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1933年，我的父亲就是看到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士们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毅然決定参加了红军；我的母亲看到了，红军中的女战士们把心情愉悦写在脸上，无忧无虑，也毅然决定参加了红军。

    刘照林——从小当童养媳的母亲，在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从鄂丶豫丶皖到达川丶陕苏区时，就参加了红军，我母亲就来到通江县南岭被服女工厂。刚开始成立的被服女工厂，有张茶清丶何福祥和我母亲三个人，张茶清和何福祥是鄂丶豫丶皖过来的老同志。

    红军进入通江丶南江丶巴中后，在大巴山下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年青的姑娘丶小媳妇，她们大批报名参加红军，其中一部份，便分配到供给部女工厂当工人。

    过了一个多月，被服厂和兵工厂分开了，单独住在蹇家山。这时，又调来林月琴丶王泽南丶赵正畗和刘百兴丶郑克明丶邓廷郁丶李志明等一百多名女同志和一部分男同志，还在当地招收了部分民工。

    为了便于管理和生产，被服总厂下设男工厂和女工厂。男工厂工人100多人，只有两台缝纫机，大部分为手工缝纫。除完成本厂的生产任务外，还负责女工厂的衣料裁剪任务，驻通江南岭。

    女工厂（也称女工连），编成一个连，林月琴仼连长，王泽南任指导员。下面分三个排，每个排分三个班，我母亲当一班班长。以后，人越来越多，编到18个班，每个班20多人。母亲从一班班长当到十八班班长，又当了排长。驻通江蹇家山。

    1933年9月，母亲在蹇家山被服女工厂，经王泽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被服女工厂，要进行军事训练，毎天早上丶中午要出操，示范军事动作。还要学文化，学政治丶军事常识。

    被服女工厂的主要任务是缝制军衣丶帽丶鞋丶祙装备部队，有时还要往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往后方运送战利品。解决部队的穿丶戴问题，在当时是个既重要又迫切的任务。

    刚开始时，母亲她们住在老百姓喂猪的楼上，把门板放下来，大师付教她们做衣服丶做帽子。

    我母亲从小做童养媳，只会做粗活，做不来针线活，林月琴丶张茶清她们就手把手教我母亲。

    后来，逐渐就做得挺好了，一天能做三件，做衣服丶裤子要求很严格，做得不好就要拆了重做。

    女工厂很正规，哨子一吹，规规矩矩坐着，不许说话，做自巳手里的衣物。

    当时，全部手工做，工具就是一个针线包，里面有不同大小的针。

    技朮要求很高，一寸要缝十一到十二针。

    一般一天缝一套，慢的缝一件。完成任务好的还可以得奖，只想早点完成仼务，所以，星期天也不休息。

    做衣服的布是从街上买来的窄口面士布，由男工染成草灰色。用鸡冠花熬水染出红布。

    由大师付裁剪好后，送到我母亲她们那里缝。缝好了，就十套一捆地捆好，再分发给前线的战士。

    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队伍不断扩大，被服女工厂缝制的军衣，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母亲便把被服厂附近的老百姓，组成四丶五个缝衣班，动员群众缝军衣。每天早上，把布料发给班长，晚上收回成衣，对符合质量要求的，每套发给工钱。婆婆丶小媳妇丶大姑娘都高兴，积极性也高，仼务也完成了。

    縫紉台就用旧木板七拼八湊镶成一个大宽桌；旧木凳或搬块石头来当凳子用；睡在木楼板上或垫上稻草搭通铺。

    当时，被服工厂里沒有缝紉机，全靠手功缝制。针线包是唯一的工具。先学缝纫技朮，军装的质量要求高，每寸要十一丶二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初歩掌握了手工缝纫技朮。

    大师付（裁缝师付）先把布料裁好，上衣丶裤子丶军帽丶军鞋丶子弹袋等。

    毎天排里的干部从连里把裁好的衣料分到班里，班长再分给个人进缝制。

    全以手工缝纫，每人每天可缝军衣半套或一套。主要生产军服丶军帽（八角帽）丶军鞋（布鞋丶草鞋）丶挂包丶子弹袋丶绑腿带等。

    开始，功效慢，质量差。一天也完成不了一套单军衣，有的虽然勉强完成了一套，但稀的稀，密的密，歪歪扭扭，皱皱巴巴。缝上装时，有的甚至把左袖缝到右边，把前挂缝在了后边。缝下装时，把裤裆那四个尖角缝在一起，根本不能穿。

    张茶清连长丶赵正富指导员下到排里一边做政治思想工作，一边教技朮，一面口头传，一面一针一线地做给战士看，把搭配的方法和要领作详细介绍。大家围桌而坐，互教互学，会的带不会的，不多久，技术就逐渐熟练了。又开展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由缝一套提高到两套，后来，又提高到三套。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0多天的宣（汉）达（县）战役，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军需工厂（被服厂丶纺织厂等），全部机器设备和大批的军需物资，库存的棉布20万匹丶棉衣2万多套，还有制作被服的机器几十台。充实装备了被服厂。

    有了原料，有了机器，做衣服的速度加快了，有时一天能出几百套成衣。

    工厂生产的军服为中式：上衣对门襟，三个口袋；下衣裤子分长裤和短裤两种。

    衣服颜色不一，多为灰色和兰色。前线部队穿灰色衣服，后方人员穿兰色，工厂人员的服装是有啥穿啥，颜色很杂。

    为了使部队穿上颜色一致的衣服，我们自巳动手染布，没有染料，我们就用黄泥丶草木灰及楝树的根丶皮丶籽熬水作代用品，染出了士灰色和土黄色的布。

    做帽徵丶领章，我们就采用鸡冠花熬水染出红布。

    衣扣不好解决，我们就用布包上麻钱代替……。

    对军服生产质量要求较严，要结实耐用，针码均匀。如果验收发现不合格的，轻的受批评，重的扣发工资（民工），记过处分或关禁闭等。

    被服工厂设工会组织，负责宣传教育，开展生产竞赛活动，鼓励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对生产多丶质量好丶超定额的工人给予奖励。奖品和奖金有：毛巾丶袜子丶鞋丶毛衣丶被面和銀元等。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达到定额，战士和职工在缝纫机旁吃饭丶跑歩去大小便丶主动在桐油灯下加班到深夜。

    工会还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每天晚饭后，做游戏，打球，教唱革命歌曲等。

    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令”，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当生产任务紧迫时，星期曰和晚上主动加班。当原材料缺乏，供应不上时，军工进行队列丶瞄准丶投弹丶爬山等军事训练。并进行政治学习，学习革命道理，讲前方形势。文化学习，教识字丶写字等。

    那时，同志们的干劲确实大，各班丶排开展革命竞赛，不分昼夜，比着劲儿干，倣衣服丶鞋丶帽子又快又好。有的同志麻利得很，一天能纳出5只鞋底，有的能纳10双鞋。

    就这样，我母亲和妇女工兵营的战友们,做了大批衣服和鞋丶袜丶帽，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在红军渡嘉陵江之前，指战员基本上都能适时穿上四季衣服。

    组织妇女工兵营的同志们,负责全军的冬衣丶夏衣丶草鞋丶布鞋丶祙子等，还要往前线运送粮草。加班加点，日夜操劳为红军长征做准备。

    川陝苏区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战斗频繁，工厂经常转移。

    1935年春，跟随总部经流二沟到新场乡，开始撤离通江丶南江丶巴中。撤离时，什么东西都揹上，休息时就做衣服丶帽子丶打布草鞋，走路时又揹上，就是边行军，边做衣服。到了苍溪，住在烂泥沟。

    我母亲去县里，参加了“党的活动分子会”，听了张国焘的报告。

    上级指示，有大的行动，彻底轻装。一天夜里，部队紧急集合。部队拉走后，再也没有返回驻地。

    1935年3-4月, 渡过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向阿坝挺进，妇女工兵营的战土，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奋斗，终于走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阿坝。8月底，红四方面军包座战斗胜利，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补充了部队和工厂。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召集被服厂的同志们说：

    “包座战斗是一丶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次大胜仗，这对坚持军需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当地羊毛丶牦牛毛很多，这是生产冬装的最好材料。”

    我们运输连来到中窝坝小喇嘛寺的地方，这里羊毛很多。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召集我们开会说：

    “部队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同敌人打仗，不久，又要北上过雪山草地，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羊毛做成羊毛衣，让战士们穿暖和打仗。”

    于是, 运输连和被服连又合在一起, 接受了纺羊毛丶织布的生产任务。

    开始，政委王泽南和连长刘照林商量，怎么紡羊毛呢？请教了当地藏民，他们把粘土揉成鸡蛋大的泥球，插上树枝，泥球干了后，就成了搓羊毛线的工具。用这种工具，一个人一天才搓三丶四两毛线，大家很着急。后来，一位木工师付制造出手摇纺线车，一个人搖，五个人拉毛卷，一天就可以紡出四丶五十斤羊毛线。晚上，睡在羊毛堆里，吃的是青稞面和野菜，牛羊肉汤，一直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把羊毛全部做成了羊毛衣服。这种衣服，看着像麻袋片，但穿在身上还挺暖和。

    有一天，朱德总司令来工厂视察，察看了被服生产的每道工序，不断向大家问好，夸奖丶勉励，希望多产军服，做好军服，保障部队供给，支援部队多打胜仗。有不少红军战士就是穿这样的羊毛衣，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

    我母亲跟随红军总供给部下属几个工厂，抵达会宁。

    1936年10月9日，朱德丶张国焘丶徐向前丶陈昌浩等率领红四方面军进入会宁。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红一丶红四方面军庆祝大会于1936年10月10日傍晩，在会宁文庙大成殿举行。庆祝大会以两张门板搭成讲台，以供桌当讲桌，红一丶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2000多人坐在长条凳上，两万多红军战士（包括我的母亲）和群众坐在大成殿外广场上。

    1936年10月22日，二丶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

    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結束。

    当时女红军战士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掌握武器的，一部分是在总供给部和下面所属的几个工厂，有个女工营，营长是林月琴。过黄河时，我母亲生病，发疟疾，无法行军，只能和留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妇女独立团战士，在营长林月琴的带领下，继续向延安地区前进。

    当时的陕北生产丶生活都非常艰苦，为了解决生活和工业的需要，中央红军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小规模的被服厂丶鞋袜厂丶印刷厂。

    这样, 博古（秦邦宪）叫我母亲到被服工厂去。那是给中央政府几个领导做衣服, 只有三个人, 三台机子。

    1937年，这个厂撤了，我母亲又到了延川被服厂。

    延川县被服厂，主要任务就是为前线的战士们缝制衣服。1938年11月，日本轰炸延安，延川被服厂隨军搬走。

    我母亲从1933年参加红军，在通江县南岭被服女工厂，到1938年离开延川被服工厂，主要的工作一直是在做军服（军装丶帽子丶鞋（布草鞋）丶绑腿带丶干粮带），学会了踩缝纫机，学会了裁剪军服。在延安的中央政府的领导,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在延安的指战员,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在西路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长眠在草地丶雪山上的战友,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我母亲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延川被服厂。

    红四方面军妇女妇女独立二团一营一连连长——刘照林，在1933年——1938年，除了行军丶打仗之外，就是做军服（开始以手工缝纫为主，以后有了少数机器，但仍以手工缝纫为主）。
我的母亲刘照林，红军时期做红军军服无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条件所限，没有留下一张穿红军军服的照片。

    八路军军服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我母亲的第一张照片，估计摄于1937——1938年，可能在延安边区党校学习期间。（右边第一位是我母亲）

第二张照片，摄于1943——1944年，在延安新市场照像馆（抱着的小孩是李军）。

第三张照片，摄于1948——1949年，在甘肃酒泉（左边第一位是我母亲）。

第四张照片，父亲李新耀和大弟李开建

（摄于1937年於延安）

（摄于 1945——194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刘照林的女儿可是万幸多了。

    这是解放式军服

（摄于1955年8月1日於沈阳市）

    刘照林的女儿，1961年7月参军入伍，进入军事院校学习。

    这是55式军服

（摄于1956——1957年於沈阳市）

    这是65式军服

（摄于1967年摘自辽宁日报）

（摄于1985年父亲与小弟李开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