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群众 建设根据地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善于捕捉战机，坚决勇敢多打胜仗；一是坚决执行争取群众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到我军方面。刘、邓首长也曾指出，一定要解决不愿拿部队、抽出干部去做群众工作的思想，要与人民群众结合，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搞好土地改革，只要我们路线、方针和政策搞好，很快就能建立根据地。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及刘、邓首长的指示，我们进入桐柏地区后，在歼灭敌人武装的同时，十分重视群众的发动工作。我们把群众能否发动起来，看作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和巩固的关键。

    桐柏地区是一个老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但自从原中原军区部队突围撤出后，该地区在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摧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军刚进入这一地区时，群众对我们能否站住脚抱有怀疑。为了使群众迅速发动起来，我们除了大量歼敌外，以南下干部为主，迅速建立各级党、团、政权、武装、群众等组织，开展群众工作。部队亦抽出干部组织工作队、工作团，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宣传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纲，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激发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增强他们的胜利信心。同时，我们要求干部、战士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给群众以良奸的印象。

    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使他们从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为此，我们在进行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帮助农民建立起贫农团、贫雇农小组，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开展了诉苦清算、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上地改革。到1948年2月，全区有100万人口分到了土地和财产，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开始时有些急于求成，企图在半年内解决土地问题，赤化中原，再加上一部分同志把老区土改的办法照搬过来，不顾当地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忽视群众工作的艰巨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为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因而犯了“急性病”的错误。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不是有分别有步骤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而是用行政命令和包办代替的方法，结果使部分成果落到有些流气的“勇敢分子”手里，大多数基本群众的利益未得到满足。有的贫苦农民分到土地不敢要，有的一度分到土地，但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又秘密将土地退还地主。

    实践告诉我们，分浮财的办法虽然能一时鼓舞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但并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过早的实行土地改革，由于条件不具备，也是行不通的。

    1948年3月下旬，区党委在湖阳镇召开地、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对土地改革中发生的“急性病”引起了注意，对问题有所认识，但由于认识不完全统一，未能根本纠正。6月6日，中原局根据党中央关于新区暂时停止土改，只搞减租减息和整党的指示，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规定全区立即停止分配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区党委又于7月下旬在桐柏县平氏召开了第二次地、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使“急性病”错误从思想认识上得到了纠正。此后，桐柏地区停止了打土豪、分浮财、分配土地的做法，改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在贯彻“双减”方针中，区党委从本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在已分土地的地区，发动群众进行了复查调整土地运动。复查主要是查黑地、瞒地及分配不合理的土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调剂。在未分田的控制区，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对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清算斗争，对中小地主实行“双减”办法。在边缘游击区，实行了团结一切社会力量，肃清敌人，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政权。

    桐柏区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犯了“急性病”的错误，但总的来讲，广大贫苦农民在斗争中普遍获得了利益，阶级觉悟大为提高，为后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创造了有利条件。

    群众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帮助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为把这一项工作做好，分散到各县、区的部队，执行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配合分配到各地的南下干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迅速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地方政权，建立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区除前面讲到的建立了行署和三地委外。1948年7月襄樊战役后，又组建了以张廷发为书记、杜景云为副书记的江汉工委，后来成立了四地委和第4军分区。全区先后建立了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襄阳、邓县、光化、南漳等21个县级政权，100多个区级政权，广大乡村普遍建立了农会组织。各地、县、区普遍成立了指挥部，组建了独立团、独立营及游击队。从而，根据地建设有了巩固的基础。

    从1947年12月初我军挺进桐柏地区，到1949年3月上旬桐柏军区撤销，前后经历一年多的战斗历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桐柏区党委和军区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积极主动捕捉战机，歼灭了国民党大量地方武装，摧毁了反动政权，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贯彻执行了党的新区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建立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加强了根据地建设；积极配合主力歼灭敌正规部队，经常牵制敌正规军六七个旅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作战；配合和支援了淮海战役，牵制了敌张淦、宋希濂、王凌云3个兵团，使其不能东进淮海战场，减轻了我军在淮海战场的压力。一年多来，我军区部队与敌人作战1200余次，歼灭敌人3．9万余人，我军发展到4万多人，解放了桐柏、唐河、枣阳、遂平、确山、泌阳、邓县、新野、南阳、光化、谷城、襄阳、南漳13个县城，全区面积达5．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90余万。

    由于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正确领导，由于桐柏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仅用了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胜利地完成了创建桐柏根据地的任务。桐柏区的创建，在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中，为推进战争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支援作用。

    链接：刘志坚将军简历（1912．1—2006．3）

    湖南平江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农民扑城起义。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长寿区赤色工会委员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长、青年部长、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一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政治委员兼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总参情报部部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一九八五年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