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江苏江阴2020年5月7日电（李建华）

    引言

    2019年11月6日起，40集电视连续剧《掩不住的阳光》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强档三集连播，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根据报道显示，该剧在播出四天，统计的全国收视率和智能电视上实时的收视情况均排名第一，网友纷纷为该剧点赞评论，反响热烈。

    这是一部纪实片，是一部历史画卷的真实再现，是反映南方狱中斗争史的另一部《红岩》，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红色政治教育的珍贵历史资料。电视剧是根据两代江抗老战士、江阴籍作者于玲（王韶华）和其丈夫开国少将乔信明的同名纪实小说改编而成。

    这是江阴人的荣光，江阴人的骄傲！

    一，青春似火

    于玲，原名王韶华，江阴城里人，1917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三）出生，父亲是个有实业救国思想的小织袜厂主，工厂倒闭后，宁愿失业，也不求有钱的亲戚，当江阴沦陷后，坚决拒绝去日伪维持会工作，很有骨气；哥哥也是个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姑夫祝丹卿是江阴知名人士，当过同盟会的江阴分会负责人。受他们的影响，于玲很早就接触了进步思想，读高三时，就通过同学关系，阅读过一些进步杂志。1936年从江阴南菁中学毕业，因未能上大学，失学在家。次年认识有共同志向的陆家瑞、王敬先、林路（陈伟斯）、张乃刚等，成立了一个读书会，阅读讨论进步书刊。此时，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于玲由于筹措不到路费，未能与读书会的陆家瑞、王敬先同行去延安，便留下来与她的南菁同学继续投身救亡运动。

    1937年春，于玲与同学到江阴《正气报》，向该报馆主编邢介文毛遂自荐，要求在他们的报纸上，创办一个宣传妇女解放的专栏，定名《长风》。后因日寇入侵，纸张紧张，仅出版了三期便迫于无奈而停刊。这时，于玲又和同学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进行募捐、慰问伤兵，登记商铺捐助的支援抗日的款额。

    “八一三”抗战在上海打响后，江阴也遭到日寇侵袭，于玲曾到防守江阴的广东军随军服务团报名，准备和他们一起保卫家乡。后因家庭担子压身，只得带领全家老小逃难，最后在华墅落脚。但一心想抗日的于玲不久又回到江阴城。国民党县党部的邢介文为应付上级，让年仅20岁的于玲担任宣传队长，其实宣传队就她和蒋勤两人。她们就拿了介绍信下乡作宣传。于玲和蒋勤到华墅等十二个集镇进行宣传，直到日军离江阴城仅几十里路时才停止。  

    1938年夏天，朱松寿的一个游击队救亡剧团来到华墅，于玲发现剧团里有她在读书会认识的林路等，她便和他们约好今后见面的地址，要求参加抗战。

    夏秋之交，于玲认识了贡式群(化名，真名贡明华)，他经常和于玲谈些时事理论，对于玲帮助很大。次年春，于玲曾和贡式群一起同准备参加新四军的林路、陈伊，商量参加新四军。

    1939年4月，江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炎请于玲担任妇女工作队队长。此人曾是共产党员，因大革命时期，为躲避搜捕，在她家的袜子厂里熨烫袜子，和于玲认识。因徐炎承诺于玲担任妇女工作队队长有二十元车马费，她想可以解决自已参加新四军的路费问题，就答应了下来。于是，她就在华墅组织工厂女工、家庭妇女、教师等一起搞救亡活动。

    二、炼金岁月(一)

    1939年5月，陈伊从武进戴溪桥专程回来带于玲去参军。在路上，经过一个据点，要求留下姓名，为了不拖累家庭，陈伊帮她将原来的名字“王韶华”改成了“于玲”。他们先到武进洛阳，得悉部队已经东进。他们再赶到无锡梅村江抗总部，由陆富全带着参加了江抗。于玲记得入伍的那天是12日，她见到的第一个江抗领导人是江抗总部政治部主任刘飞。

    于玲入伍的第三天，就参加打“忠救”十支队周振刚部的战斗，她担负战场喊话任务。此后，于玲又参加了有名的浒墅关战斗和祝塘的反顽战斗。6月，她火线入党，不久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江抗四路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他们活动在阳澄湖一带，于玲兼搞一份油印的《战斗通讯》。

    国民党原以为新四军到达日军驻有重兵的京沪沿线地区后，定会被消灭，没想到不但未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 越打越壮大。他们非常恐惧，便派“忠义救国军”袁亚承部暗中勾结日军，妄图在祝塘、长寿一带消灭新四军。6月20日前后的一天，“江抗”指战员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祝塘以南6.5公里路的地方宿营。凌晨，叶飞把于玲和杨木荫、林路三人叫去，当面布置了侦察敌情的任务。于玲克服重重困难，和杨木荫一起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9月，江抗遵照陈毅指示回师澄锡虞地区，却在顾山遭遇“忠救军” 阻拦，发生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司令部的杨参谋牺牲，刘飞主任身负重伤。

    于玲和四路政治部的同志撤退时，和大部队失去联系。这时他们遇到了一支队伍。由于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听说这支队伍是江抗三路，就跟在他们后面走。半夜，发觉他们想脱离江抗，但于玲他们暂时无法与主力部队联系，只得跟着来到阳澄湖。天亮后，于玲立即与宣传股长谭肇之去找东路特委书记张英，知道了主力部队的宿营地。当晚，于玲即带领四路政治部的40余名同志返回江抗主力部队，此时得知副总指挥吴焜在马镇牺牲了。

    回到部队，于玲就发烧病倒了。以后，她在梅村、后宅、太平桥等江抗后方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愈后就留在常熟，担任塘南区区委书记，前后工作了半年时间。

    三、炼金岁月(二)

    1940年4月，谭震林带了一批同志来到东路地区，奉命创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此时，于玲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和王新民跟王承业去无锡、江阴一带搞开辟工作。王承业化装成一个珠宝商，王新民和于玲作为他的侄儿、侄女同行。他们经支塘、苏州到达无锡南方泉。这里有张伟和杭果人两同志在坚持工作，杭果人还有一支武装，二十余人。不久，王新民分配了新的工作，于玲则被王承业派到查家桥送了一次密信。

    完成了上述任务后，王承业就要于玲带一个男同志，隐蔽到江阴华墅家中，待机搞开辟江阴县的工作，确定由于玲任妇女部长，那个男同志任青年部长，准备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县委。同时，王承业还交给她一项打听一支失去联络的部队的紧急任务。由于于玲在祝塘战斗中己暴露了身份，当地伪顽正计议抓她。于玲在华墅打听了三天，毫无结果，就返回无锡了。

    此时何克希带着队伍过来了。他一见到于玲就要她去开辟江阴，建立县委。于玲通过熟人关系，谋求到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生活有了保障。这样，于玲第二次来到江阴，很快在县党部附近立足下来。正当于玲准备开展工作时，何克希又派人把她叫回去，要她和王新去祝塘成立江抗驻澄办事处。

    6月，他们到祝塘，通过朱松寿在祝塘镇上的徒弟刘宝珊的关系(有二十几个人几条枪)，在祝塘东面杜家巷杜新传家中住下来，开展工作。组织上要于玲和王新都用化名，于玲就用了徐潜铮这个名字，王新改名孟扬。由于江抗在这一带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于玲等人去后，祝塘及其周围的群众就都热火起来了，纷纷要求帮助他们开展抗日工作。

    7月底8月初，包厚昌负伤来到祝塘休养。他一来就和驻澄办事处同志一起工作。不久，王新民也调到祝塘。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他们就打开了局面。祝塘镇无形中树起了一面红旗，在当时就成为江阴县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澄锡虞地区的中心区。9月初，谭震林就带着“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从苏常太来到澄锡虞地区的祝塘、长泾一带活动，一直到“清乡”。

    10月，谭震林在张缪舍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决定在澄锡虞地区成立五个办事处，祝塘办事处仍由王新和于玲任正副主任。不久，包厚昌调回部队工作，接着王新也被调走，王新民到了后塍。祝塘办事处领导干部就剩了于玲一个。组织上派沈德辉担任县委书记，要于玲任宣传部长。

    1940年冬，上级派了一个早期脱党的老同志李石坪(即朱树屏)来江阴县任县长，成立县政府。县委、县政府、祝文区政府和祝塘常备队天天在一起行动。江阴县下面有几个区，其中祝文区由于玲兼任区长。

    他们在祝塘打开局面后，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苏生曾于1940年7月间向于玲透露他们有个印刷厂，他兼任这个厂的厂长，并说他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只要这个厂能为抗日所用，表示愿意为他们承印宣传品。于玲就把这个情况向何克希司令作了汇报，并提出干脆搞过来的建议。何司令指示先谈判，如谈判不成，就用武装去搬。于玲想，为了统一战线，自已尽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她就伪造了敌人要来“扫荡”的消息，与苏生谈判，并告以“江抗”领导欢迎他把工厂搬到驻地。与此同时，于玲又直接到工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工人们都表示愿意到江抗来。就这样，于玲按上级的要求在12点以前解决了问题。当天晚上，印刷厂的厂长苏生、全体工人(20余人)带着机器和铅字全部到了江抗政治部。后来，这个印刷厂就为印刷《东进报》和部队、地方的宣传材料服务。这批工人也就成为新四军最早的一批印刷工人。

    谭震林来到锡澄虞地区不久，就提出各办事处要迅速建立武装，成立常备大队。于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便以个别动员与公开号召相结合的方法，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民都来参加常备队，这样影响很大，除群众自愿参加外，连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备队都来要求参加祝塘常备队了。

    几个月后，日军又一次到祝塘，天气已经冷了，这次是来抓于玲的。此时，于玲等几个人正在东街群众家办公。情报传来，他们已来不及撤走。于玲就在附近的吴月安家中灶后躲起来。吴月安到门口去探消息，被日军抓去打了一顿，没有讲于玲在他家中，保证了于玲等人的安全。

    江抗工作的胜利和发展使国民党“忠救军”十分恐慌。他们就从公开派部队进攻改用“暗杀党”来制造恐怖，破坏江抗建立根据地。他们暗杀的目标对准地方干部中的当地干部，让当地人不敢和江抗接触，使江抗无法生根。具体的暗杀目标首先对准于玲。刚从上海下来的女同志林杰也和于玲一样是戴眼镜的，“暗杀党”误认是于玲，将她杀害了。林杰被害后，人们都传说于玲被暗杀了。以后，“暗杀党”发现于玲未被害，又派人到祝塘来刺杀于玲。由于隔着一条河，距离远，子弹从于玲头上飞过去了。紧接着敌人就刺杀陆桥职工会负责人陆掌福，由于子弹卡壳，未能揍效，后用刀戳，陆掌福就与这个“暗杀党”党徒搏斗，负了重伤。陆桥镇镇长章在田由于为江抗做了些事，也被暗杀党杀害了。在国外留学回来的长泾中学校长张大烈因拥护江抗抗日，也被暗杀了，丢下波兰籍的妻子司爱伦。

    此外，“忠救”还派三青团员打入江抗边区的机关、部队。1941年4月，于玲在璜马区检查工作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璜马区的常备队是伪和平军里一个姓高的带来的，人事很复杂。于玲刚到这个区，两个三青团员就溜走了。她立刻警惕起来，决定当晚不睡觉。夜里敌人果然来了。他们立即把机关和部队拉走。鉴于当时形势紧迫，东路特委不得不釆取紧急措施，派徐子敏带部队先把璜马区常备队的枪缴了。经过审查，常备队绝大部分队员是好的，其中个别三青团员确实是坏人。他们及时作了处理，同时考虑到徐子敏的安全，把她调离了璜马区，到祝文区任区委书记。

    1941年1月于玲和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团长的乔信明结婚。1941年5月，于玲调到刚成立的华中党校学习，离开澄东，去苏北盐城报到，次年1月，担任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然而其丈夫乔信明因过去在狱中受到过严重摧残，1941年6月，乔信明双腿突然瘫痪了，1941年下半年华中局讨论决定，由于玲一人送乔信明赴敌占区的上海治病。1943年7月由于上海形势恶化，于玲和乔信明奉命返回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于玲参加了盱眙县泥沛区委工作。1945年初她被调去党校学习，1947年9月任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直属队协理员、总留守处子弟学校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于玲先后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秘书科科长，1950年4月担任华东空军后勤部宣教科科长。1953年10月转业后，历任江苏省监察厅第二处处长兼厅党组成员、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兼局党组成员、江苏省中医院革委会副主任，1982年离职休养后任该院顾问。2005年9月荣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