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原貌修复”工作，就是父亲任期内做的一件“大事”。父亲说，那年要修建三个项目，一个是“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由上级拨专款修复，我们为甲方代表。另二个是县城南竹马岗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和县城北十三公里凌角山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由县里自己出钱兴建。

    当时原定“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从图纸设计和工程施工均由省里负责组织安排，县民政局负责协调村民关系和协助监督、验收及拨付工程款等工作。后省建公司可能因为忙不开，则把图纸和已按图纸裁剪好的钢筋拉到瑞金，改由赣南建筑公司去承建。开工那天放线时，却发现图纸和裁剪的钢筋有误，只有原遗址的内空大小。如何办？他们只好请示省里。结果为不浪费材料和争取时间，则按已设计好的图纸和裁剪好的钢材施工。因此，现在大家参观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要比苏区时期的“大礼堂”小一圈。这是至今后人无法知晓的“原貌修复”细节。他说，这个修复工程做了一年多，只花了十一万元多元。

    父亲所说的另外二个“革命烈士纪念碑”，则是为纪念1941年3月3日（农历二月初六）被国民党县政当局与驻县保安团，在此二处杀害的380多名游击战士而专立的碑。

    这一事件刚好发生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6日）之后。1941年2月，蒋介石虽曾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但其部属和地方武装还是在老区集中透杀南方游击队员，包括后续的半年时间，仍在四处捕杀游击队员。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高峰后的延续。

    父亲说，当时在凌角山挖坑立碑时，还挖出了60多具尸体残骸，还有手铐脚镣及衣物。

图7：瑞金城南竹马岗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2019年12月重立）

图8：背部碑文记载了立碑原由与立碑时间

图9：瑞金城北13公里凌角山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2019年12月重立）

    以上二处纪念碑，当时用青砖和三合土粘砌而成。2019年12月瑞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瑞金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重新修复。

    第二件大事，是对解放前当红军、做游击战士而牺牲和做苏维埃地方工作而牺牲的烈士进行复查与追认工作。经过他们核实，核准报批追认后，即发给烈士证章和为其上门钉上烈士名牌，享受烈士遗属补助。到他离任时止，县民政局共复查和追认了有名有姓的烈士17000多名。当时，烈士补助为一人一年55元。父亲说，虽然做了普查和复查工作，但仍有很多烈士无法查证和确认，一是不少家庭都绝代了，村里的村民们又讲不出名字；二是有的小村庄都无人烟了，不是死光了，就是搬走了。他对现时不再给烈士家属钉烈士名牌，一直耿耿于怀，很有意见，认为在遗忘烈士。

    第三件大事，则是对解放前当红军或游击战士在战争中致残或做苏维埃地方工作被国民党致残的伤残人士进行复查与授证工作。经过他们核实，核准报批后，即发给他们荣誉证和伤残证。能工作的，则安排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工作的，则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据父亲记忆，当时普查下来三等乙级以上的荣誉军人有3000余人。三等残疾发给一次性补贴，二等以上每年享有补贴。

    父亲讲述了在复查过程中，二个苏区时期的地方干部，经历死而复生，落得重度残疾的感人故事。

    一位是瑞林区（苏区时期为长胜县管辖）主席，姓李。1934年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和红军留守部队进入山区打游击后，国民党当局组织“还乡团”、“铲共义勇队”，实行以保为单位，成立三保联办的“联保办事处”，配合国民党军队“清乡”，专门负责搜捕伤残红军和苏区干部。是日晚，区主席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道，被“铲共义勇队”押解到瑞林圩镇坝尾的沙坝上用刀砍杀。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脖子和气管未被全部被砍断，遂忍着剧烈的疼痛，自己用手扶着脖子，摸爬到邻近熟悉的名叫“下坝婆老子”的孤寡老妇人家敲门求救。老妇人听到似熟非熟的嘶哑求救声和敲门声，原以为是冤鬼找错了门，颤抖地说：“冤有头、债有主啊，不是我杀你的，你不要找我啊！”过了许久，老妇人打开门看了才确信无疑。老妇人赶紧把他拖扶进屋子，拿出家中的烟丝敷上，再用旧布条裹住以止淋漓的鲜血。第二天一早，偷偷告诉来收尸的家属到她家抬人。后家属将区主席抬到邻近的于都县亲戚家躲起来治疗。结果，区主席命是检回来了，但落得终生残疾，脖子僵硬地歪向一边，说话口齿不清，声音嘶哑，常人难以分辩。

    另一位侧是瑞林区白溪乡的妇女主任，姓陈，被杀时才19岁。其被杀情形、劫后余生和残疾状况大体与区主席相似。其时由当地村民暗地把她抬回宁都县娘家救治，才侥幸活过来。

    每一个故事，父亲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共产党政权来之不易，要铭记先烈！没有他们就没有共和国七十周年！”,“家运离不开国运，共产党一定不能变色！”,“享共产党的福，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很多老革命、老同事，他们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却过早离开了人世！”父亲常为此感叹并告诫我们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