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7日这天，有一位名叫戴克夫的医生，手持临夏专区专员公署领导人马青年、张乐山、张质生三人联名签署的公署用笺，从临夏专区公署，专程奔赴甘肃省人民医院，特意赶来诊治当时因患急性胆结石住院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高龙舟先生。那时的临夏专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日夜奔忙操劳的临夏公署主要领导人们，为什么要以亲笔、专函、联名的方式，特派戴克夫医生专程来甘肃省人民医院，特意给高龙舟县长治疗急性胆结石的病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福佑烈洼村

    高云（1891-1960年）字龙舟，汉族，祖籍康乐县八松乡烈洼村高家窝铺，后来随父辈迁移到本村葱滩庄，他从小天资聪慧，机敏过人，自幼在祁梅仙先生创办的葱滩私塾里刻苦攻读，勤学好问，饱览诗书；由于成绩优异，私塾毕业后，就考入临洮县公立学校学习，18岁考上了临洮县的秀才；成人后见贤思齐，团结相邻，为人忠厚朴实，曾经在树风学校下属的烈洼风化初级小学任教多年。那时，八松、烈洼一带，树木茂盛，时常都有虎豹豺狼等野兽出没，并侵害乡亲及其牛、羊、猪等家畜。为了看家护院，保护乡邻，闲暇时间，高龙舟便时常跟随父辈们用老土炮（自制的土枪），射击各种前来侵犯的野兽，并且练得百发百中，多次保护了老百姓的牲畜，乡亲们称赞他为“神枪手”。高龙舟学识渊博，智勇双全，能言善辩，在当地威望逐高，深受父老乡亲们的拥戴。

    智救众乡亲

    在民国18年（1929年），河湟事变后，由于匪徒们的破坏，烈洼学校的所有校舍全被焚毁后，师生们被迫停学。高龙舟即在家乡组织周围好几个村庄的枪手、猎户们，练枪自卫。

    同年夏日的一天，从槐山子梁背后窜来了一股不明身份的土匪，妄图钻进八松庄、烈洼村的几个小山沟里，肆意地烧杀抢掠，吓得许多乡亲们都躲藏在高家窝铺的庄子里，屏住呼吸，不敢声张。

    当猖狂成性的匪徒们刚走进庄口，准备要抢劫牛羊时，突然从庄子四周的窝铺林、烈洼林、白桦林等密林里，枪声大作，呐喊声不绝，原来是高龙舟提前把家乡周围，曾经经过训练的猎户、枪手们组织起来，早已埋伏在几个庄子周围，严阵以待，让乡亲们打枪的打枪，呐喊的呐喊，震耳欲聋的土枪声和斥责唾骂的呐喊声，同时齐发，吓得这股土匪们拖着几具受伤的身体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到八松川里来骚扰众乡亲的安宁。

    由于人品好，枪法准，并剿匪有功，又在当地猎户、枪手中能一呼百应，1929年高龙舟被临洮县政府（当时康乐县八松乡为临洮县西乡第五区）委任为暂编便衣游击第一队队长，史称“高队长”。1930年起担任甘肃省省防游击第一路步兵第一营第二连连长。

    民国21 年(1932年)6月10日，临洮县政府成立了洮西保安团，高龙舟晋升为副团长兼任第一中队长，下辖3个分队，驻防苏集丰台堡；第二中队长杨柱丞(兼)，辖3个分队，驻新集、高家集。团长是高文炳(字虎丞，康乐县八松乡烈洼村高家窝铺人)。

    民国21年(1932年)9月1日，临洮县洮西保安团改成康乐保安团，主要用来保护刚刚成立的康乐设治局。

    担任总指挥

    民国25年(1936年)春，康乐设治局从临洮县分离出来，成立康乐县后，原保安大队与直属保安大队、康乐保安团，改编为甘肃省直属第二保安大队，正队长高文炳，高龙舟担任副大队长，兼任康乐保安团第一中队上尉中队长。

    当时，由于大队长高文炳患病在床，高龙舟自1936年担任康乐县自卫副大队长以来，天天忙于维持全县的治安和剿匪工作，在胭脂三川做出了许多工作，至今还在家乡人民之中相传。

    特别是1936年农历六月廿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12师，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跋山涉水到达康乐县莲麓乡、景古镇等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军民之间结下深厚的鱼水情谊这件事，对高龙舟影响很大，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方针、政策都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为他以后为民请命，为党立功的伟大壮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民国26年(1937年)腊月24日，大队长高文炳因病去世，副大队长高龙舟荣升为大队长，继续努力维护着全县老百姓安定团结的生活秩序。

    民国29年（1940年）8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将甘肃省直属第二保安大队，改为甘肃省第五直属大队，官兵213名，大队长由保安五团第一大队长张用久(临洮人)担任，高龙舟升任为总指挥。

    民国30年(1941年) 2月，甘肃省第五直属大队编入省保安司令部第五团。民众代表高龙舟、马延寿等人，以情形特殊为理由，请求由甘肃省政府直属，粮饷仍由地方照旧维持，甘肃省政府准予归属保安司令部直辖。

    民国32年(1943年)，国民党康乐县政府以该队人多枪少，虚糜公费为理由，把甘肃省第五直属大队改编为康乐县自卫队，高龙舟荣任康乐自卫队总指挥，经他举荐，好朋友张朝鉴（鸣鹿乡扎扎沟人）担任了大队长的职务。

    同情革命者

    1943年7月，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调兵遣将，依靠地方武装进行清剿。那时，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农民起义军几位领导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王仲甲、肖焕章通过关系与康乐自卫队总指挥高龙舟，大队长张朝鉴等达成秘密协议，安插了王化莲(地下党员，临洮石家山人)同志在张朝鉴部队里搞勤杂工，他身穿军装，来去自由，以合法的身份搞地下交通联络工作，自卫大队若有清剿行动，他都早有掌握，有利于防守、撤退、隐蔽，这样无虚张声势地执行了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又保证了农民起义军领导人的安全，通过安插的内线，传播进步思想，使高龙舟不断醒悟，同情革命，倾向革命，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他爱党、爱国、爱家乡，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思想，不断成熟。

    甘南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播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军队土崩瓦解，全线败退。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柳暗花明的多事之秋，高龙舟“身在曹营心在汉”，开始走顺应历史潮流，倾向革命的道路。

    民国33年(1944 年) 8月，康乐县自卫队仍改编为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直属保安大队，由高龙舟担任副大队长，官兵245人，枪200支。在康乐县城、马家集、苏家集各驻1中队，骑兵中队驻八松村，由于大队长当时身兼多个职务，忙得抽不出身来，由副大队长高龙舟全权负责维护全县的治安工作。

    保护党组织

    由于热爱家乡，维护全县治安有功，1944年高龙舟被国民党临洮专员公署(国民党第九公署专区专员何世英)晋升为康乐县参议会的参议长 ，在担任参议长期间，他想方设法积极营救了中共康乐县第一个党组织——辛家集总支部领导人辛万年、辛兆庆、辛钟祥3名同志。

    1948年元月，酒泉团管区的一个排来康乐接收200名新兵，这个排当时有步枪十多支，住在康乐堡门外张星五车马店内。这个店北面围墙很低，容易翻越入院。康乐县总支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讨论决定，夺取该排武器是发展武装，对敌斗争的最好时机，绝对不能错过。即刻由党总支书辛万年同志组织联络，制定行动计划，并且征得半坡支部书记马青仁的支持和配合后，首先由半坡支部将马亥克、马主麻二同志，让别人卖成新兵打入就要接收的新兵内部，做为助手，到时做好一切内应。2月9日通知半坡和辛家集支部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2月10日晚，康乐县地下党辛家集总支部书记辛万年同志，组织大家召开秘密会议，经过周密安排，计划配合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马亥克、马主麻掌握的十支长枪，两支短枪，准备互相掩护，里应外合，实施夺取来康乐接管新兵的师管区200名新兵，打开监狱放出犯人的军事行动，在辛家集常爷庙召开了有50多名地下党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宣布了三条规定：

    一．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事情成功之后，其家属生活均由在家的党员负责照顾。
    二．轻伤员必须抬走，重伤员不能抬走时，无论死活把头割下带到别处埋葬，以免留下人证后患，造成党内重大损失。
    三．得手后先上石墩，并尽快与陇右游击队取得联系会合，壮大武装大量，当晚参加

    夺枪行动的人有：马青仁、马明智、马明臣、马明福、辛兆福、辛兆弟、赵发样、辛玉保等三十多名党员，携带步枪一支，手枪一支，其余是匕首、斧头等武器。

    事不凑巧，会议开始到两个小时左右，大家即将出发时，不料北风呼啸，鹅毛大雪满天飞扬，不一会儿，积雪就有二、三寸厚，不利于开展战斗行动，逼迫暂停。谁料此次会议决议，被叛徒马老四、马老五向时任保安队的一个马队长出卖，使行动计划落入敌人之手，马队长如获至宝，立即将全部情况，报告了时任国民党康乐县县长夏世华。

    国民党康乐县政府立即派人密查线索，地下党员们只好把所带的两把枪，放在辛尧天家，步枪是辛尧天提前用五斗小麦换来的，手枪是辛钟祥用粮食换来的，为防万一，步枪转放到辛兆庆家保管，手枪仍在辛尧天家防夜，以防出差错。

    2月18日，康乐地下党总支书记辛万年，利用赶集，在苏集搞联络活动时，遭遇康乐县保安中队扣押被捕入狱，并从他身上搜出了30多个大烟棒子。第二天，保安队将辛万年从苏集押往康乐县城，交由康乐县自卫队队长张朝鉴、县参议长高龙舟进行审问。消息传来后，辛尧天请辛家集庄子上、家族中，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威望的老人辛子贞和辛华亭（其实也是地下党员）设法营救。

    高龙舟经过深思熟虑，做好了张朝鉴的思想工作后，两人开始明审暗保，以“大烟犯”论处，只字未提地下党，夺取枪支，接收新兵，打开监狱放出犯人等重大政治问题，示意半坡支部筹集白银48元，贿赂通几个看守的狱卒，再由他们审问后，让辛万年的亲房、县参义员辛子珍保释后领出监狱。

    2月底的一天，辛万年在康乐县城集市上，宣传革命工作的一次活动中，不慎又被保安队的那个马队长以“土匪”和“共产党嫌疑”罪名被捕，马队长为了邀功领赏，立即押回县政府，还向县长夏世华进谗言，力主送往临洮公署彻查严办（当时康乐县隶属临洮行政公署管辖）

    3月1日黑夜，保安大队秘密押送辛万年到临洮专员公署军法处严刑审讯，追问枪支下落，辛万年说:“庄上有一支步枪，一支手枪，是自卫用枪，群众晚上巡查放哨的，附近村庄的回、汉乡亲们都知道。”

    3月10日，康乐县军法处派自卫队陈队长，勤务兵杨培林前来辛家集，晚饭后搜捕去辛兆庆、辛钟祥，并收取了步枪和手枪，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高龙舟、张朝鉴深知形势之严峻，康乐县地下党辛家集总支部的地下党组织，就要遭受严重的破坏，负责人将面临惨遭杀害的危险。他两人通过以前的老关系，疏通了时任临洮专区专员何世英(国民党甘肃省第九专区公署专员)的秘书李哲林，给他密送了200块大洋，请求他从中斡旋活动，并向专员何世英私送800块大洋后，他们才下令，派李哲林来军法处亲自审理辛万年，随后又经高龙舟、张朝鉴和地方乡绅王铁舫、苏公聊、麻站长等出面证明，辛家集庄50岁以上群众集体聚集示威游行，各基层的党组织都大力营教，疏通关节，最后临洮专员公署以“贩卖大烟罪”结案，于1948年7月20日，将辛万年以“贩卖大烟罪”释放出狱，随后，辛兆庆、辛钟祥也被释放，这件事挫败了敌人破坏辛家集总支部的阴谋，保卫了康乐县党组织的安全，积蓄了革命力量。

    辛万年回到家里休养了五、六天，中共临洮支委领导人康明德、肖焕璋通知他离开康乐，以防敌人用放长线钓大鱼之计，使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并立即作出决定，康乐县地下党辛家集总支部书记由辛华亭担任，支部书记由辛尧天担任，在这次事件中，虽然花了大家集资的不少银元，但营救了许多好同志，保护了党组织。

    欢迎解放军

    1949年8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组织成立中共临夏分区地委，杨和亭任书记，白风章、聂景德、高兆富、霍如琯(未到职)、马尔沙(牙含章)、李仲英、高诗德任委员。当时，杨和亭等自延安起程，正奔赴在赶往临夏的道路上。

    8月14日，马步芳手下的韩起功率领新编骑兵军，企图扼守洮河，负隅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王震兵团，势如破竹的前进步伐，15日匪徒们烧毁洮河浮桥、康家崖渡船后向西逃窜。

    8月16日，临洮解放后，当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兵团到达临洮县城时，陇右工委书记陈致中带领临洮群众和100余名能工巧匠，协助解放军工兵团抢修洮河浮桥，宁定县(今广河县)三甲集镇东关村地下党员马进昌（经名尤努斯）、裴建炳、马春发等人挺身而出，主动到临洮孙梁家找地下党员孙琳联系，并动员开明人士马光贤等出面，倡导临洮和宁定两地工匠、水手200多人，日夜突击，征集船磨20余艘，将船磨连接起来，上面盖上木板，在100多米宽的洮河上架起了一座临时浮桥，保证了解放军大队人马和军用物资通过浮桥，向临夏进发。

    1949年8月18日，洮河浮桥修好后，中共康乐县工作委员会在临洮成立，肖焕章任书记，康乐县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及各界进步的人士辛华亭、高龙舟、王铁舫、高晓舟、马勤儒（康乐县八丹乡下李子堡人）、马仲奎、白必正、刘尚义、孙志武、雍振伦、苏云舫、何珠庵、余茂修、田玉龙、高志杰、张养珊等聚集在温德卿家中，共同密商欢迎解放军的事宜，决定分两路向驻在临洮的解放军送信联络。

    1949年8月18日夜，时任国民党康乐县参议长高龙舟、县党部书记王铁舫和新编骑兵旅旅长马益寿、地下党员马勤儒等商议后写好密信，委派雍振伦、温德卿、刘尚义、孙志武、高志杰等5人，分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第四军11师的先头部队接洽，为新编骑兵旅二团团长张朝鉴率部起义牵线搭桥，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大军解放康乐。

    8月19日凌晨，雍振伦经山路把信件送到在临洮西坪的解放军驻地，由温德卿、刘尚义、孙志武、高志杰4人走川路将信件送给解放军，并带回了解放军写给马益寿的密信，返回途中被马寿天的“杆杆队”抓获，为了请功将4人押送到韩起功的军部，除高志杰逃脱外，其余3人均被杀害于高家集大坪。韩起功截获解放军给马益寿的密信后，准备进行镇压马益寿率领的骑兵旅，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高龙舟、马勤儒、马益寿等秘密商议，火速通知未转移的回、汉群众，快速隐藏起来，帮助乡亲们免除了一场灾难，他们对康乐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驻守在洮河西岸的韩起功新编骑兵军的残兵败将们，看到王震将军率领的解放军，强渡洮河的凶猛攻势时，慌忙撤离西岸阵地，沿着康乐虎关红山、流川一路逃往宁定（现广河）、临夏方向。张朝鉴的新编骑兵二团何柱臣连长率领的第一连驻守在温家山（临康交界处）率部起义，给解放军从山路西进康乐打开了方便之门。

    张朝鉴起义

    张朝鉴，字宇芝，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895年，康乐县鸣鹿乡洼滩村扎扎沟人，在民国时期曾任新编十四师骑兵连连长，礼县盐关镇税务分局局长，康乐县鸣鹿乡乡长兼乡自卫队长，康乐县自卫队大队长。1949年7月，康乐县自卫队队长张朝鉴被国民党任命为马步芳新编骑兵旅二团团长。

    1949年农历七月，康乐解放前夕，蒋介石、马步芳为了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地扩军备战，采用三丁抽二，二丁抽一的暴政，组建了新编骑兵旅，造成了乡村无青年，户户动哭声的悲惨社会，新编骑兵旅下辖两个团，11个连。该旅成立后，第一团防守洮河沿岸，第二团一连驻临康交界的温家山，二连驻康乐苏集、三、四连驻景古、莲麓河口，五连跟随团部驻康乐县城。马步芳命令张朝鉴，主动寻找机会进行出击，妄图拦截共产党、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军步伐。在高龙舟等爱国民主人士和老朋友们的言传身教下，张朝鉴总是按兵不动，故意拖延时间，从不向解放军出兵开枪，并且还主动派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四军11师师长张达志等领导人，秘密联系，策划起义，这引起了马步芳的恐慌和恼怒。

    8月19日，张朝鉴截获了韩启功(马步芳的军长)给马寿天（新编骑兵旅一团团长）的密信，信中命令马寿天：如果张朝鉴和共产党，解放军，秘密商议成功，准备起义，必须立即就地解决张朝鉴。同时，根据侦察兵报告，韩启功的骑兵排尾追张朝鉴的团部，还接到旅长马益寿调张朝鉴的部队，绕道槐山子梁向临夏进军的命令。

图为解放军跨过洮河追歼顽敌

    为了避免和解放军正面交锋，也为了300多名士兵的生命安全，张朝鉴率部于8月20日进军驻扎在扎子河后，紧急召开了团部会议，会上决定所有部队不去临夏，如果去临夏弊多利少，300多名战士的性命不保，出了问题难以向乡亲父老们交待，火速派副官乔生贵、五连副连长苏克章，持团长张朝鉴亲笔书写全团决定起义的信件，前往苏集双寨，竭见解放军的冯团长、贺政委，商谈起义后的许多事项。

    在高龙舟、马勤儒、王铁舫、马益寿等爱国、进步、民主人士们的提前秘密修书和多次联络下，谈妥后部队招待联络人员吃午饭，随即由解放军派出孙天玺，送走了接受起义的复信，张朝鉴立即率领第二、第五连及团部所属人员，从扎子河撤出来，到童家寨起义后接受改编，王震司令员还特意发来了贺电。

    8月21日，张朝鉴的起义部队在苏集镇双寨庄里，倾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郭鹏军长的讲话，大意是宣传政策，赞扬起义，还对起义、投诚、投降、俘虏、分别作了解释。并命名该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洮西分区康乐独立团，保留原建制，任务是收编散兵，维护地方治安，支援前线。为了加强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派遣王振义同志为团指导员。

    8月2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同志发布命令：“团长张朝鉴率部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保护康乐全县政权及人民生命财产，拥护解放军，执行毛主席、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所属部队着即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陇右游击队康乐独立团，委派张朝鉴为团长，肖焕章为政治委员，刘之泉为参谋长，驻防康乐，保护交通，维持地方秩序，肃清散兵游勇”。

    不久又收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发来的贺电，大意是：祝贺张张朝鉴团长率部起义，执行共产党毛主席的现行政策，特此电贺!（此电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时隔不久，康乐独立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警卫第五团，肖焕章任司令，马永祥任副司令，郝崇州任政委，刘之泉为参谋长，辛万年为副参谋长。

    在多年一起共事的老乡亲高龙舟、马勤儒、王铁舫等好朋友们的劝导下，指教得张朝鉴由一名旧军人，彻底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为全县人民的服务中，热爱共产党，热爱家乡，热爱新中国，自觉执行党的政策，接受教育，努力学习，为人正直，团结共事，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肃清各类土匪、反动派、特务组织，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而有益的工作。

    和平解放康乐

    1949年8月18日，中共临洮支委领导人康明德同志在临洮召集会议，在会上宣布洮河浮桥已经修好了，明天早上五点钟，解放军从临洮出发解放康乐，康乐支部随军去接管康乐县，积极作好支前工作，支援大军西进，不得有误，宣传工作团由辛华亭和辛尧天等三人负责，成员有赵克义、赵平如、杨杰如等十余人。

    8月20日，韩起功主力已逃跑，只有部分匪徒在高家集山出入，王震大军一到，残余土匪立即溃散，解放军没费一枪一炮，就把康乐县和平解放了。康乐党总支到辛家集，向住在刘玉山家的军政治部报到，左主任指示和师部联系，赶快组织好支前工作，给部队准备面粉、牲口、草料、担架、运输队等。

    21日，康乐县党总支在高龙舟、马勤儒、王铁舫、马益寿等地方各民族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苏云舫、马仲查等人成立粮站，找磨主磨面粉，成立招待所，供来住工作人员食宿，接管旧政权，为成立县人民政府，做准备工作，

    1949年8月20日，临洮县城里的天空还没有大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62军185师的全体将士们，早已分山路和川路步行着向康乐进发，解放军进驻康乐时，康乐地下党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张贴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欢迎人民解放军”、“拥护解放军”、“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红绿标语，有的老板鸣放鞭炮；有的商铺老板，还在铺面门前设立茶水站，手捧西瓜、烙饼，让解放军战士吃喝；有的手牵牛羊，准备犒劳人民子弟兵。老百姓们双手挥舞着彩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康乐当即和平解放。

    中午，王震司令员到达康乐县城，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会上王震司令员宣布、宣讲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在一家小百货铺里（今康乐县邮政储蓄银行的地方），在一个硬质纸烟盒的背面，书写后颁布了任命书，任命本县德高望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高龙舟先生为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史称高县长），兼任康乐县人民法院院长，共产党员马忠堂（陕西绥德人）和地下党员马进昌两人为副县长（广河县三甲集镇东关村人），王铁舫为秘书长(康乐县八松乡岔路村马巴庄人)，组建了康乐县人民政府，设立了秘书室、文教科、民政科、财政科、经建科，法院。建立陇右工委，派遣以肖焕章同志为第一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康乐县委工作委员会，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接管了由原国民党康乐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王铁舫(系国民党甘肃省参议会参议员)、参议长高龙舟、夏世华为县长的国民党旧政权。他们刚一任职，就立即组织全县乡亲们支援解放军，动员难民上庄，安定社会秩序进行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

    创建新政权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马步芳统治集团利用民族信仰、宗教问题进行煽动，散布“共产党来了要杀回灭教”、“共产共妻”等谣言，高龙舟、马进昌、王铁舫、马勤儒、马益寿等地方各民族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了对敌斗争，康乐县党组织采用召开各类会议，通过访亲拜友活动，宣传党的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工政策，向群众说明共产党的军队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并动员被解放军俘获后助资回家的少数民族士兵，现身说法，引导乡亲们早日回家安居。由于上述党内外多名爱国人士的现身劝导，义务宣传，从而揭穿了敌人的谣言，解除了大部分群众的顾虑，稳定了情绪，增强了民族团结，为喜迎康乐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图为高龙舟县长走马上任

图为国民党卸任县长向康乐县人民政府的交接文书

    解放军进城后，康乐县地下党和高龙舟、马进昌、王铁舫、马勤儒、马益寿等爱国人士，组织开展了支前工作：一是成立了20多人的支前委员会，找来了原县田粮处的旧职员，展开筹集粮草工作；二是联系水磨主20多人，加工面粉，收买柴草，并在马家集、苏家集等地设立支前供应站，支援解放军过境；三是在支前工作中，共计给解放军供应粮食面粉420000多斤，木柴6万多斤，麦草50万斤，组织临时担架19副，牲畜19头，大车120辆，四十动员家乡子弟踊跃参军，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宣传下，临洮、康乐等县的家乡子弟们，有1500多人积极参加人民解放军，跟随王震大军徒步进军新疆。

    康乐的和平解放，以及父老乡亲们踊跃捐赠的这些物资，随军前行的家乡青年们，为王震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顺风向西挺进，强渡黄河，和平解放临夏，胜利进军新疆，保卫边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王震大军11师的解放军路过八松上岔路村时，八松乡爱国民主人士高文杰、桑成林等组织群众张贴了“欢迎解放军”，“军民一家亲”等红绿标语，大小巷口都有群众担着开水桶，拿着点心、馒头、花炕子（正面有花纹的大饼），还设了香案，乡亲们都非常积极主动地给解放军战士们，舀茶水，给馍馍，出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感人场面。        

图为王震将军（前中）在劳动之余和大家畅谈

    8月21日，中共陇右工委组建康乐游击支队，由县委书记肖焕章担任司令员、马永祥任副司令员，带领200多名游击队员，进驻康乐。后改编为临夏军分区警卫团，肖焕章任团长，马永祥任副团长，部队由100 多人发展到500多人。随着区、乡政权的建立，各区成立了游击队。把原国民党武训部队刘之泉率领的231师691团起义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四军11师张达志师长编入警卫团独立营，刘之泉担任独立营营长，史称“刘营”。

    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军军长郭鹏，代表王震司令员为张朝鉴颁发了《委任状》，把他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洮西军分区独立团，张朝鉴任团长，肖焕章任政治委员，刘之泉担任参谋长，负责康乐的治安工作。

    成立武工队

    1949年9月9日，上级派来的陕北老区支援新区工作团到达康乐，正式成立了崭新的中共康乐县委，王汉臣为书记，张培信为副书记，委员8人；组建新的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高龙舟，副县长马进昌、张培信；建立了中砥（辖大羌湾、杨庄、新治街、五达子4个乡政府）、乐善（辖吴坪、高家、道家3个乡政府）、流川（辖清水、党川、白王、老树沟4个乡政府）、苏城（辖丰台、苏集、八松3个乡政府）、鸣鹿（辖八丹、哈鹿、鸣鹿3个乡政府）、胭脂（辖庄头、马集、西坡、斜路4个乡政府）、景古（辖景古、五户、丁滩、安龙、莲麓、地寺坪6个乡政府）、康宁（辖草滩、新集、普巴3个乡政府）8个区委区政府，设立书记区长各 1名、副书记副区长1至2名，成立乡支部乡政府30个，设支部书记乡长各1名，支部副书记副乡长1至2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境康乐后，潜伏在深山老林里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头子，组织起小股匪徒，偷袭抢劫人民财产，扰乱社会治安，还有些抢得零散枪支的残兵败将，白天为民，夜晚为匪，为非作歹，扰乱群众生活，杀人事件时有发生，闹得鸡犬不宁，甚至还有边远山区部分群众，开始逃难，人心慌慌，导致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搞生产。

    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9月下旬，在县委书记王汉臣，县长高龙舟等人的提议下，中共康乐县委决定，成立康乐县武装工作队（简称康乐武工队），康乐武工队由马勤儒为队长，公安局长郝生亮为指导员，辛华亭和辛尧天为副队长，选拔赵克义、 赵发祥、杨杰如20多名同志为队员，任务是：号召难民归庄，恢复劳动生产；排毁田地保甲制度，建立新的村政权，消灭散匪，收缴散落在农村的枪支，宣传党的政策。

    1949年9月底，在前后东湾，扎子河、那尼头、风转磨梁、朱家山、瓜梁等地方，时常有不明身份的小股土匪，扰乱社会治安，县上从各单位抽调干部20多人和游击队一个排，共50多人组成的武工队，在刘之泉、辛华亭、马勤儒等领导的带领下，活动在八松、鸣鹿等地，维护治安，动员外逃难民及时返乡。

    康乐县武工队经过两次攻打风转磨碉堡内的敌人，烧毁敌窝铺数处，拔掉了匪穴。在瓜梁战斗中，击毙八羊沟木热亥木匪徒2人，并夺回全部抢劫的财物，交苏城区（今苏集镇，当时辖丰台、苏集、八松3个乡）政府发还失主。朱家山战斗中，武工队队员1人抢救伤员2人，一名是解放军某部驻苏集宋连长部下，另外一名叫谢昆山，临洮人，独立营排长，天黑前，安全转送到了各自部队，后来与谢见面时，他还口称康乐县武工队为救命恩人。

    捍卫新政权

    10月上旬，在中共康乐县委书记王汉臣和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高龙舟等同志的领导下，设立了中共康乐县委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康乐县农民协会、康乐县治安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康乐县工作委员会和县政府组织机构武装科、公安局、工商科；11月改建为中砥、流川、苏城、胭脂、景古5个区委，12月设立了康乐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马勤儒任主任委员，张星武、马福庵、马明驹等为委员，使崭新的康乐县人民政府，真正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

图为高龙舟（右一）马忠堂（左二）和秘书延振刚（右三）于1952年冬季在康乐县城的合影

    1949年10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洮西军分区将警卫团、独立团、独立营改编为警卫第五团，简称“警五团”，肖焕章任团长，郝崇州任政委，马永祥、周同、张朝鉴为副团长，刘之泉、辛万年分别为正、副参谋长，王忠为政治部主任，肖得三为军需处处长。

    1949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直属骑兵团共7个连，1200人马进驻康乐，团部设在县城，各连分驻在新治街、辛雍家、苏家集、马家集，配合四军12师34团、35团，负责剿灭流窜的土匪，肃清国民党反动派败退时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

    自从康乐县和平解放以后，在中共康乐县委王汉臣书记和康乐县人民政府高龙舟县长的坚强领导下，在党内外各位爱党、爱国、爱家乡有志之士的齐心协力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下，共同捍卫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康乐县人民崭新的民主政权不仅完全建立，而且还不断完善。从此，康乐人民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