开除党籍。1922年，陈公博在汪精卫的资助下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陈公博：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后来走过的人生之路，则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随后，他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1932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他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建议“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继汪精卫之后的头号汉奸。

    陈公博在面临覆灭之际，亡命日本，但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被押回国。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起诉书列举了他十大罪状，包括“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收编伪军，祸国殃民”等。6月3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

    2、周佛海

    1917年初夏，周佛海东渡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7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会的海外“一大”代表。

    1922年3月，周佛海考入东京都帝国大学，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9月正式脱党并获批准。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的道路。他开始追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借助于戴的力荐，得到蒋介石的垂青，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后，又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出任汪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

周佛海：中共“一大”旅日代表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又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1945年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但周佛海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性命。不过，他刚松了一口气，却因心脏病日益严重，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陈公博和周佛海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三号大汉奸。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他们二人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何谓汉奸？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笔者认为，陈公博与周佛海比张国焘走得更远。如果说张国焘主要是叛党，而陈公博、周佛海则主要是卖国。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

    陈公博和周佛海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告诉我们：面对恶势力，投降变成了他们心中的“曲线救国”。在他们眼里，也许只有跪着妥协，才能获得侵略者的宽恕。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英国侨民科尔斯基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汪精卫资助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周佛海被国民党和汪伪政权的高官厚禄所吸引便是明证。

    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原本能够青史留名，流芳百世，最后却导致众人唾弃，遗臭万年。这说明如果带着投机心理入党，不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背叛初心与使命，必然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蜕变。    

    追寻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迥异人生，正如鲁迅先生精辟指出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纯粹、愈精锐了。”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论坛会场

    听完讲课后，大家十分感慨，纷纷发言谈感想。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敬老志愿者基金办公室主任李伟说：建党百年，我们举办或承办了多次党课，对党史有一定的认知。今天听了王会长的讲课，感觉很新颖，有的是过去从没听过的。王会长利用工作之便，接触了老一辈革命家，听取了他们的大量原始史料，又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党的一大十三位代表，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他都做了细致的阐述，也点评了从他们身上吸取的经验教训。王会长把这些资料认真整理出来，呈现给大家学习，是功劳也是功德，半天时间，高度概括，让听课人坐的住，听得进，充分说明了王局长讲课的专业水平之高，人格魅力之强。

    河南郑州医圣56代传人张泰源私人护卫，郑州东品康美总裁，温腾飞说：我一直是办企业的，听了一些党史，但都不系统，今天听了王会长系统的讲党史，很受启发。深感我们党建党和发展的艰辛不易；党带领人民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不易；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易。建党百年，党值得我们歌颂。今后要进一步学习党史，永远跟跟党走，做好自己的事。

    王元慎简介：1951年6月出生湖北武汉，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曾有在军事院校学习，西藏边防连队戍边和在北京市属企业工作的经历。1978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国际关系学院），历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酷爱阅读与研究中共党史；喜欢观看反映中国革命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参观过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常委及彭德怀等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主要革命遗址及相关展览。

    通过采访老一辈革命家的夫人或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撰写过多位重要党史人物，并于2011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9万字的个人专著《往事追踪—党史轶闻与人物专访》。2015年之后，在中央财经大学、部分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及社区讲授《习近平与治国理政》等课程，受到广泛好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制作以《觉醒、探索、奋斗、辉煌》为主题的中共百年党史系列课件。已经完成的有，第一讲：《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伟大意义》；第二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即将制作完成的有第三讲：《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第四讲《习近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拟制作的课件有：《高风亮节 鞠躬尽瘁---百年党史中的周恩来》、《百年党史中的巾帼英雄》等。

    此外，还撰写了几篇具有独特视角和珍贵史料价值的党史研究文章，即《一陈“三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注：一陈，即陈独秀；三李，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共同的起点与不同的终点---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及启示》、《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顺利召开的幕后功臣》等。

    现为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理事，中红网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