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绥西作战
1938年2月上旬,第二骑兵军(何柱国)辖骑兵7个团5000余人,以老营堡为根据地,在朔县、平鲁一带及以南地区活动。中旬,日军主力企图夺取偏关、河曲,与晋北部队发生战斗。下旬,朔县、左云日军两千余,由南北合攻平鲁。八路军宋时轮游击支队在城之南北激战,至晚平鲁陷敌,该支队向乃河堡撤退,24日、25日,乃河堡、老营盘失陷,该支队退偏关。[27]
2月下旬,晋西北日军,占领宁武、神池、保德、偏关、河曲、五寨、岢岚7座县城,分五路向第一二0师围攻。第一二0师与日军作战。至3月20日,日军撤退,4月1日战斗结束。7座县城收复。[28]
徐州会战时,1938年4月6日,阎锡山令北路军规复绥远,牵制日军不得向津浦路方面转移,并令绥远省和晋北军队统归傅作义指挥。傅作义8日率部北上,18日到达河曲。傅策定作战计划,决先破坏主要交通线,将敌隔离,尔后直捣归绥,收复失地。[29]4月21日,各部队开始进攻,中央一路攻占清水河,26日攻克和林格尔。27-29日,日军千田步兵联队与傅部在凉城、萨尔沁和新店子等地激战。晋北日军北进绥远赴援,傅部4月底在武川南乌兰不浪、固阳南之河南五分子被击败,受伤甚巨。5月上旬,北路军主力在红水河南部游击。
5月28日,敌分三路进犯。傅部南退。日军6月2日占清水河,5日占偏关。转入偏关南之主力部队向其包围,日军7日北退,偏关收复。[30]迄6月4日,三路日军会合于偏关东北近郊。傅作义军及何柱国骑兵军一部迎头痛击。5日拂晓,我退出偏关,继续战斗。6日,我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等部围攻偏关之敌,激战至烈,至7日晚,敌不支溃退。我军当即进驻偏关。[31]
结语
综上所述,太原失陷后,中日双方军队经过短暂的整补,其后山西省境内中日军队争战未休。1938年初期,八路军除在晋东北(晋察冀)和晋北发展,反击日军扫荡外,其总部及所属部队仍与国民政府军(中央军、晋军等)联合作战,在晋南、晋东南失陷前,与日军尚处于正面交锋局面。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根据地经历了一个过程。
从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我们可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1、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阎锡山统领之晋军,卫立煌统领之中央军,及川军、陕军等其他各路军队甚多,有十多个军几十个师。尽管经过太原会战后,各部多残缺不全,但基本编制尚在,且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虽然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一些主力部队仍留在山西省内,但自1938年初起,八路军各师陆续抽调部队前往冀、鲁、豫各省,发展武装,开辟根据地。山西省内的中国军队中,八路军只占较小的比重。
2、太原失陷后,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同蒲路南段和白晋公路被日军占领,晋南、晋东南、晋西一些城镇沦陷后,中国军队也没有完全被包围被切断,许多地域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还处于正面战场作战。这也就是说,太原失陷后,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中一些部队的作战属于正面战场作战之一部分。似不能说,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中国军队都已处于敌后战场作战。
就八路军言,除晋察冀军区(同蒲路北段以东和正太路北)已处于敌后外,第一二0师在晋西北地区,其西南与陕北相连,严格地说,它大致属于敌之侧后,还不是完全的敌后;第一二九师活动于晋东南、晋冀豫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也还没有处于敌后;至于第一一五师主力当其奉命转入吕梁山地区开辟晋西南根据地时,与晋西晋军控制的地区相连,袭击向晋西进攻的日军,更不能算是“深入敌后”。至于保卫黄河河防,更应属于正面抵御日军进攻。因此,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在山西省境内活动,也不能说是完全进行敌后战场作战。
3、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诸如晋南防卫战、晋东南反围攻战和晋西防守战、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等,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这就是说,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战和阵地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
4、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担负第二战区右翼军(后东路军)的指挥任务,晋东南地区八路军与国民政府军协同在晋东南平原作战,也还算不上是纯粹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过去一些著作将1938年春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几乎完全写到八路军作战的账本上,甚少甚至不言及国民政府军之共同作战,也是片面的。
5、毛泽东在太原失陷时论断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体地位。”从本文前述史实可知,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八路军何时处于山西抗战的主体地位,都值得研讨。
即仅以山西省而论,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对此,日军的感受值得重视。日本战史记载:“当时(指1941年5月晋南会战[又称中条山会战]前),卫立煌指挥的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成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晋南会战后,“蒋系军(指国民政府军,尤其指中央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即晋南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32]日军的记载,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判断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队在山西战场的作用。如果日本战史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国民政府军与八路军在山西省的地位和作用,直到晋南会战后才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比客观实际情况的演进,大约提前了将近三年半时间,那未免言之过早了。
[1]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58页。 [2]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16页。 [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55页。 [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56页。 [5]《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22页。 [6]《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29页。 [7]《抗战三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骗印,1940年,第36页。 [8]《抗战三年》第36页。 [9]《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12-13页。 [10]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第80-81页。 [11]《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0页。 [12]《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第80-81页。 [13]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9-200页;《八路军•综述 大事记》第25-26页。 [14]《抗战三年》,第36-37页。 [15]《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1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194页。 [17]《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233页。 [18]《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29页。 [19]《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195页。 [20]《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第80页。 [21]《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1页。 [22]蒋介石致程潜等电稿,1938年4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19页。 [23]《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2页。 [24]《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3页。 [25]《抗日御侮》(四),第56-57页。 [26]《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4-35页。 [27]《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28页。 [28]《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196页。 [29]《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5页。 [30]《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第36页。 [31]《抗战三年》,第37页。 [32]日本防卫厅防际研究所《大本营陆军部》中译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629页,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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