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同志

    2017年9月9日是彭雪枫同志诞辰110周年，看了网上不少的纪念文章后，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龙飞虎曾经写过的一篇悼念彭雪枫的文章发表在1945年新华日报上；我最早看到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77年，在一册《安徽文艺》上看到了我父亲怀念彭雪枫的文章，前年我在编辑回忆我父亲的纪念文集《百年龙飞虎》时，曾经去了一趟重庆，寻访父亲的足迹。

1937年龙飞虎任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保卫局情报科长

    我父亲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跟随周恩来副主席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任周恩来随从副官、卫士组长；抗日战争期间，跟随周恩来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科长（对内是中共南方局的保卫科长），主要负责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并负责所有副官的管理指挥工作，其职责应该兼职副官处长，但在重庆当时已没有设立副官处。

左起：龙飞虎、杨至成、陈复生在延安（1936年）

    重庆谈判时，我父亲龙飞虎和陈龙为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现在一些文章中说他们是“保镖”，这种俗称极不准确，说他们是警卫员，也不准确。虽然他们也肩负着直接警卫领袖的任务，但承担着更多的组织协调，临机处置，指挥保卫工作的职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警卫员而已。当时国民党的特务都称父亲是周恩来、毛泽东的侍卫长，父亲的工作职能和协调范围与国民党的侍卫长一职有相似之处，但我党我军没有这个称谓。

1945年毛泽东保卫人员在重庆桂园留影，左起龙飞虎、朱友学、颜太龙、陈龙、伍全奎

    那次重庆之行收获颇丰，红岩联线的石强桢副书记、红岩纪念馆办公室刘海龙主任热情陪伴我参观学习，并帮助查找了1945年《新华日报》刊登的我父亲龙飞虎回忆彭雪枫将军的文章。

右起：石强桢、龙剑辉、刘海龙

    在彭雪枫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新四军成立80周年之际，将我父亲这篇纪念文章发表以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功勋卓著的军事家，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

    悼彭雪枫同志——回忆和感想
    龙飞虎

    十五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团里的勤务员，那时候我就常常看到他，因为他是我们一个兄弟团的连党代表。不久以后他就担任这个团的团党代表。只是我们没有讲过话，因为不在一个团转战，不过我们部队里都知道彭雪枫这个名字。都说他是北方人，是一个学生，是从上海过来的，是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带领着自己的部队与我们会了合。不久部队改编，他就担任了我们六师的师政治委员，这时候我们就经常看到他，在作战的时候他总是在最前线上指挥，在行军的时候他与我们共甘苦，安慰我们，在行军休息时候他教育我们，上政治课做演讲，的确他是我们部队中间最紧张的一个，他是我们最爱戴的首长。这时候我正在团部担当通信员，彭雪枫同志和我初次的见面谈话，对于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回忆。经过的情形是这样，有一次在激烈的战斗中，团部命令把厨房烧的饭送上火线去，指派我去护送厨房人员上火线，哪知道走到中途就与十余个敌人相遭遇，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凭着我一个人用自己一支马枪要把他们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没有慌张而且不能慌张，鼓起勇气把自己镇定起来，端起手中的马枪向着敌人，并提高嗓子向敌人说：“你们的部队被打败了，你们也被包围了，不缴枪就是死路，缴枪后可以优待，可以回家。要是你们愿意就老老实实跟我到司令部去。”当时敌人犹豫了片刻就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了。但是，当时我要把他们带到团部去确实困难的，因路途太远，所以就近把他们带到了师指挥阵地。这时彭雪枫同志正在师指挥阵地，他看到我一个小鬼缴了十余个敌人的枪，顿时非常的兴奋，跑过来就抚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举起大拇指说我是“小英雄”（当时我十六岁）。因为战斗还在进行着，他知道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记下了我的名字，就叫我同他吃了一顿饱饭。我回到团部后，在激烈的战斗中带了花，出医院后又回到部队。在部队整训的时候，就接到他的命令，调我到师政治部青年训练班受训。这以后就一直跟着他，到一九三三年才因工作调动离开他（师部），但是我们仍然因工作的关系时常见面，只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又因工作调动，才与他离得更远了。我想今天自己能够为党负起份内的职责，这与雪枫同志对我的教养是分不开的。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其实在我们部队中受到他的指引和教养长大的，又何止成百成千个呢？雪枫同志的部队，在我们的整个部队中曾有“铁军”之称，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这正是雪枫同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在带兵的指导方面，有着独特的地方。他是非常重视官兵的团结和政治教育的。也许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从嗜好文学，到政治工作，再转到研究军事，所以旧式的带兵方法和军阀习气，并没有传染给他。他时常提醒自己的干部，叫他们关心战士的生活。他说：“官兵关系要象兄弟一样，这句话说得还不够确切，因为兄弟之间有时还会闹别扭，关系不一定搞得好，所以我们说官兵的关系，应当象一个人身上的血肉关系一样。”雪枫同志正是这样去实践的。他非常接近战士们，关怀战士们的生活。他没有臭架子，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生活在战士们中间的人。记得我在部队中的时候看到他常与战士们聊天谈心，而且还花费不少时间与战士们进行个别谈话。雪枫同志平时是不爱多说话的人，但是当他与战士们谈起话来的时候确实例外，他那愉快的谈吐笑声之多，就像在一整天紧张的工作中获得了唯一片刻的轻舞似的。当雪枫同志要与哪个战士作个别谈话的时，他开头总是这样发问：“你可以向我讲一个道理吗？”战士们听到这个问题后，就知道雪枫同志希望什么道理，也就毫无拘束地把自己的生活情形，困难和改进的意见告诉他。所以，“你可以向我讲一个道理吗？”这句话，在部队中成了普遍的口头语。在战士中时常可以听到有谁同彭政委讲了道理，又有谁被彭政委请去讲过道理的谈话。雪枫同志真正做到与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地步，他个人的衣、食、住都是极简朴的，可以说他对战士的体贴，尤其是对伤兵和病员的体贴，比之对他自己是更关切百倍。他是部队的首长，工作的繁重可以想见，但是仍然是那么热情地去体贴和照顾部队中的每一个人，在他来说，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有关战士中的问题，任何一个在困难中的病员伤兵，只要被他知道，他是绝不放手的，一定要使之得到圆满解决才肯罢手的。在火线上他不只注意军事指挥，而且很注重伤员的救护，在行军时他注意对病员的帮助。记得在长征途中，我因脚上伤口恶化，痛苦不堪，但是怕掉队仍咬牙忍痛跟着部队走。这时恰巧在路上碰到了雪枫同志，他看到我这种情形，他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淌了出来，并心疼地安慰我说：“同志让我们再忍受一下，痛苦是有代价的，我们快到目的地了！”说后他把自己的马给我骑。雪枫同志这种阶级的爱，对同志的关心随时随地都象一股暖流，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当时在部队中的马匹是不多的，在战争情况中马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只有很少数的指挥员才能以马代步，但是雪枫同志除作战外，骑马的时候是很少的，甚至就在行军的时候，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马应当给那些需要以马代步的伤病员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