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1927年8月份，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与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参与决定和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等全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把中国革命从当时的严重危机中挽救过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瞿秋白的“左”倾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当时，由于敌强我弱，众寡悬殊，此后，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白区党的工作遭到很大损失，瞿秋白威信扫地。
    李立三在中共（1928年）六大后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忠发早期为码头工人，无多少知识水平，1930年6月，李立三完全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立三路线”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李立三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6月11日通过，这篇文章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各根据地红军攻打中心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全国中心城市包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党组织，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要求“打下长沙、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政权。这一决议标志着“立三路线”的形成，其中体现了立三同志本人的错误主张，同时又反映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和主观性、片面性，还包含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不切实际的指导，这次“左”倾错误使党和革命力量遭到了重大损失。瞿秋白于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承认并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从1931年1月7日开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由王明主持，该次会议上，由米夫（共产国际代表）操纵，王明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常委，取代李立三，夺得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王明路线”。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定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由此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改造”党的各级机关，进行宗派反党活动，提拔其宗派集团的人到中央领导位置，并派“钦差大臣”以中央的名义到各根据地夺取领导权，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夏曦、张国焘等人分别被派到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夺权活动，并大肆进行肃反扩大化，残酷打击和迫害根据地的大批革命将领，给根据地带来了重大损失。王明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冒险主义指导方针。在白区，打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旗号，搞所谓的“进攻路线”，使不少同志和党组织遭受了不必要的牺牲与破坏。由于党中央在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王明上台不久，为躲避危险就随米夫去了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他的留苏同学博古负责，组成临时中央，王明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