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结束后，被大家批评过的博古与中央纵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一路上他深思不语，不思茶饭，郁郁寡欢。

    土城一战受挫后，“遵义会议”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了。这又是一个新的历史前夜，明天还是未知数。靠博古目前的精神状态，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几人在一起商议时，张闻天明确提出是改换党的领导人的时候。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产国际的，“遵义会议”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很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罢免他的理由。同时，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保持领导层相对稳定十分重要，有必要维护六届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故而只能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做调整。

    滇东北威信县水田村是中共党史上“周博长谈”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即：1935年2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经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时，周恩来到博古住处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即“周博长谈”)。周恩来说：会前我曾经同你商量过，湘江战役时“红章”纵队（“红章”为第二梯队代号）行动迟缓问题，主要是老弱病残和妇女、部分机关干部走不动了，疲马不畏艰难，命令已不起作用，当初把他们编成野战纵队，还雇了5000人挑夫挑担子，一起转移，是考虑欠周。可是现在来追究过江迟缓的责任，而不谈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及长途行军在组织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议，先代表中央深刻检讨反“围剿”失败和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最后谈湘江的教训，这样会使会议开得顺利些。可是你没有检讨军事路线错误，对李德的批评也只一带而过，早早地把湘江问题作为会议重点摆出来，矛头指向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使会议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以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身份检讨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承认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批评你确有盲从李德、包庇李德的错误。至于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能挡得住吗？

    周恩来接着分析：上海起义失败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成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行。南昌起义失败，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非要有一个比领导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来领导。广州起义失败，指出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的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到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从内心上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都不是帅才，都不会适合做领袖和帅才。毛泽东是继彭拜之后又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建粮草、打游击战、运动战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的错误主张。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支持我。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博古：现在谁做“总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已经表明：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周恩来的一席谈话，使博古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解开了10多天的思想疙瘩。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时，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来接替博古。但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时他又是从留学回来的，共产国际那边也容易通过。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红军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围绕打仗转。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早在反“围剿”战争时就很佩服，让毛泽东出山直接指挥红军也是他的初衷。再则，张闻天作风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沾沾自喜，独断专行。这样毛泽东参加中央军委和红军的领导，有了发生核心作用的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