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北上抗日战略转移，毛泽东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保住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块革命根据地；同西北红26军、红27军会师，组建了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联合组成的红15军团，迎接了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同四路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的伟大壮举。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陕北永坪镇合编为红15军团，1935年10月1日至12日，在劳山、张村驿、榆林桥三战三捷，击毙敌张学良部110师师长何立中，俘虏107师团长高福源，俘敌2000余人，直罗镇战役，消灭了张学良部109师又一个团，俘虏5300余人。敌师长牛元锋自杀身亡。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敌人电文中有“共匪中央及匪军主力已到甘肃通渭地区，有进入陕北之迹象”的消息，红15军团确定部队南下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西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等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地革命战争保留下来的党领导的全中国“硕果仅存”革命根据地。

    六、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到陕北去

    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 “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毛主席极大重视，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向毛主席汇报了1933年左右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党组织、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毛主席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1935年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作了形势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哪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哪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号召大家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变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并设想“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主席、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北的情况。10月19日，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后改为吴旗）镇。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七、各路红军胜利会师陕北

    此时，中央红军仅剩8000余人。红25军约3400人。西北红军连同游击队近万人。三支红军大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11月6日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团结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主席评价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正确果断地处理了“左”倾路线执行者在陕甘边区错误“肃反”，为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在政治上、组织上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党中央在1935年12月以后，陆续将原西北根据地内的地方游击队整编组成红28军（军长刘志丹）、红29军（军长萧劲光）、红30军（军长闫红彦）和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相）、关中独立师（师长白志文）。1936年，中央和红军总部先后组织东征和西征战役，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西北根据地。在东征战役中，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指挥部队在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时，亲临前线侦查敌情，不幸左胸中弹，壮烈牺牲。人民英雄刘志丹牺牲时年仅33岁。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西征红军以红一方面军为左路，红15军团为右路，后又以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为中路，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相继攻克甘肃东部阜城、曲子镇、环县、宏德城等地，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俘虏敌人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并与陕甘老区联成一片，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新根据地。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积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贺龙军团长、任弼时政委与红四方面军首长在阿坝会师。党中央林育英（即张浩，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闻天、周恩来等六十八人及红一方面军、西北红军发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电报祝贺两军会师。7月2日举行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朱德总司令讲了话。坚持北上抗日路线，坚持与陕甘和中央红军会师陕北，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以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军（团）长、任弼时为二军（团）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正式成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陈伯钧、王震等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南。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铎镇与红一方面军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22日与23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25军与红15军团及红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万里长征，落脚点历史地选择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总后方和出发点。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战略转折点。

    八、“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1935年10月，正当西北根据地军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胜利的关键时刻，王明“左”倾路线波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左”倾路线执行者，打着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的名义，红25军到陕北之后，组成陕甘晋省委，夺了西工委刘志丹等人的权，聂洪钧任西军委主席，朱理治兼任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程子华等参加中央驻陕北代表团。11月，红15军团建立后，陕甘晋省委召开扩大的省委会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后来发展成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和反对右派反革命的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40多党政军领导被扑，200多名共产党人和干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被错误杀害。党政军内部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至于部分地区群众反水。西北革命根据地处在极度危机之中。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到达吴起镇，得知此情况后，立即下令，停止扑人、停止肃反，停止杀人，一切等候中央处理。把被扑人员全部释放。正确果断及时解决了陕甘苏区错误的“肃反”问题。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西北军民欢天喜地，民歌唱出了万众心声：“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毛主席来了晴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