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是第18个中国记者节。新中国成立前，就有记者节。1933年到1949年，每年的11月8日，我国新闻工作者都举行各种仪式纪念这一节日。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但因当时未确定具体日期，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工作者一直未过记者节。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同意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1月8日定为记者节。

    据媒体报道，目前新闻记者位居世界十大危险行业的第三名，仅次于矿工和警察，属于高危职业人群。据媒体今年9月报道，因出演《王牌特工》而闻名的塔伦•埃格顿，已确认加盟战争题材新片《一个人的战争》。该片讲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著名女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如何在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阿拉伯地区的动乱、斯里兰卡内战等数场战争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并发回优质战争报道的传奇故事。虽然她采访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战地报道事业。2012年2月22日，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霍姆斯的临时媒体报道中心遭炮击身亡。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根据美国法院于当地时间2017年7月9日接获的诉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于2012年2月锁定并杀害美籍战地女记者柯文，阻止她揭露当局的暴行。该诉状称，法国籍摄影记者欧克里克与柯文一同殉职。另有一名英国摄影记者、一名法国记者和一位叙利亚媒体保护人士也在同一场攻击中受伤。报道指出，柯文在过去30年采访过许多血腥冲突。2001年，她报导斯里兰卡内战时遭手榴弹炸伤失去1只眼睛后戴上黑色眼罩。

    回顾历史，在中国早期的新闻机构中，编辑和记者没有严格的分工，编辑、采访合一。1872年,《申报》创刊后开始设立访员，专门采访本地新闻。此后，《申报》在北京、南京、杭州、武昌、宁波、扬州等26个城市聘有“报事人”或“访员”。1899年《清议报》第7期上出现“记者”一词。战地记者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19世纪初，欧洲诞生了战地记者。1854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随英军远征马耳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名职业战地记者。

    一部战地记者的历史，就是一部让世人难以忘记的新闻史，也是一部记录战争硝烟的战争史。战地记者，就是指那些在战争中报道新闻的记者，又称“随军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的一种职业分工。战争是最惊险的，也是最恐怖的考验。战地记者忠于职责，追逐新闻，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也许会有流血和牺牲，但是他们更爱记者的使命和崇高的职业。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采写的战地现场新闻或目击新闻就是战地报道。“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是战地记者永远的格言。时至今日，战地记者不仅包括文字记者、画家、摄影记者、摄像记者，也包括数字新闻记者。他们坚持时间就是效率的原则，要求快速、客观和公正地将战争新闻宣传报道传播出去。正是基于他们从事高危职业发出和平的声音，人们才知晓战争的真相，感受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更深刻地体会和平的难得可贵。

    目前，世界并不太平，国际社会处于多事之秋，国际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恐怖主义频发，局部地区动荡，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打击，造成战地记者的牺牲时有发生。

    二战以来：战地记者与死亡相伴，有时用生命记录战争真相

    战地记者既是一群与死神经常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有时，可能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电影《萨尔瓦多1986》中死在美军枪下的摄影记者约翰•卡萨迪就是一个典型的战地记者，他面对着游击队的枪口一边虚言应付，一边偷偷地按下快门；当美军的直升机开始向游击队和市民射击时，他从藏身之处兴奋地跳出疯狂拍摄，直至中弹倒地。

    二战以来，千万名记者走入战争的殿堂，以他们的战争日记、报纸照片、战后回忆录、长篇通讯，铭记炮火纷飞、激烈对抗、残酷厮杀，以及在这些中间不灭的希望、和平。纪录片《二战启示录》中有几个镜头至今难以忘怀，那就是战地记者冲锋在枪林弹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用一个个镜头、一卷卷胶片为后人记录了战争残酷瞬间。实践证明，深入前线阵地采访，面临着生命危险，难免会流血牺牲。据报道，二战中，《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据美联社报道，1965-1975年越战期间，共有71名记者因报道这场战争而遇难，其中在柬埔寨遇难的有34人，越南33人，老挝有4人。截至目前，越南战争是战地记者遇难人数最多的战争。在越战中遇难的71名记者中，来自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最多。其中20人来自美国，14人来自法国和日本。 如今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是电影中两军对峙的交战态势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特别是那些战地报道新闻的身影仿佛历历在目。如中国战地记者萧乾，1939年8月31日奔赴战火洗礼的欧洲战场。1949年9月，德国空军狂轰乱炸伦敦时，萧乾用手中的笔把战时伦敦的被炸场景记录下来，展示出来，成了那个时候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战况和战时英国的一个窗口。在中国新闻史上，徐铸成写了不少游记，如香港沦陷后，时任《大公报》香港版总编辑的他逃经已沦陷3年的广州，写成《广州探险记》。后来，他曾冒险穿越“江南沦陷区”，写成十篇沦陷区进出记，分头记录了那些“死了的洋场”“苦难中的上海外侨”“南京群丑”等。韬奋主持下的《生活》周刊，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在这个过程中，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等重要时间节点，《生活》周刊都有出色的作为。“七七”事变后，韬奋8月即创办《抗战》三日刊。次年《抗战》与《全民》合并为《全民抗战》，销量曾高达30万份，还推出了“战地版”“通俗版”。

    近年来，战地女记者以惊人的勇气、毅力和卓越的表现，在近20年中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顶起战地记者半边天。据不完全统计，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记者殒命冲突现场。战地记者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和工作环境极其艰苦，既有可能遭受炮火的袭击，又有可能遭到搜身、毒打甚至遭到非法关押、绑架劫持。当女战地记者被绑架时，绑架者一般会开出很高的价码，当这些要求无法被满足时，战地女记者一般会被撕票。波黑内战前两年，死于巴尔干地区的各国记者约68人。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伊始，就有两名西方记者丧生。而在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有10余名记者殉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女记者首次上了牺牲名单。2007年9月15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病逝，享年77岁。据报道，法拉奇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这种勇敢的性格为她日后成为著名记者打下了坚实基础。上世纪60年代中期，她奔赴越南战场，多次被弹片击中，但总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其中，最危险的战地采访是在墨西哥。1968年在奥运会举办前夕，墨西哥发生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法拉奇在采访政府派兵镇压时身中三枪，被士兵拖着头发拽下楼梯，扔在大街上。但她临危不惧、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正由于她先后报道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重大冲突，成为当代最著名的战地女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