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回顾西北党的建设，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过去讲长征，基本上只讲中央红军的长征，没有讲北上抗日先遣军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的长征，没有讲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没有讲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军的长征，没有讲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对于西路军的新疆远征基本失败也不讲。只讲成功，不讲失败。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也是只讲红一、三军团胜利的进军，不讲红五军团艰难困苦的后卫，只讲胜利，不讲艰苦的失败。基本上也没有讲坚持在江西、福建革命老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对北上抗日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没有讲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贡献，也没有讲西北党组织和西北工农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这都是不全面、不完整、不公正的。因为归根结底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的提出和实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抵抗日寇侵略，开始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告全国工人和劳动群众书》，号召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宣战通电》，宣布对日战争。1933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提出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在同国民党百万匪军作战的同时，决定派遣北上抗日先遣军之后，中国工农主力红军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联合起来，北上抗日”标志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

    从1934年7月2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由福建连城返回瑞金组成抗日先遣军北上抗日始，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宁夏会宁和将台堡至，历时两年三个多月。其中经过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9000余人突围北上，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东部印江县木黄会师，在转战湘鄂川黔中建立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共2900余人，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军》北上抗日；1934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留守老区1万多人，主力红军8.8万余人从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北上抗日；1935年3月至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8万至10万余人西渡嘉陵江、涪江、岷江开始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奋斗历程，红军三大主力与红15军团会师陕北，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世界革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

    二、无数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创造了历史条件。

    各路红军的北上抗日长征是分头进行的，又是互相协同、互相支援的。江西、福建老区留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没有直接参加长征，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对敌人进行了有力的牵制，配合了各路红军的北山抗日。我们不能忘记从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牺牲的领袖与先烈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许白昊、赵世炎、罗亦农、王一飞、郭亮、夏明翰、澎湃、杨殷、颜昌颐、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刘华、汪寿华等革命领袖、革命英雄。不能忘记方志敏、沈泽明、寻淮洲、刘畴西、何叔衡、赵博生、董振堂、黄公略、黄甦、唐在刚、陈寿昌、徐彦刚、林瑞笙、高泳生、严图阁、陈阿金、孙小保、傅维钰、黄励、刘伯坚、阮啸仙、贺昌、韦拔群、夏曦、陈香波、崔琪、鲁易、汤慕禹、朱勉之、孙玉清等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不能忘记蔡申熙、王平章、甘济时、吴焕先、杜斌丞、谢子长、刘志丹、杨琪、杨森、白明善、王兆卿等无数革命烈士，他们以自觉无私、奉献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饶、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才换来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的胜利会师。我们也不能忘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元帅的豪迈气概和彻底革命精神“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没有这种彻底革命精神，长征胜利是不可能的。西北的党和西北红军没有直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的长征，但为各路红军北上抗日长征的胜利创造了落脚点和出发点。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准备了战略转折点。

    三、陕北和西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成为领导西北人民群众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

    自建党以来，在李大钊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宣传马列、组织党团、推动革命，逐步建立了中共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为组织领导西北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领导核心。

    陕北党团组织是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方区委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建党初期，陕西、云南早期共产党员刘天章（1921年）、王复生（1921年）、魏野畴（1923年）、李子洲（1923年）、王德三（1922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到绥德师范）都是在李大钊培养下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大钊先后派他们到陕北教书，从事宣传马列、组织党团、推动革命的工作。其中以绥德师范为中心的党团组织李子洲、王德三等同李大钊的关系最为密切。组建了绥德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部。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1926年9月，李大钊策动冯玉祥五原誓师，派遣刘伯坚、魏野畴、邓小平、刘志丹、方仲如等加入冯玉祥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制定“围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陕北党组织动员派遣谢子长、刘志丹、白明善、王兆卿、马明方、高岗等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组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加入革命军逐步成为革命骨干。大革命时期党在陕西凝聚了一个营和一个旅的革命武装。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中基本打光了。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成为西北革命党人的一代楷模。1929年，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抓枪杆子。

    1924年12月29日，王德三经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邓中夏批准成立陕西绥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王德三、白明善、乔如祯（即乔国祯）等16人组成的绥德地方团部。王德三任书记，下辖榆林中学刘志丹等任书记的团支部，团员发展到17人。在瓦窑堡李象九营发展团组织，书记史唯然，成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领导的清涧起义的骨干。1925年2月绥德四师成立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李子洲。1927年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陕甘区委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创办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大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五大新规定，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任常委负责组织工作，魏野畴负责军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遭15次破坏，多次改组、重建，但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始终不减，革命火种始终不灭。成为被剥削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领导核心，革命前进的灯塔。

    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召开，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委。当时党在陕北地区已有了5个县委，3个区委和一个直属支部。1929年2月在绥德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谢子长出席会议，被选为特委军事委员。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4月召开陕北特委第二次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刘志丹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三色论”搞武装，即白色的（派人争取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工作）；灰色的（派人作土匪武装工作）；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10月，吉国祯任陕北特委书记。1930年9月底。赵伯平接替吉国祯任陕北特委书记。10月在绥德合龙山古庙举行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成立暴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会议期间，秘书长刘澜涛、府谷县委组织部长张德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7月23日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常学恭、鲁学增、王兆卿等出席会议。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特委工作报告。会议抵制中共北方代表部分“左”的指示，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提出要在陕北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安定、绥米、神府）三个游击区建立和扩大游击队。高起家坬会议在中共陕西历史上非常重要，标志着陕北地区武装斗争已经转向全面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折点，对后来陕北和西北党、红军、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会后，8月3日，发生了米脂事件，即无定河畔六烈士惨案，陕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王兆卿、特委委员毕维舟及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特委交通高庆恩、米脂区委委员王守义及交通高录孝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无定河畔。中共陕北党组织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吓到，他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

    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河北省委、中共中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下，成为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决定性力量，在农村发展党团组织，穿上军装就是红军、游击队。党支部就是建立红色政权堡垒村、游击区、根据地的战斗核心。1935年2月5日，刘志丹、谢子长共同商定，中共陕北特委与中共陕甘边特委征得中共北方代表孔原派出的巡视员黄瀚的同意，建立起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委，统一领导红26军、红27军，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个特委和两个根据地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养伤期间），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统一领导中共西北党组织和西北地区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

    四、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

    土地革命初期，党在陕西、甘肃积极开展军事活动，与南方的武装斗争遥相呼应。1927年10月12日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接着又先后组织了渭华、旬邑、耀县等大小几十次武装起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1年底，谢子长、刘志丹、闫红彦等领导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初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红2团，团长王世泰，杜衡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杨琪任管理处长。谢子长、闫红彦因受错误处分赴中央受训。按照中央的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达到照金。3月8日，筹建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委员李妙斋、史克寿。6月，秦武山接替金理科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补选为特委委员。1933年11月8日，红26军42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师长王太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师党委书记杨森。红42师党委代行陕甘边特委职权。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重建，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张静元、蔡子伟、刘景范、李华生、龚逢春为特委委员。1935年2月马文瑞为特委委员。在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8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贾生秀、牛水清。政治秘书长先后为蔡子伟、张文华。到1935年3月，陕甘边区先后建立了花池县、保安县（赤安县）、庆北县、安塞县、赤淳县、合水县、富西县、富甘县、中宜县等九县革命委员会及南区驻宁县、淳化、正宁办事处。东区赤川、红泉两县苏区。

    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1932年秋创造了延川游击队，1933年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此后又建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15支游击支队及21支队、22支队等，开辟了大批红色堡垒村庄和游击区，后来发展成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陕北游击队联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1935年1月25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举行，宣布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从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陕北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安定县（即赤源县）、清涧县、神木县、佳县、吴堡县、绥德县、延川县（赤光县）、延水县和秀延县革命委员会。

    1935年2月，刘、谢商定，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委会成立，统一领导红26军、红27军的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神府革命根据地）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西北工委先后领导26个党的县委，其中15个是2月至9月新建的，即延长、红泉、赤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政权机构，陕甘边地区的县苏维埃政府，先后设有南区、东区共31个县，其中13个县是2月至9月新建立的，即：府谷、子长、米西、延长、红泉、赤川、定边、东靖边、肤甘、、肤施、延安、淳耀县。主力红军是红26军第42师和红27军第84师，总兵力约5000多人。地方总共有大大小小40多支游击队，共约4000多人。共青团18个县委，工会6个县委。

    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国民党陕甘当局动员数万军队，对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甘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分别指挥下，经过数月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4年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7月17日攻下安定城，谢子长率部南下与刘志丹会师。8月15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三团北上。8月17日首战安定县景武塌，毙敌30多名，俘虏80多名，缴枪100多支。近一个多月，经过景武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战斗，主力红军发展到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1934年9月初，红三团返回陕甘边，陕北建立和巩固了安定、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革命委员会。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负伤。1935年2月21 日在灯盏湾壮烈牺牲。

    1935年2月，正值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艰难行进在长征途中时，蒋介石纠集陕甘宁晋等省六个师，加上反动民团号称10万之众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地“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长途转战800余里，经历十余次激烈战斗，俘虏敌军2000余人，缴获枪支3000余支，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游击区扩大到30多各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庆环，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在大约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红旗飘扬。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西北的意图，便不惜血本，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15万之众，蒋介石亲任“西北剿总”总司令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空前规模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中央和各路红军失去立足之地。面对15倍于我之敌，西北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集中兵力，1935年8月，在吴堡县慕家塬和绥德地区痛击西渡黄河的阎锡山部，歼灭敌人2000多人。第三次反“围剿”初战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