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于是3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25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要大模大样、虚张声势啊! 于是他们精心地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一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3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2人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危急时刻好作策应。

    进入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地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个“将军班”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军长吴焕先称他们为“一把小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泽东誉他为红军的“陕南王”。由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和影响都非常大。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3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什么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材生——红军将领。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舞台，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其后，陈先瑞随红25军转战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时，被一颗流弹击伤左腿。进入陕南后，尚未痊愈的他，再次错过长征机会，留在鄂豫陕根据区担任游击总司令、红74师师长，独立坚持了近2年的陕南游击战争。

    1946年新四军5师中原突围后，时为15旅旅长的陈先瑞，再次担负起在陕南重建并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重任。毛泽东对他多次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陕南游击王”。

    四、红25军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了大别山区的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开始了长征。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里，有7名女战士显得格外惹眼，她们就是被称为“七仙女”的红军医院女看护：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

    当时，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为了迅速实施战略转移，部队一出发就是急行军。11月17日，在击退敌“追剿队”第五支队后，部队已接近平汉铁路。这时，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怕7名女同志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医院政委苏涣清来动员她们留在根据地，并给她们每人发了8块大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她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情十分沉重，有人急得都哭了。她们不愿离开部队啊!

    年龄稍大的曾纪兰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要随部队走。”

    向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屏把大洋往地上一甩，跟下达这一命令的军参谋长戴季英吵开了：“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我重新去当童养媳吗？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

    见周东屏带头，其他几个人的胆子也大了，一个个都把大洋往地上一甩，上前和戴季英讲理。

    她们不管戴季英讲多少理由，就是原地一坐，谁也不动。

    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骑着马过来了。他见这边吵吵闹闹的，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就问戴季英：“这些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要跟队伍走。”

    “就她们几个？”

    “对，就她们7人！”

    “不多，不多。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又有何不可呢？”

    听徐海东这么一说，女兵们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不当逃兵！”

    看到她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说：“呵，革命性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姑娘们个个破涕为笑。

    部队出发以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天都要急行军40多公里，有时50多公里。为了隐蔽，部队常常夜间行动，7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她们都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

    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7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她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干女儿，待形势好转后，再接她们回部队。但有了上次没离队的经验，她们不怕了。在部队领导找她们谈话时，她们一致坚决表示：“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她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她们得以继续随部队前进。

    1，一口面条、一片深情，“七仙女”精心照料着红军伤员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在庾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敌人占领了东北坳口。由于红25军的战士们近一个月来长途行军，转战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于是，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毙敌人300多名，但红25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出。他这次负伤比以往哪次都重，失血很多……

    徐海东整整昏迷了四天四夜，直到第五天才醒了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屏一直守护在他身旁。

    徐海东醒来后便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怎么样了？”

    周东屏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

    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

    周东屏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让他多说话。她知道徐海东已四天四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地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生怕触痛他的伤口。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就向周东屏问这问那。

    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很重，便对周东屏说：“你不要管我，去好好照看程军长。”

    经过近一个月的转战，部队消耗很大。特别是独树镇、庾家河两次殊死恶战后，7名女战士看到一些伤病员因没有药品医治而结束生命，内心极为痛苦。强烈的责任心和战友情，促使她们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同医院的战友们一起收集缴获的药品，想办法买药品，乘空隙找偏方、采草药。在庾家河战斗中，许多指战员身负重伤，7名女战士日夜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料。她们细心观察伤病员的病情，耐心帮助伤员解除伤痛，热心料理伤病员的膳食等。重伤员吞咽困难，她们就亲自煮面条，一口一口地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周东屏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天天给他们消毒；有时边行军，边用采来的药用树枝、树根熬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她们通过这些办法，补充了药品的不足，挽救了不少战友的生命。

    2，编新歌、演新戏，长征路上“七仙女”医护、宣传一肩挑

    红25军进入陕南后，蒋介石调兵遣将，从1935年1月起，连续两次派重兵对鄂豫陕地区进行疯狂“围剿”，企图把红25军消灭在这里。红25军奋力反击，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战皆捷，以战斗的胜利，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派遣部分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

    医院随部队行动，7名女战士的任务相当繁重，她们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她们在庆祝解放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军政治部根据这些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她们还自己编些新词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唱歌、跳舞、演新戏，她们并不擅长，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特别喜欢看。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也激励着她们自己。

    她们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快便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造谣欺骗。在红军没有到达之前，地主们时常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要杀所有的人，掠夺一切财产，并且强迫所有的人跟着他们逃跑。因此，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非常稀少，但经过三四天的宣传之后，大批的群众就回来了。

    1935年8月15日，红25军进入甘肃静宁县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为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部队在进入兴隆镇之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25军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回族同胞的拥护，回族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的到来。尤其是这几位女战士，更受到了回、汉族妇女的特殊优待。她们怀着无比羡慕和敬仰的心情，热情地将女战士们拉到家里去，请她们吃饭，像对待亲姐妹一样。

    女战士们还在医院院长钱信忠的带领下，深入到群众家里，热心为病人治病。她们的实际行动，使当地回族人民深受感动，连声夸赞“红军好”。三天后，部队离开兴隆镇时，男女老幼站满街道两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端着点心油果，为红军送行。

    3，“二女”长眠长征路，“五女”远征到陕北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曾纪兰、曹宗楷倒下了。她们默默地长眠在漫漫征途上，像大别山一样朴实无华，山风吹拂着她们，绿水环绕着她们，草木和四季陪伴着她们。曾纪兰、曹宗楷的倒下，没有吓倒其他5人，她们继续走在长征路上。道路坎坷，征途漫漫。红25军转战到陕甘边境的黄土高原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没有粮食，战士们经常挨饿，只得向当地群众购买一些土豆和作马料用的黑豆来充饥。当地缺水，土豆就连皮带泥蒸熟吃。部队翻山越岭走了几天，许多战士饿得甚至昏倒在路上。5名女战士，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艰难困苦，于1935年9月15日，随着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

    第五篇：红25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1934年11月16日，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开始长征，于1935年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与其他三方面军的长征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时间和行程较短，历时10个月，行程9000余里，且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也被称为“小长征”。

    一、红25军长征，作为党和红军的“宣传队”，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25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不断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长征的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1月下旬，当红25军长征经过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强盘踞围寨，且配有大量武器，不时地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针对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紧迫形势，红25军召开紧急会议，政委吴焕先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食一律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组织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他还将当时党的规定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公买公卖等有关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口号。正是红25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出色地做好了宣传工作，因此，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避免了地方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上述的传单、布告，实际上就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时的施政纲领。它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根据地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5月，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后，省委书记即由红25军政委吴焕先担任。吴焕先牺牲后，省委书记又由军政委程子华担任。在红25军长征途中，省委对军队实行了直接领导，在军事斗争为主的长征途中，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减少了领导层次，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而且又从政治上、组织上把红25军紧紧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对红25军及早取得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红25军长征中，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

    红25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西征甘肃，有利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中旬，当红25军从《大公报》上获悉“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进”的消息以及敌人云集于川西边、甘南边、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上，企图堵截主力红军北上情况后，立即按照省委的既定政策，挥师挺进甘肃境内，攻天水、占秦安，进而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坚持18天之久。这一行动，使敌人大为震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发出五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至西安的碉堡封锁，防止红25军向甘肃进发；继而督饬陕西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这样，红25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起到了吸引敌军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切断西兰公路后，又迫使但担负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敌军不得不一再调兵向东北线回援，从而进一步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

    在红25军长征的同时，原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和斗争形式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敌人虽协调部分兵力西去追缴红25军，但是，集中在根据地的各类敌人，仍有11万之众，他们对根据地实行“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鄂豫皖省委以留在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为基础，重建了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他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转战千里大别山、运动在平汉铁路东西和江淮之间，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对坚持在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及后来南方地区新四军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时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红25军先后实行的2次战略转移，都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仅在最初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留下部分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后来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又留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部分武装，组成了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继续发展鄂豫陕边的有机战争，使革命旗帜不倒、烈火不熄，有力的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减轻了敌军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

    三、红25军最先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准备了可靠的落脚地点，也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在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会合，胜利的完成了长征。作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1支队伍，红25军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会师后，召开了红25军和陕北红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了由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合并组成的陕甘晋省委决定，将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15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的指挥下，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和壮大，既加强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扫清了道路。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即同红25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资匮乏、非常困难。红25军勒紧裤腰带，千方百计地进行支援，首次送去边币一万元，接着又发动全体战士给中央红军送礼物，从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部分枪支、弹药，从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送给中央红军，还将芬山、榆林桥战役中新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补充给中央红军。随后，红25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与兄弟红军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红25军长征的“两个唯一”，极大地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25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队伍。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4次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都未能实现。最后才决定将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试图3次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未能成功。张国焘在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曾经提出建立川西根据地的计划，由于刘立湘纠集四川军阀全力反扑，亦没能成功。只有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并获得了成功。红25军进入陕南后，充分利用将军与陕军之间的矛盾，着手创建根据地。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陕西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入陕几个月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并把鄂豫皖省委改名为鄂豫陕省委。经过半年斗争，“成立了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为红25军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保障，促进了红25军的发展壮大。

    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不仅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部队。 “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之久，穿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部队由最初的八万下降到七千二百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十一个月，途径6个省，行程两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近一万七千余人减少到一万一千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转战三省，行程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十万之众减少到四万四千余人。”唯独红25军在长征途中得到了发展壮大，部队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上升到临末时4000余人。这些固然与红25军长征之中行程最短，没有经过险恶的雪山、草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红25军的长征是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转移。

    红25的一系列特殊胜利，使正处在革命高潮暂时低落期的中国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党中央及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和苏区人民在红25军的鼓舞与影响下，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25军的长征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25军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一支仅有两千多人的队伍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绩。红25军虽为配角，但在红军长征途中，它作为唯一一支没有减员且发展壮大了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且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并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