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毛泽东评价“习仲勋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表示“我的资历、经历、能力,恐怕到中央工作还不够”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全面领导工作水平和能力,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更加赏识。建国初期,为了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选调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毛泽东不仅把习仲勋作为上调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选之一,而且要委以习仲勋重任。在决定习仲勋动议时,毛泽东的考虑很高远:习仲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面型领导人才,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但不能局限于地方工作;把他调到中央,让他在一些重要岗位上经受锻炼,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为今后让他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积累更多的领导经验。因此,毛泽东亲自向中央提议,调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毛泽东的提议获得党中央的通过后,毛泽东还向在中央工作的、理论水平较高的其他领导同志宣传推介习仲勋,以让全党和更大范围了解和熟悉习仲勋,为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建立更加充分的平台——
有一天,毛泽东见到林默涵和胡乔木,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9月,38岁的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建国初期,尽管当时领导干部都相对年轻化,但以这个年龄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多的。从这一点来讲,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特别信任和看重。习仲勋在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根据党中央工作部署,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正确领导和指导了建国初期全国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为建立和完善毛泽东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思想,提供了新的实践和理论依据。1953年9月,毛泽东又提议让习仲勋到政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习仲勋改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52年奉调中央工作之前,习仲勋曾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按照自己的革命资历、工作经历和水平能力,恐怕担当不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微笑着听完习仲勋的“想法”,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记住了毛泽东的谆谆教诲,肩负使命,充满信心,走马上任,把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1953年3月,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习仲勋,出席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得到作家、艺术家的异口称赞。在讲话中,习仲勋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的现象,作家固然有责任,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他讲,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的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协会组织,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习仲勋的这篇讲话,是对当时存在在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针砭;多年以来,一直为广大艺术家称道赞誉。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45年任西北局书记时,他曾亲自领导和支持由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巡回义演捐献1架飞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作了具体安排。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过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了大量国家事务,很快熟悉了中央和自己分管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面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周恩来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成为周恩来工作上的得力副手。
八 毛泽东勉励习仲勋:要逐步精通马列主义 习仲勋回忆:毛主席的教诲,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泽东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习仲勋,除了在工作上给他压担子,还在学习上给他提要求。1947年的一天,毛主席在听取习仲勋工作汇报后,勉励习仲勋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主席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毛主席这番话,使习仲勋受益匪浅,视野大为开阔。从此,习仲勋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念念不忘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丰富和涵养自己的理论知识,并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指导革命工作实践。习仲勋在晚年回忆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毛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我永生难忘。”
九 习仲勋被康生无端陷害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保护习仲勋
康生与习仲勋结仇,是因为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习仲勋曾坚决抵制康生搞“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错误的做法;是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抵制康生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习仲勋光明磊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办事,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实践证明,习仲勋是正确的。但阴险的康生却在心里恨透了习仲勋,居心叵测,伺机报复。
康生的陷害,是借小说《刘志丹》大做文章。刘志丹是著名的革命领导人,是习仲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于1936年4月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5月,苏维埃政府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亲笔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56年,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并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之后,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部分内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许多读者深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康生收到持不意见的人的信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借机整习仲勋。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到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要开除习仲勋的党籍和公职,把他置于死地。关键时刻,毛泽东让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习仲勋。按照康生给习仲勋定的“罪名”,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应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是保留了习仲勋的党籍和公职。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的打算是,过了这个风头,再让习仲勋出来工作。
被隔离的习仲勋并没有消沉。他利用自己独居、环境清静的条件,认真读书。他读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著作;同时也读了许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习仲勋借此机会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康生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迫害习仲勋,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连西安的红卫兵、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红卫兵去洛阳机器厂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把习仲勋拉到西安揪斗。
在习仲勋处境困难时,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他。毛泽东一直想着习仲勋的功劳,记着他的才干。而周恩来则对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习仲勋更加关心。当周恩来向毛主席提到习仲勋的处境和保护习仲勋的意见时,毛泽东表态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造反派和红卫兵无休止地揪斗习仲勋,还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由于长期被揪斗,习仲勋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报请毛泽东同意,对习仲勋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习仲勋的处境改善了许多,不再受到揪斗,身体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1972年冬,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习仲勋与家属子女终于见到了面。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习仲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下,康生欲置习仲勋于死地的目的没有达到。习仲勋得知此事后,内心十分感动。1978年4月,习仲勋正式恢复工作。1979年7月14日,中央为习仲勋的冤案彻底平反。习仲勋复出后,曾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
十 毛泽东题赠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发出心声:“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综观毛泽东与习仲勋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毛泽东重用习仲勋,是建立在对习仲勋 “天生有材”和“高风亮节”的基础上;习仲勋忠诚毛泽东,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心悦诚服”和“高山仰止”的认同上。
毛泽东重用习仲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或曰理由:群众领袖,年轻有为,素质全面。
习仲勋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1932年3月,他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时年19岁。1933年3月,他担任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年20岁,被人们称为“娃娃主席”。1934年2月,他担任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时年21岁。1936年9月中央破格决定让他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年23岁。1943年2月,他担任了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时年32岁。1947年,他担任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时年34岁。1949年2月,他担任了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时年36岁。1950年9月,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时年37岁。1953年9月,他担任了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时年40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之一。习仲勋被毛泽东赞誉为“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时,时任中共中央组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33岁。
习仲勋政治上强。当听到陕北根据地有少数老同志议论,是“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起来的对毛泽东的无比忠诚,矢志不渝,矢志不移。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之际,习仲勋以《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为题著文,真诚地礼赞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跟着毛泽东走”,成为习仲勋终生不弃的信条。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政治觉悟、政治品格、政治素养,有一个非常精辟和具有高度的评判:习仲勋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此,毛泽东亲笔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条幅,赠给习仲勋。习仲勋把这幅题词长期带在身边,成为鞭策他努力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座右铭和指路灯。就是在特殊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后,习仲勋总是讲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讲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直到晚年,仍然把《毛泽东著作》作为自己爱读的书。
习仲勋对毛泽东的家人也十分关心。1984年,由于受某些人“反毛”倾向的影响,北京有关部门竟然对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也进行“审查”,甚至不给安排工作。情况反映到习仲勋同志那里,习仲勋当即批示,“毛泽东的女儿也得给出路”。有关部门这才给她安排了的工作。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革命情谊,闪耀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光辉。重温和学习毛泽东与习仲勋的革命情谊,必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正能量。
毛泽东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创建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特别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与无私胸怀,永远值得我们世代铭记和弘扬。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中红网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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