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杨松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34期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一文，系统回顾了1938年前的东北抗日斗争史。5月，杨松又在《解放》第38期上发表《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文章涉及统战、军事、根据地建设、民众工作、反“讨伐”等。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井冈山道路与东北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贯彻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这是在中共党刊上最早发表的介绍抗联斗争的文章，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抗联斗争经验教训的第一次尝试。为党中央了解东北情况和在指导全国抗战中进一步发挥东北经验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杨松在中央宣传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分别著有《论民族》七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主编《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况。1939年春，他与张闻天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宣传中国抗战。1941年初，还协助张闻天出版了一种兼用英、俄、法文字32开、毛边纸油印刊物《中国通讯》，继续开展国际社会宣传。在中央马列学院，同邓力群合编了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的评价，直到现在仍为史学家们所肯定，该书曾于1947年、1949年、1955年连续再版。又与吴黎平合著了《社会科学概论》，作为当时的马列学院教材，解放战争时期又被东北解放区定为初、高中课本。他还在《中国青年》、《中国文化》、《新华日报》、《中国妇女》等党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时论、专论文章，仅见于《解放》周刊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就有25篇，并翻译和校对了多部马克思、恩克思、列宁著作，留下了500多万字的理论著述，这些都是我党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八、为办好党中央的《解放日报》，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在他逝世后，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予以高度评价。

    1941年3月，中共中央调杨松协助博古创办《解放日报》出任总编辑。办报初期，人少事繁，百端待举，加上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当时经济生活和各种物资材料面临着极大困难。对此，杨松和博古与报社同志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解放日报》在5月16日正式创刊。《解放日报》的出版，是我党新闻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他亲自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领导同志及主要干部执笔，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组织、学校、机关和部队学习讨论的材料。”毛泽东还亲自题写了发刊词，指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

    杨松作为总编辑，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对编辑部的工作一丝不苟，每天从社论到消息，都要仔细审阅，对疑难问题从不轻易放过，总是查资料，找有关同志研究推敲，以求准确无误。他常对报社的同志们说，“做一个党报工作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要为党培养大批的党报工作者，我们自己也更得积极锻炼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党报工作者。”他亲自撰写社论，报纸发行一个多月，就写了29篇社论，针对蒋介石妥协投降的逆流，杨松写了《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晋南战役的教训》《提防零星出卖》和《国民党缺少什么》等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了美英帝国主义“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批判了国民党崇美降日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

    1941年5月下旬，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提出的“对干部教育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要求，对杨松震动很大，他认识到担负着宣传舆论重任的《解放日报》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方向，真正担负起党报使命。他对张仲实说，“我们对于外国的事情还能谈几句，对于本国的情形的确不够熟悉，我今后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的现状。1941年9月14日，在杨松的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杨松改革新闻工作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1938年3月至1941年春，杨松除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外，还执教于中央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并先后分别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中、华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解放》周刊编委等职。曾十二次出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研究制定我党、我军的政治路线和建设路线。1941年9月10日至11月22日，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在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黄昏到深夜，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涛对我们说，“我们编辑部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总见杨松仍在写文章、审稿。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与报社同志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成为党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

    每天一篇社论，耗费了杨松大量的心血，再加上报社繁重的日常工作，使他劳累过度，原在东北工作时患下的肺病复发。1942年春，杨松的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但仍坚持工作，后经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一再督促劝告无效后，组织上只好强迫他到中央医院治疗。动身的头天夜里，他还坚持把吴一铿送来的文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签署了自己的意见。动身的当天他还对前来送行的同志们高兴地计算着说：“两个月内我就会回来工作。”经过治疗，杨松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没过多久又日渐加重，就在他病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工作，靠着枕头为报社写文章，有时竞通宵达旦。医生不让写，他就动员护士保密。他一再说，“革命工作比我的病更重要啊！”直到生命垂危时，他还对博古说，“病好以后我还要为党再奋斗30年。”对杨松的病情，党中央十分关心，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100元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嘱咐中央管理局的同志买鸡炖汤给他补身子。在延安4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杨松深为了解。在杨家岭、王家坪、毛泽东多次出席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的会议，与杨松等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一起散步谈心。毛泽东每次会见苏联客人，总是请杨松当翻译。平时，杨松还带夫人到毛泽东家里串门做客，两家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博古、张闻天、朱德、贺龙、王稼祥、陈云、叶剑英、蔡畅、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到医院看望，并嘱咐医护人员要千方百计进行医治、抢救，党中央的关心，使杨松充满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艰苦斗争的环境，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杨松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终因病情恶化，于1942年11月23日在延安中央医院溘然长逝，时年35岁。毛泽东得知杨松逝世的消息后，深感悲痛，他为我党新闻宣传战线上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士而深感惋惜，即挥笔题写挽词，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杨松同志办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这是对杨松为党为国无私奉献的充分肯定和革命一生的高度评价。

    作者：吴隆繁  杨松堂侄孙,(杨松革命事迹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