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当年走过印新运输线，运输过抗战物资的两位驮工。

图为陆振轩的日记原文。

图为印新运输线桑株达坂上驮队经过的栈桥。

    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地区的少数民族牧民中，至今流传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70多年前，几个热血青年带领着新疆几百名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同胞组成了一只驮运队，由印度列城出发，开始了一次翻越有着“死域”之称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最后抵达新疆叶城，打通了一条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他们以生命的代价，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故事还得从这里说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中苏国际援华交通运输线得以保持畅通。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前苏联发动了“闪击战”，苏联损失惨重，在中国抗战之初大量承担对华军援的苏联被迫放弃了历时3年的对华武器运输。而美国援华物资，最先经香港转入内地，香港沦陷后，改由缅甸经滇缅公路输入。1942年，日军又攻陷缅甸以及中国云南怒江以西地区，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企图把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全部切断。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周边的公路、海路，完全被日军控制，外援物资无法运到我国，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筹划开辟新的印中驿运，从西南运送美国援华物资。最初，新的运输渠道设想是通过西亚转到前苏联，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运进国内，但是这样运输要经过四个国家，行程上万里，有着繁琐的外交程序和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借道西亚运输物资的计划没能实现。当时负责交通的陆振轩在查阅资料时，从英国人写的从新疆跨越昆仑山到印度的游记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从印度到新疆有两条路，北道由伊朗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南道是一条驮马古道。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从印度列城就能到达新疆的叶城。这个消息立刻鼓舞了他，1943年，陆振轩、刘宗唐、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马家驹等有着共同的专业技术、爱国热情、家乡都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组成了一支踏勘队伍。此次踏勘的路线，基本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分水岭的一条越岭线。从列城向北越过海拔5307米的卡尔东山口，进入奴勃拉山区，渡过旭腰克河，向西穿过海拔5368米的西塞拉山口，进入喀喇昆仑山区，经海拔5579米的喀喇昆仑山口进入新疆，再翻越新达坂及土达坂，到达叶城。

    1944年10月15日，经过1年多筹备，首趟运送抗战物资回国的驮队出发了。途中无数的考验，都被陆振轩记录在日记中。

    驮队中，每个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陆振轩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驮队中没有人再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都“呼哧呼哧”大喘气，当时的情况该是多么艰辛困苦。

    最险峻、最难以翻越的是从班登塞向海拔5368米西塞拉山口进发的山路。“离西塞拉山口越来越近，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沿途可见血迹斑斑……”原来，牲畜一旦到了这里都会头痛，只能采取土办法，用针刺破牲畜的鼻子放血，给牲畜脑部减压。

    陆振轩写道：“冰川在光线的照射下发出刺人的白光，使人的眼睛涩涩发疼根本睁不开。行走在冰凌上，人的眼前不时出现黑晕，我们赶忙戴上了保护镜，驮工们也赶快用牦牛毛绑在眼镜上保护自己的眼睛。据说一些驮工被雪光刺伤眼睛，就得了‘雪盲’症。在刺骨的寒风中，人被风吹得站不稳，驮马队不敢停留。”

    马队要过的最后一道山口就是喀喇昆仑山口。尽管经历了一路的千辛万难，但是当他们登上喀喇昆仑山口后，所有人都精神振奋，因为他们即将踏入国门。陆振轩在日记中写道：“这次驮队拉运抗战物资，木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原本说好的往返报酬是20个“坦戈”（银元），漫漫征途中，经历了死亡的考验，他们之间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友谊，同时，少数民族同胞从陆振轩口中也得知了远在内地的汉族同胞正英勇顽强的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盼望这些物资打鬼子。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陆续参加以后的运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