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胶济铁路北、益北地区益寿临广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军在四边地区的朱良、口埠、丰城、大王等村安设据点，每个据点约有1个小队的日军，1个中队的伪军，敌伪力量每区约达近百人。与此同时，张景月、徐振中、李青山、王砚田、成肇基等顽固派也逐渐将各自的势力向这一地带延伸，使四边地区形成了敌友（顽）我穿插交错、艰苦复杂的斗争局面。

    1.段村三个农民砸死一个日本骑兵

    益都县城以北的北段村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又是青（州）垦（利）公路必经之地，是那时南京到北京间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道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也为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青（州）垦（利）公路到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益都县城的重要通道。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躲避匪盗祸乱，村里曾经围村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围墙。墙上修了炮楼、炮眼，很是坚固。日军入侵青州后，日本人在村东南方向北阳河西岸的朱良安了据点，共产党则在北阳河东岸东朱鹿一带活动频繁，北段村成了敌占区和抗日游击区的“拉锯区”。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挺进益都后，许多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村里成立了青抗先、儿童团、自卫队，抗粮抗捐抗日伪顽。朱良据点的汉奸杨荆山（外号杨勾鼻子）曾多次到村里替鬼子要钱、要粮，都被村民打跑了。北段村也就自然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8年1月17日拂晓，日军经过广饶县沿青（州）垦（利）公路南犯，沿路村庄的老百姓闻讯后，异常惊恐，相率逃散，十室九空。北段村也不例外。当时虽然大部分群众逃离居住地，但也还有个别群众因各种原因留了下来。北段村的教师刘旭广、赶马车的刘汉章、农民刘正明等人就未逃离家乡。

    日军经过北段村附近时，一个日本骑兵发现北段村村民刘汉章在公路附近的坟地里遛骡子，于是想夺走这匹骡子，被刘汉章发现，刘汉章跳起身，打算去牵骡子。他还没走几步，就看到那个鬼子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骑着马向这边走来。显然，他已经看到了这匹骡子。相距不过五百米，刘汉章急忙把骡子牵到一个坟头的西边，把那头大骡子拴在一块石头上。当他回来时，那个鬼子兵已经离坟头不远了。鬼子一边跑，一边哇啦哇啦地叫着，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看行动是想要抢走那头骡子。

    那时，过的是亡国奴生活，在那群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面前，人们的生命财产，是没有任何保障可言的。刘汉章上前去用手势给他解释，但不起任何作用，被鬼子一下子推了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刘汉章知道，在禽兽面前是无道理可讲的，有多少善良无辜的民众，无缘无故地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情况十分紧急。

    正在这时，那头骡子从坟头的西边跑了出来。那个鬼子看见了，哇啦哇啦地狂叫着，舍了刘汉章便向坟头西边追了过去。当时的骡子，在农村那可是农民的全部衣食所靠，一半家产，怎能啥的让鬼子抢走呢？所以，刘汉章也就急忙撵了过去。

    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性:不管平时他多么胆怯怕事、懦弱无能。但是，到了一个特定时间，一个特定环境，他被压得或者惊吓得无法再忍受了，便会从内心、从肌体爆发出一种精神，一种能量，一种不可抗拒的，甚至事后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英雄气概”，那时，他真敢上山打猛虎，下海斗跤龙，真敢把皇帝拉下马来，刘汉章就是这样。

    形势急迫，不容他多想，他急中生智，心里想如果能够引鬼子进村，利用建筑物和街巷熟悉的优势，就能甩掉鬼子，甚至可以干掉鬼子，保住骡子。

    刘汉章赶着骡子在前边跑，日本鬼子就在后边追，鬼子一边跑，一边哇啦哇啦地叫着，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刘汉章一口气跑到村口，正碰上刘旭广和刘正明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惯了捉迷藏游戏的刘旭广和刘正明见状，与刘汉章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个农民均已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三个农民一起巧妙地将鬼子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然后，顺势将鬼子拽下马来，夺过马匹和枪支，将其用石头砸死，投入村内一井中，解了恨，出了气。然后，擦掉地上的血迹之后，便挎着长枪，牵着骏马与骡子，顺着街巷向村西跑去。

    路上的鬼子，在那里等人好久不到，知道情形不好。他们便舍了车马，六七人一齐奔向村中，找了几家见没有人，就发疯一样纵火烧了几家房屋，村中很快成了一片火海。可惜的是在日军焚烧民房时殃及鱼池的村中一寺院（唐代铁塔寺）旧址也未幸免。
    ………

    2.纸坊伏击战出奇制胜

    在青州市高柳镇政府东北约4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纸坊村的普通村庄，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周围，曾打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纸坊伏击战，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最初打的几场胜仗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有力地鼓舞了益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在益北地区人民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日前，记者来到了纸坊伏击战的旧址，在眼前的那片荒草地上，放佛看到了70年前战士们浴血抗击日军的场景。

    1939年2月，“太河惨案”发生后，活动在益都县北部地区（简称益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命从益北出发，挺进淄河流域，参加反顽作战；回师后，为继续阻击和迟滞日军向鲁中地区进犯，在益北纸坊村伏击日伪军，毙伤20余人。

    日军入侵青州后，日军在益北地区增设了朱良镇朱良村、阳河乡彭家村、高柳镇杨家庄村、阳河乡南星落村、阳河乡高家村、阳河乡八户村、阳河乡马庄村、何官乡张高村、何官乡臧台村、王母宫乡张孟口村、杨家庄乡杨家庄村、口埠镇口埠村等据点，还在益（都）广（饶）公路上繁忙运输，支援晋东北、华北之日军向鲁中地区进犯。

    为执行清河区党委“关于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阴谋，集中一切力量积极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我清河八路军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以多打小胜仗，活捉日本鬼子，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其时时处于被动挨打之中。

    为继续阻击和迟滞日军向鲁中地区进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杨国夫决定在益（都）广（饶）公路上再打一次伏击战，待机打击南犯日军。这条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洪水暴发、沙石冲击，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似路非路，似河非河，不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杨国夫司令亲自指挥，率干部察看了地形，伏击战的地点选定在靠近益（都）广（饶）公路的纸坊村。但是，这里益（都）广（饶）公路两边的大村庄很少，不容易隐蔽部队，可掩护出击的河沟也不多，而且离朱良镇朱良村鬼子据点只有不足十里路，便敌增援，封锁消息比较难。可是，与益（都）广（饶）公路沿线其他村庄相比，纸坊村位于益（都）广（饶）公路东侧的北阳河东岸，东侧，是北赵家村，南侧，是张郭庄村和东朱鹿村（益都县委驻地），北侧，是西马庄村和东沈家村，隔岸以西偏北是前寨村和后寨村，西南侧，不到10里路就是朱良鬼子据点。该村地形复杂，多抗战壕沟，如同“八卦阵”，便于隐蔽和出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伏击战场。

    杨国夫司令决定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的全部和益北大队（亦称第四大队）的主力，分别在纸坊村以西的前寨村和后寨村一线壕沟设伏。第三支队为右翼队，益北大队为左翼队，各派出一支部队到益（都）广（饶）公路以西的段村、北段村一线壕沟埋伏，防敌逃窜，同时，占领有利阵地，阻击朱良镇朱良村鬼子据点增援和准备打击回援之日军。第三支队抽出几个连在西马庄村、东沈家村、北赵家村、张郭庄村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北东南三面鬼子据点增援之敌，并掩护该支队左翼的安全。益北大队主力集结在第三支队右后方之前寨村和后寨村警戒，阻击可能由阳河乡南星落村鬼子据点东援之敌，以保护我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八路军战士和益北大队队员一听说要打打仗，劲头更足了，纷纷做好行军和战斗准备工作。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怀着对敌伪的刻骨仇恨，个个摩拳擦掌，表决心，争取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一致表示：准叫敌人有来路，没有去路！

    入夜以后，当八路军第三支队的战士们到达目的地时，地处公路边的纸坊，备受敌人的糟蹋，房屋早已被焚为灰烬。看不到一星灯光，听不到一点人声，黑暗中只有几堵断壁残垣还依稀可辨。面对这一片凄凄惨惨荒凉的景象，战士们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热血在胸中急速奔流，誓要敌人以血来偿还。

    刚刚布置就绪，就听到从西北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再抬头一看，果然发现了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炫目的汽车头灯的亮光。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汽车运输队，车厢上没有盖棚布，借助车灯的光亮可以隐约看到每辆车上都有十几名押运的士兵，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已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

    杨国夫司令果断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截击敌人车队的尾部，战士们情绪高昂，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子弹上了膛，刺刀出了鞘，手榴弹拧开了盖，在黑暗中两眼直盯着从面前慢慢爬过的一辆又一辆敌人的军用汽车，恨不得一口气把敌人消灭干净。汽车一辆又一辆过去，指挥员的枪声还没有响，许多战士心急如火，耐着性子静候着战斗命令。当敌人汽车大部队开过去、尾部进入伏击圈时，“出击的时候到了！”叭叭两枪，响起了振奋人心的信号枪声，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这是杨国夫司令发出战斗信号。刹时间，全线一起开火，杀声四起，轻、重机枪，手榴弹和我们益都县东朱鹿村兵工厂制造的小炮一起怒吼，一发发带着战士仇恨的子弹、榴弹、炮弹，像狂风骤雨一样地从公路两边飞向敌人。清脆的机关枪声，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轻重火器掩护下，随着炮弹落地爆炸，埋伏在前沿壕沟的战士们发出一声吼“冲啊！……”呼啦啦一会儿就如疾风一样从两侧壕沟冲上了公路，像猛虎扑羊般杀入敌群，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同时，化装隐蔽在田间的战士们也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沿北阳河上下至益（都）广（饶）公路一带一片爆炸声。敌人遭到突然袭击，立即慌成一团，一面进行还击，一面开足马力强行冲过火力封锁线。只20多分钟的激战，一部分敌人被歼，一部分敌人像丧家犬似的向南慌忙溃逃。

    这次战斗共击毁日军运输汽车3辆，毙日伪军20余人，伤日伪军百余人，缴获轻、重武器等战备物资一宗。当我们押着那些鬼子和伪军俘虏进到后方的村庄时，庄头和路边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村民和欢腾雀跃的儿童。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我们的伟大胜利。当一长串鬼子、伪军拖着蹒跚的步伐，经过他们面前时，人群中立即发出了切齿的咒骂声，不少人伸出拳头，要向这些害人虫讨还血债。

    当战斗开始，敌人尾部汽车被炸之时，先过去的敌人妄图调头救援，但由于益北大队战士在陈毅斋大队长，陈建秋副大队长，韩平生政委的指挥下，陈景三率领的一中队长，李梦鼎率领的二中队长早已分别占领益（都）广（饶）公路以西的两个制高点，用密集的火力封锁道路，并对各自的目标进行猛烈射击，整个公路两侧充满了“轰轰轰”的巨声枪炮声，简直可说是各种武器合奏的交响乐。前方援敌根本无法往回靠近，又不知我部队兵力虚实，加之路面狭窄不一，坑洼不平，汽车难以调头，不得不仓皇逃窜了。

    不多时，纸坊周边日军据点的日伪军得到情报后纷纷出动，赶快往纸坊方向赶来，到纸坊周边地区就开始盲目狂轰滥打，不时传出几声枪响。等他们赶到纸坊村时，我参战部队已撤出战斗，安全转移了。 

    纸坊伏击战出奇制胜，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凶残气焰，使敌人心有余悸，平时不敢轻意出来，有些据点的敌人也偷偷摸摸撤走了。此战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我益北抗日军民的战斗士气，为八路军开辟益北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的贡献。

    3.岳家庄村公路西侧公路伏击日军车队

    1939年2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陈毅斋将陈景三带领的益都县游击中队和临淄县大马岱村共产党员李梦鼎领导的一支武装，合并为益北大队（亦称第四大队），共近百人。陈毅斋任大队长，陈建秋任副大队长，韩平生任政委，辖两个中队。陈景三任一中队长，李梦鼎任二中队长。益北大队主要活动在青州铁路北阳河至青州至临淄交界的苇子河一带，配合活动在益北地区的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打击敌人。

    位于今东辛公路（原辛石公路）东侧的临淄区敬仲镇岳家庄村，系临淄北去必经之处。3月中旬，陈毅斋大队长派侦探通知辛石公路沿线尤其是岳家庄村的内线调查日军汽车运输队的行车规律和押运兵力情况，以便寻找机会伏击日军汽车队，不久，益北大队得到密报，敌人的汽车队大约有辎重兵40人，特务兵80人，伪军100人护卫，当晚6点从辛店出发开往石家庄输送衣服、粮食和弹药，按车速推算，半夜即可到达益北大队活动范围内。

    陈毅斋大队长得此情报后，立即报告三支队十团。杨国夫认为必须巧妙设伏，出奇制胜，阻止日军战略物资北进。于是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与陈毅斋大队长召开敌情分析会，杨国夫认为岳家庄村在辛（店）石（家庄）公路东侧，村西有茂密的树林利于埋伏，村东附近就是苇子河，便于撤退；又是日军汽车队前往石家庄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军伏击日军汽车队的理想之地。于是决定选择在临淄区敬仲镇岳家庄村附近作伏击地。杨国夫当即命令：十团一连与陈景三带领的一中队在岳家庄村南边沿公路线东侧埋伏，准备袭击日军汽车队尾；十团二连与李梦鼎带领的二中队在岳家庄村北边沿公路线东侧埋伏，要用铁耙、铁丝做几个路障，准备袭击日军汽车队头；十团三连与指挥所人员和陈毅斋大队长带领的部分民兵乘机将日军汽车队拦腰斩断。

    遂即，各单位迅速跑步进入伏击地区阵地。战士们为了搞好隐蔽，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有的钻进灌木丛，有的钻进草木丛，有的用野草和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有的藏在土坎后，人人严阵以待，大家摩拳擦掌，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果不其然，半夜时分，日军汽车队，打着太阳旗，亮着车灯毫无顾忌地由南而北开了过来，连同随行的护卫队，也趾高气扬很不在乎。明亮的月光下，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暴露无遗，尤其是开在最前面的那辆车，鬼子的眼神透过机关枪虎视眈眈，后面车上的鬼子倒轻松很多，谈笑风生毫无戒备。待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内，两头首先打响战斗，因十团二连与李梦鼎带领的二中队击中头车车胎，只听见汽车发动机怪叫而不能行驶。紧随其后的车辆也挤在一起，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日军未料到会有这突然的截击。杨国夫与陈大队长心中暗喜，命令部队用榆木炮加机关枪、手榴弹的混合火力向装备精良的“大日本皇军”发起了攻击。

    刹时，平静的辛石公路上骤然枪声大作，掷弹筒、手榴弹，机关枪、步枪犹如天降狂风呼啸般地发作，狭窄的公路上转眼间就变成了火海。枪声、炮声震天动地，慌乱的鬼子兵这时才反应过来，日军仓促下车以汽车为依托展开殊死的应战，护卫队则躲在汽车底下进行反击。这时，一辆汽车着火了，接着又一辆汽车爆炸瘫痪。此刻，只听得一个日军翻译十万火急地嘶着嗓子大喊：“快撤！快撤啊！于是，已经惊慌失措的日军撒腿飞奔而去……

    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虽然战士们做了充分的埋伏和准备，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从未见过日本人，更不用说面对面地战斗了。这次的战斗，跟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队员们因为缺乏实战经验，数人中弹牺牲。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毙伤日伪军百余人，打毁汽车8辆，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

    随后，战士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将岳家庄村西公路挖断、小桥拆毁，以阻止日军车辆通行。

    此战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切断了日军由辛店经临淄区敬仲镇岳家庄村至石家庄的后方补给线，而且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斗志。

    4.东朱鹿村的女英雄们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数的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特别是那些女英雄们，她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正是她们牺牲了美丽的青春和如花的容貌，才换来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她们虽然已经渐行渐远，她们昔日的荣光已被锁进抽屉，只是偶尔有人说与后辈听。然而，近年来，笔者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接触过几位当年曾在东朱鹿村战斗过的老同志。老人们说起当年事，依旧是激情满怀，他们的讲述，也让史料上枯燥的记载鲜活起来。现根据掌握的资料，并加以考证，撰写了《青州抗战故事——东朱鹿村的女英雄们》一文，记录一些即将逝去的记忆，追思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让享受着和平安宁生活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些为共和国的建立而出生入死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有名的或无名的革命先烈们吧！

    于素梅，女，益都县（青州市）东朱鹿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送独生女儿参加革命队伍。东朱鹿村位于今青州市高柳镇的北阳河东岸,是潍坊共产党员最早开展革命工作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之一。

    1938年1月8日，日寇侵占青州后，5月，刚刚建立不久的隶属中共鲁东工委的中共益都县委（1938年1月至1938年5月）从城东的大陈村迁到地处益都县七区北部,与日军朱良据点隔北阳河东西相望,仅三华里的东朱鹿村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月，中共鲁东工委宣传部长杨涤生等东朱鹿村主持建立中共益都中心县委（1938年5月至1938年6月），指导寿光、临淄、广饶等县工作。主要领导人李云鹤任书记、胡维鲁任组织部长、彭瑞林任宣传部长不变。同年6月，李云鹤、彭瑞林调离，中共益都中心县委撤销，改建中共益都县委（1938年6月至1939年10月），胡维鲁任书记、陈凤九任组织部长、刘春圃任宣传部长、王宗东任民运部长，隶属中共清河特委。1939年10月，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驻地城北赵家营村。中共益都县委撤销。

    于素梅，性格外向，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无限忠诚，她积极投身益都县敌后抗战工作。为了有效地监视敌人的行动, 村妇救会组织妇女们轮流在村西北阳河岸堤坝上边纳鞋底边注意观察敌人的动静,她都积极参加，一旦发现有敌情, 妇女们就以“呜嗜，呜嗜”一连窜的撵鸡声为信号,一传十、十传百地通知村里。同时，男人们参加游击队作战训练，她们成了村里生产支前的主力军，赶集上店购买物资保证后勤供应，下地种庄稼，纺线织布做军衣，站岗放哨捉特务，还给部队运粮运物运给养。她们有个口号：“男作战，女生产，立大功，万古传。”

    在工作中，她与县委主要领导人李云鹤、胡维鲁、彭瑞林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深受上级领导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为了便于同寿光、临淄、广饶等县党组织的联系，受上级领导安排，于素梅临危受命，任地下交通联络员，在村党支部的培养教育下，很快成长为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1939年夏，经组织考察决定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入党以后，革命干劲儿更足了，经常与我方游击队、民兵自卫团、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武装一起，夜间潜入敌伪驻处，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并积极组织参与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联系工作，成为我地下党组织的“眼睛”。

    1941年，在日军对我益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徐振中部积极配合日军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抗日活动。由于叛徒告密，女共产党员于素梅身份暴露。5月23日晚，极端仇恨我抗战军民的伪徐振中部营长陈锡三，因其姘妇之兄被我地方武装击毙，气急败坏的陈锡三率部闯入东朱鹿村内，将经常掩护我地下党员，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四边县有名的支前模范——东朱鹿村地下女共产党员于素梅、尹法贤等3人逮捕。

    于素梅被抓后，在审讯中，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旨在让她“转变”，她只报以轻蔑嘲笑，不予理睬。陈锡三气急败坏，敲着桌子嚎叫起来：“我只要你说4个字‘愿意转变’！” 于素梅怒目圆睁，义正辞严地斥道：“我是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倒是你们这一帮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陈锡三气得瞠目结舌，暴跳如雷，继而恼羞成怒，对于素梅严刑拷打，让她供出县委和八路军藏身之处，面对敌人的残暴，于素梅坚贞不屈，并义正言辞地揭露陈锡三叛党投敌，为日军效劳的罪行。恼羞成怒的陈锡三当场砍下了她的左臂，她仍痛斥不止，高喊“打倒汉奸！”，“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最后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于素梅被敌人多次使用酷刑,仍然保持气节，未曾吐露组织的“一字一句”，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是当时女中青年人的学习楷模。

    翌日，穷凶极恶的陈锡三又将东朱鹿村妇救会长张淑贞等6人抓去，惨杀于村西河滩上，尹卓然之妻怀孕8个月，也未幸免，被剖腹杀婴，暴行惨状，目不忍睹。因是日为农历4月28日，当地农村人亦习惯称其为“四·二八惨案”。

    在穷凶极恶的虎狼面前，张淑贞等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来不及梳理有些零乱的头发，美丽而妩媚，她们镇定自若、安详不屑、甚至面带微笑，不失自信和威严，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对日伪军极度蔑视，表现了民族自强不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这些东朱鹿村的女共产党员们，有的还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比忠诚。她们虽然牺牲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没有与我们共享胜利欢乐，同闻玫瑰花香，可是，她们的血没有白流，和其他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一同化作阳光，变成雨露，滋润了祖国大地，滋润了当时那些祖国的女中青年人，使许多女中青年人擦干了眼泪，积极投身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洪流中……

    5.四边县特务大队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无数有识之士，尤其是莘莘学子弃笔从戎，纷纷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70年过去，回顾抗战时期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是为了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发愤图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1939年1月8日，中共益都县委召集抗日救亡团、基干自卫团和儿童团部分团员，在东朱鹿村陈家老坟开会，宣布成立了益都县游击中队，任命陈景三任中队长。益都县游击中队，共40余人，大都是东朱鹿、杨家营、台后、阳河、前后寨、段村、纸坊、郭家庄等村的进步青年。1942年2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军区、行署决定撤销益寿县、广饶县，重建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并将广饶县大队和寿光县大队中的一个中队合并组成四边县独立营。1942年8月，益寿临广四边县独立营编入清东独立团后，为贯彻山东军政委员会“坚持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根据主力地方化的要求，中共清河区党委和军区决定，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成立四边县特务大队。从军区抽调21名班、排骨干为骨干，区、乡党政干部为基础，组建各区分队（即武工队），清河军区特务营营长陈景三调任四边县特务大队长，陈瑛任教导员。11月，四边县特务大队长陈景三在临二区南蓬科村被捕。中共清河区党委和军区决定，陈瑛任大队长，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书记李荆和兼任大队政委。四边县特务大队辖直属队和三个分队，陈汉三任一分队长，霍慎斋任指导员；李玉春任二分队长，耿子甫任副队长，杜济民任指导员，郭晓光任副指导员；刘伯祯任三分队长，刘仁山任指导员。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后备的主要力量，他们保护群众、习武练兵、配合作战、瓦解敌伪，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四处遭袭、处处碰壁，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加强练兵  根据山东省和清河武委会的指示，从1943年开始，根据地的民兵每年都进行一次冬季整训，除了组织整顿、政治思想和尚武精神教育及一般制式、队列、投弹、射击训练外，地雷爆炸是民兵的重点训练科目。整训一般从当年11月到来年3月春耕前止，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每周集合2次，每次训练2小时。为了发动组织民兵反“扫荡”、反“蚕食”，保卫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根据地，1943年4月，四边县武委会在东朱鹿村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民兵干部地雷爆炸技术训练班。从各区选派了30余名民兵干部前去学习。学习班除重点学习地雷爆炸技术外，还学习了山东军区对民兵提出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打赚钱仗”、“打、走、散、躲互相联系”等战术原则。学习班结束后，各区迅速组织起民兵爆炸队，以点带面，使地雷战和麻雀战逐渐开展起来。为了推动民兵地雷爆炸战的广泛开展，四边县武委会于1944年4月在东朱鹿村召开四边县民兵骨干分子比武大会，对比武优胜单位进行表彰，号召民兵力争“红五月”创造杀敌新纪录。

    建立兵工厂  四边县特务大队在搞好军事整训的同时，还注意加强武器装备。由于枪支弹药奇缺，四边县特务大队多是汉阳制造、老套筒式、性能较差的武器装备，区中队更差一些，且常常配备不足，民兵的更加简陋。为了解决武器装备差和弹药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鼓励大家通过战斗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补充；另一方面自力更生，在缺人才技术、缺设备器材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土法上马，自办小型兵工厂来解决一部分。于1939年10月，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在东朱鹿村建立了战时重地“兵工厂”，由尹炳章、陈凤山负责。“兵工厂”经常流动在高家庄、南星落、曲屯等村。还有部分区也建立了小型兵工厂，主要是修理枪械、制造地雷等。1942年，该“兵工厂”与牛头镇清东地“兵工厂”合并。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支，制造大刀、长矛、手榴弹、地雷等武器。一切生产过程都是手工劳动。开始五六个人三四天才能造一条枪。后来，人多了，技术熟练了，设备也改善了，一天能造一条枪。枪的性能也不断提高。“兵工厂”分为5个组：机修组，专门修理枪支；翻砂组，专门铸造手榴弹；木工组，负责制作枪杆子等等；白铁组，负责白铁等材料加工；后勤组，负责材料供应。当时的生产水平很低，主要是修理枪支，土法制作步枪，子弹、手榴弹、大刀、长矛、地雷等。步枪子弹制作过程，首先将收集来的废子旧弹壳，冲出废泡，再用铜元砸成薄片，做出炮子，安装到废子旧弹壳上，然后用铜元砸成的薄片卷成子弹头，装上炸药，就做出了子弹。手榴弹制作过程，是将收集的废铁，熔化铸成弹壳，装上用硝酸等材料制作成的炸药，就做出了手榴弹。研制炸弹，地雷，导火索等武器。用三阳牌火柴，7-8支一小捆，与自造的小铁锉弄在一起，铁锉上涂上油漆，加火调匀后，再调上糊状的炸药混合物，待干后既成。一拉导火索，五秒钟就可爆炸。他们还研制了五0小炮。经过发射实验非常成功，在攻打臧台据点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兵工厂” 的战士们在严酷的形势下，一方面要躲避敌人的打击，另一方面还要保证生产，从回收弹壳、化铁、配药、到试验，每天生产10多箱手榴弹和子弹。从简单的修枪械到翻新仿造枪炮弹药，以及后来发展到造炸药、地雷，从手工生产发展到用简单的机械设备。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说起“兵工厂”，东朱鹿村家家户户都会制造鞭炮，这便是得益于这个“兵工厂”的益处。据老同志们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天，日伪军一行人马到村子四处烧杀掠抢，益都县委的干部急中生智，把点燃的鞭炮放到铁桶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把日伪军吓跑了。后来，村民们为响应杜绝个人滥制烟花爆竹的号召，才放弃了这一手艺。但“兵工厂”在战争时期承担了当时寿光八支队、临淄十支队、益都六大队的军火弹药供应，在当时起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配合作战  1944年，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我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连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2月7日，四边县特务大队二分队副队长耿子甫和魏呈华率部，在吕家庄伏击孟集据点伪军，全歼一个小队30余人。3月7日，临城、石槽盛日伪军，到临二区上庄一带扫荡。原清河军区直属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李丕功带领主力部队的一个连，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予以截击，将敌击溃，并追击十余里，又将临淄县日军顾问官山门馨击毙。5月下旬，在吕家庄伏击战中，我全歼伪中队长以下4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敌无一漏网。5月末，为了保卫麦收，反对敌人的抢粮计划，四边县特务大队二队对临淄伪军王砚田部到北率王庄的抢粮队，发起突然袭击，敌仓皇逃窜。部队把敌人抢到的粮食、牲畜、衣物等全部截获，发还给群众。接着又深入到广饶县城近郊莲花店一带，袭击刘乃善的伪镇公所，打击了敌人的抢粮计划。7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刘仁山带领四边县特务大队三队，在高卜纸到刘堡的公路上埋设地雷，炸毁敌汽车1辆。

    7月20日，渤海军区夏季战役攻势开始，军区的作战计划把四边县地区作为战役攻势的突破口。21日，在军区主力部队的策应下，驻扎四边县的“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000余人，在王道司令的率领下，在丰城毅然脱离日军，光荣起义。与此同时，广饶县伪警备队第六中队长苏景三，经过我军长期的争取教育，带队在高卜纸反正。此刻，广饶县城之敌尚未发觉，四边县特务大队的特派员黄金龙带刚反正部队的一个分队奔向孟集，到据点时，黄金龙等声言天热口渴，要点水喝，乘机顺利地进入炮楼，乘敌人不备，再次智取孟集据点，将孔庆祥为队长的一个伪警备中队全部歼灭。炸毁炮楼，平毁了据点。22日，军区直属团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包围延家集李青山部的4个连，激战一昼夜，毙伤伪官兵15人，俘300余人。同日夜，四边县特务大队又攻克十里堡据点。仅两天的时间，从寿光到广饶公路沿线十余个据点全部攻克，控制了该路段40余里，广大地区重获解放。

    苏景三率部起义后，我军命令编入四边县特务大队二中队，任命苏景三为副大队长兼二中队长，李守勤为副中队长，郭钦为指导员，并扩建寿五区中队，由冯金壁任副队长，后由刘伯诚任队长，刘学章兼指导员。

    为了扩大战果，四边县特务大队二中队副队长李守勤、分队长李文才带一个班，于7月末，深入广饶县城与梧村之间设伏，击毙伪中队长魏某某，俘士兵2人，缴获长短枪3支。

    在王道部队光荣起义的影响下，四边特务大队加强对敌伪军的政策宣传，对起义参加我军人员，一律不咎既往，一视同仁。伪孟祝三部排长赵宗尧8月8日带领8人，长短枪11支向四边县特务大队投诚。伪徐振中部临二区刘俊英带10余人反正编入特务一队。耿子甫带特务二队，在广饶城南二里处伏击回梧村据点的伪军，争取了伪军6名反正。

    初冬，日军左腾部队纠集伪张景月一团、四团、二十七团2000余人，于10月28日对寿光五区进行扫荡，又占丰城，重修据点，并妄图再次打通广寿公路。四边县特务大队为了牵制敌人，进行反扫荡，于11月深入寿光城附近，长途奔袭张景月二团住二皇庄子的敌人，敌逃往蔡王二营据点，我俘获人枪各1。归途中，四边县特务大队在北张楼村遭张景月特务队的截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敌队长张浩等4人被我击毙，俘43人，缴长短枪40余支。这次战斗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不久，张景月部排长王子丰带一个班，向我投诚。11月，寿五区中队在刘学章的带领下，奔袭张楼伪乡分队，俘敌11人。之后，又深入到潘曲，捣毁伪乡公所，俘敌7人，缴获步枪2支。我特务二队，西越淄河配合临淄县大队，再克梧村据点，俘警察30人，缴枪20余支，消灭一个伪警察所。进入冬季，广饶县城敌伪，已无力到各区设据点，而改为集中兵力对四边县进行扫荡，每月均有数次，多次进入到大王桥、邓范乡一带。

    至1944年底，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形势基本好转。1942年7月1日后，敌伪新修的据点全部被拔除，原有据点多处被攻克，还平毁了封锁沟。这样，抗日根据地有所扩大，并同寿光清水泊根据地连成一片。武装力量也大大增强，四边特务大队已发展到两个中队，各区均建立了区中队，每队扩大到30人至50人。

    1944年冬，渤海第五军区政委岳拙元到四边县检查工作。在王木匠庄，对各区及大队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宣布各区特务队，改为区中队。1945年，敌后战场转入反攻，敌人不甘心其失败，犹在作困兽之斗。3月，广饶县城伪军700余人，进占大王桥，四处扫荡半月之久。刘集村几乎被烧光。四边县特务大队在粉碎敌伪春季对边缘地区不断扫荡之后，以高昂的士气，迎来了新的一年。

    1945年5月13日，日军三角部队（一四一五部队）纠集刘佩忱、张景月、王砚田、李青山等部6000人，对四边县进行最后一次大扫荡。敌伪采取“以游击对游击”的战术。全部轻装，远距离奔袭，夜间行动，拂晓包围村庄，扑空后，迅速撤离，再杀回马枪，对四边县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四边县特务大队与敌展开反扫荡斗争，避开敌人的合围圈。当夜，四边县特务大队在研究敌情之后，苏景三大队长、朱秀三副政委带二中队移驻陈家官庄，距彭家庄之敌仅5里，便于观察监视敌人行动，相机及时摆脱敌人。15日拂晓，敌向陈家官庄进攻，形成包围之势。我军由于对敌情了解不够，判断有误，即向东北方向转移，经高卜纸时，与迎面来的敌人遭遇，前进部队被截断，陈汉三带一、二分队经延集、田家庄、裴家岭等村，均未突出敌人包围圈，于是，到菜园村集结抵抗。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经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陈汉三、苏寿田等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另一部分同志由大队特派员黄金龙带领向西南方向突围。在大王桥东街姓黄的群众家中，坚持战斗，直到最后牺牲。三分队先头部队在高卜纸与敌遭遇，因炮火激烈，前进路被封锁，便向北突击。经三贤庄子、徐家楼，转移到稻庄、石家庄子脱离险境。此次战斗，我一中队壮烈牺牲60余人。这是四边县特务大队建队以来，战斗最残酷、牺牲最壮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战士这种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精神，受到渤海第五军分区的通令表彰。

    6.智取石槽盛据点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断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破坏了日本当局的“以战养战”的梦想，使中国战场成为了吞噬日本有限的战争资源的无底洞。因此，到战争中后期，日本针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局面，把主要兵力转而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向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政治、军事上吸取国共十年内战中的经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有一个极为狠毒的一招，就是借鉴国民党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地的办法，建立堡垒封锁线，在各个要点安置据点，用来封锁限制我抗日军民的行动，控制巩固占领区，这个办法给我们抗日军民制造了很多麻烦。最困难的时候达到了“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的地步。于是日本鬼子的据点就成了日本侵略军统治的象征，成了抗日军民的眼中钉，肉中刺。拔掉日本鬼子的据点就有了巨大的实际和象征的意义。

    石槽盛据点自1942年春天由日军成功修建，到1945年，三年多来凭借石槽盛地势高、炮楼坚固、易守难攻的优势为害一方。据点里的日伪军共有近300人，周围挖了壕沟，进出用吊桥，一到晚上就摇起吊桥关闭大门。1945年夏天，石槽盛据点的日伪军吃了几次败仗后，像乌龟一样缩在碉堡里。这个据点，离四边县较近，就好象钉在我们眼睛里的一颗钉子。拔掉这个据点的任务，由驻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的清河军区直属团二营来完成。

    二营接受任务后，为了拔除石槽盛据点，经过周密调查，充分准备，利用临淄伪警备队与保安团王砚田部的矛盾，于 6月30日，在四边县特务大队的配合下，智取石槽盛据点。

    部署二营两个连、二中队在外围设伏，准备迎击店子、皇城营、临淄城增援之敌。

    拂晓时，主力部队的一个排与一中队化装为保安团的便衣队，以伪军的内线李学林为向导。大摇大摆地唱着当时伪军中流行的小调：“三月里三月三，清明佳节把景观……。”来到据点前，哨兵大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李学林答：“保安团的便衣队。”哨兵没有再盘问，便放下吊桥，让他们进据点，李学林顺手将哨兵抓住。那哨兵还以为人家和自己开玩笑，忙说：“别弄空头吧!”伪哨兵一开口，李学林随即拉出毛巾塞进了他的嘴。

    中队长刘良、指导员冀瑞光率领一组像猛虎一样直奔顶楼，冲进伪军宿舍。住在顶楼的伪连长听到有响动，只以为部下在捣鬼，拉着官腔嚷道：“搞什么鬼，还不睡觉。”他的话音刚落，帐门就被掀开了，中队长刘良命令他：“放老实点，快起来!”伪连长狼狈地拉起上装披在身上，慌乱得连鞋子也没有穿上，嘴里连声：“是，是。”有一个伪军爬起来刚要拿枪，当即被击毙。

    二组、三组随后跟上，各占一层，四组在楼下警戒。睡得正香甜的伪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便成了俘虏。

    五连的二个排也冲进据点，联合行动，押解俘虏。

    此时，驻皇城营之敌前来增援，遭我四连、五连与二中队聪明机智的战士们的迎头痛击，战斗相继展开了战壕守卫战、白刃战和冲锋战，四连、五连与二中队顽强战斗，不怕流血牺牲，在硝烟中阻击敌群，追杀援军，最后，援军被打得人仰马翻、四零五散。侥幸活着的，便连滚带爬地向皇城营内逃窜。
战斗结束，我方歼敌120余人，缴获掷弹筒1门、轻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战马4匹、警犬2只。指导员冀瑞光率3组民兵将被俘的1个连伪军押回宿营地。第二组民兵将炮楼用炸药把它炸了个土崩瓦解，四分五裂。至此，石槽盛据点被连根铲除，拔掉了这颗眼中钉，开拓并巩固了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抗日民主根据地。

    7.臧台战斗

    臧台位于何关镇西部。臧台现存台高15米，台基长宽各近150米。抗战时期，这个地方约有方圆五六十亩地的地盘，是益北地区最高的制高点。

    抗战期间，国民党张景月部占据寿光，所属的徐振中顽固派，也不断在青州北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制造与八路军的磨擦。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位于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南部地域，包括益都县的六、七、八、九区与五区的部分村庄，寿光县的五区和四区的部分村庄，临淄县的二区和三区的部分村庄，广饶县的二区和四、五区的部分村庄；南北长约50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抗日战争初期居住人口约20万。徐振中，原名徐成安，朱良村人，国民党中统特务。1938年年底，拉起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经共产党员彭飞的积极工作，改编为八路军三支队十团一营，徐振中任营长。后受张景月高官厚禄的诱惑，叛变投靠国民党。并与日寇勾结，在臧台修筑据点。先在这个村庄里的两个十字路口修上了两个据点，据点里面四面都有岗哨，村里都掘满了壕沟，壕沟一直通到台顶上，台顶上面又修建了一个大型的碉堡，这个碉堡的四个方向，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有四个射击口，一有紧急情况，伪军徐振中部就从村庄躲到臧台顶上，对抗八路军。

    1940年10月8日夜，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率部讨徐，在益寿临广四边县三支队基干二营和益寿县六大队的配合下，分三路进入臧台、东台、西台三村，对躲在藏台据点的日伪军进行分割包围。

    战斗开始，益寿县六大队选派会说益北话的突击队员，化装成清早下田的农民，分头接近日伪军两个哨所，刺死哨兵。随后，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先头突击部队的进攻队形成“三三制”，就是每个步兵班编成三个战斗组，每组三四个人，列成三角队形冲锋。当突击队冲到藏台据点前，四个射击孔吐出火舌，士兵们纷纷倒下。于是爆破组上，用大包的炸药开路，但爆破手也纷纷被枪弹射杀。在伤亡十几个士兵后，才将藏台顶上面的碉堡炸毁。台顶上到处是喷射的火舌......双方开始展开阵地争夺战，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像礼花一样在人的头上爆炸......

    战斗到10月10日佛晓，伪军徐振中部350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50人。最后，仅徐振中带领20余人化装逃跑了。

    此次战斗，对公开投靠十五旅张景月部和大肆宣扬所谓“曲线救国”，并依仗朱良据点日伪势力，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抗日家属，还经常勾结日军对益寿县寿五区、阳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扫荡”，残害抗日军民的顽固派徐振中部，给予了歼灭性的打击。

    徐振中没有想到，他在臧台之巅精心筑起的防御工事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便被攻克。当月下旬，益七区、寿五区的千余名民兵配合山纵基干二、三营，在李马村以东及臧台一带展开反顽斗争，迫使顽固派孟祝三部缩回张楼村以东地带，并再次沉重打击了伪军徐振中部的嚣张气焰。此后，徐振中继续流窜青州北部，收容各种散兵游勇，抓丁扩军，造枪造炮，又组建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他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疯狂屠杀抗日军民......

    据亲历过烽火岁月的健在者回忆说，此次臧台战斗沉重打击了伪军徐振中部的嚣张气焰。但也埋下了伪军徐振中部制造东朱鹿惨案进行报复的种子。1941年，在日军对我益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徐振中部借机报复，积极配合日军疯狂搜捕益寿临广四边县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抗日活动，尤其是当得知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领导到东朱鹿村后，于1月5日,益都县国民党投降派保安团团长徐振中带领朱良据点的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勾鼻子等300多人包围了益寿县东朱鹿村,驻在此村的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另有6名群众受伤。这就是当年在山东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东朱鹿惨案。因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故又称“腊八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