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路军的征战历程

    一九三六年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发贺电。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10月21日敌胡宗南部第一军、王均部第三军、关麟征二十五师、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从东、南、西三面向会宁地区大举进攻。

    10月23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宁夏战役的具体部署。

    10月24日毛泽东电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彭德怀同志宁夏战役计划”。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电令彭德怀：“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 同日夜半，三十军二六三团在靖远虎豹口强渡成功，一举突破马步青部河防阵地，大部队迅速跟进，控制了渡口。

    10月25日九军继三十军渡河。 同日马步芳奉蒋介石之令，指示青海省国民兵团（以下简称民团）待命出发，增援骑五师。

    10月27日三十军八十九师在靖远县吴家川、景泰县尾泉等地，击溃敌骑五师马禄旅和祁明山步兵旅各一部，占领兴泉堡、一条山一带。

    10月28日拂晓，三十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完毕。

    10月30日五军渡河。至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少年先锋团、骑兵师共21800余人全部渡河。 同日四方面军总部移驻景泰赵家水。九军尾随向赵家水、兴泉堡附近集结。敌关麟征部突进靖远，控制黄河东岸，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河东岸的红四军、三十一军向打拉池地区集结，诱敌深入，待机歼敌。

    10月31日三十军迅速扩大战果，击破敌骑五师围困的各据点，使敌防守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

    11月1日驻防五佛寺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成立“五佛寺抗日促进会”，动员群众大力支援红军。

    同日九军进占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溃退敌马禄旅600余人骑围困于锁罕堡围寨，与之展开统战外交。 同日马步青一面急电马步芳，请求速派援兵；一面急电骑五师参谋长、河防前线指挥官马廷祥，派人向红军虚与讲和，为援兵争取时间。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中央军委报告：“一条山地区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同日马步芳接到请求增派援兵的急电，立即任命马元海为河西总指挥，率部赶往一条山。 同日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属骑兵第五师及新二军，负责河西军务。

    11月3日马元海向一条山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四方面军总部部署力量与敌激战3昼夜，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红军亦伤亡900余人。

    11月4日敌三个团及青海民团进犯打拉牌九军阵地，被击溃。

    11月5日敌集两个旅的兵力增援，又被击溃。红军边打边追，乘胜占领镇虏堡。 同日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11月6日四方面军总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部队，攻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发展创造甘北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军事援助。随之在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的三十军于当日夜撤到黄草渠、锁罕堡击敌。

    11月7日夜，五军从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抵打拉牌。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向凉州前进，集中兵力打敌，各个击破之。同日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11月9日红军各部队依预定计划部署，突击敌军重围的一条山地区，且战且行，向平大古凉地区行进。

    11月10日九军先头部队进入古浪境内，占领干柴洼。马元海尾追而至，向九军发起进攻。次日又激战一天。当夜，九军主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转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11人组成。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同日毛泽东等致电西路军，征求单独执行西进任务的意见。西路军复电，依据现时敌我力量，估计可以完成任务。

    11月12日九军主力在横梁山与尾追之敌激战一昼夜，双方均有伤亡。

    11月13日九军一部沿黄羊川北上，击退守敌，占领古浪县城外边的墙、山等制高点。 同日中午，被三十军先头部队包围在土门堡的敌骑五师工兵一营投降。营长马有明等以下官兵160人自愿参加红军。

    11月14日九军八十一团向古浪城发起进攻。敌溃逃，红军遂占城。

    1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九军当日全军进抵古浪县城。

    11月16日拂晓，马元海集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古浪城反扑。九军连日苦战，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亦巨，元气大伤。

    11月17日三十军一部移占武威西四十里铺一线，五军跟进。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红军总部，请求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在现地区创建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去打通远方。

    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并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以利保持东面地区回旋余地。同日夜，九军在三十军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凉州大河驿的总部靠拢。同时，三十军八十九师两个团抵近凉州城下，两个团及总直骑兵师占领永昌县城。

    11月19日西路军总部移至武威西四十里铺。三十军一部防守永昌，一部直趋山丹。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扩红、筹资，准备灭敌。并指示与于学忠、“二马”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谈判外交。

    11月20日九军一部进入永昌境内。

    11月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及五军两个团移驻永昌县城。三十军一部进占山丹城。 同日西路军先遣工作团与马步青代表谈判，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三十军后续部队撤除对武威城的监视包围，西移至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同时，马步青集结部队，部署围攻红西路军。

    11月22日马元海集重兵进攻西四十里铺一线，红军坚守阵地，激战3日，给敌以重大杀伤。

    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五军接防山丹城；永昌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作战不利，处境困难。 同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正讨论帮助，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

    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再次汇报西路军作战情况，认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

    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电告中央军委：“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 同日西路军前进剧团在慰问九军途中，与敌遭遇，损失惨重。 是月下旬五军在山丹县城内组建起5个基层苏维埃政府。

    12月1日三十军军部进入永昌县城，后移城西水磨关、南泉田家庄、陈家南庄一带。

    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军委总政治部并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情况。电称西路军减员“总数为4303人，内伤亡营连干部129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党、团员伤亡约占百分之五十七以上，干部伤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同日苏维埃山丹县政府成立。

    12月3日马元海集结主力进攻永昌城东十里铺，迫使红军放弃据点。马彪集结重兵配以飞机、大炮，进攻山丹城。五军据城固守。

    12月4日三十军一个营夜袭水磨关红庙墩，击溃敌骑兵团。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命令各军，大力扩充骑兵。

    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

    12月6日马元海携部进攻永昌城东关等三十军防地，经激战，东关、东水泉失守。

    12月7日马元海调集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向永昌城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九军防地进攻。红军奋力拼搏，将敌挫败。

    12月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调王树声为九军军长、陈海松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徐太先为政治部主任，并致电中央。 同日蒋介石致电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扑灭……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倘遇匪警，务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中央社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后，组织向“二马”官兵展开信函外交和阵地宣传。

    12月14日马元海再次向永昌发动进攻。

    12月1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反共，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马元海集炮兵、步兵、骑兵，进攻永昌东十里铺、水磨关、北海子等地。红军存放的粮食被劫。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沿祁连山北麓，取道大马营滩，昼夜疾驰西进。 同日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后，敌兵入城搜捕、残害苏维埃政府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是月底西路军经民乐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进。敌人一路尾追堵截，红军且战且行。

    一九三七年

    1月1日五军及总直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各一部进占临泽城（抚彝，今蓼泉）。是日下午，军政委黄超率两个团留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部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4个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进军高台，于当晚攻占高台城，并将县民团一部收编组成“抗日义勇军”。 同日西路军一部在临泽城举行军民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支援红军。

    1月2日五军在高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号召社会各界群众支援红军西进。同时，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群众。 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随后沙河、平川、倪家营等地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军委致电，报告西路军行进情况及敌情，并建议：西路军“如敌无大的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1月3日西路军总部随三十军进驻临泽县倪家营，总部设在缪家屯庄。九军一部掩护总直、总后勤部兵工厂等及妇女抗日先锋团分兵进驻沙河堡（今县城）和县城（今蓼泉）。

    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报告情况并建议军委设法从兵源、物资方面援助，同时表示“西路军报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

    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 同日军委主席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9日敌马元海集骑、步、炮兵及民团2万余人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并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

    1月12日敌人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4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2万余人围攻高台城。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17日西路军总部再次致函马元海，寻求停战，未果。

    1月19日凌晨5时，西路军总部获高台城五军危急的情况，旋即派骑兵师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敌截击失败。驻守临泽城的五军部队两次派兵增援，均被敌拦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五军将士坚守高台城，经9天8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苏维埃高台县政府遂停止活动。

    1月21日西路军总部电告军委主席团：“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月22日驻守临泽城的西路军被敌包围，激战3昼夜后，在九军接应下突围与主力会合。

    1月23日西路军取道张掖南山东返。九军一部进至张掖龙首堡，总部跟进同驻。三十军及九军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 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重新调配五军领导干部。 同日敌人发现西路军有东返迹象后，旋即调动兵马东撤堵防，并加强对驻地的防守，同时部署袭击红军。

    1月24日夜 ，西路军总部亦来到龙首堡，进驻张福寿屯庄，并派出小部骑兵沿祁连山向东南方向侦察。

    1月25日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展情况，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同日夜，陈昌浩、徐向前率总直及九军一个团2000多兵力，向祁连山边的大孤山行进，后半夜进入祁连山边沿的张家沟。

    1月26日晨，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来到肃南境内的马蹄乡芭蕉湾村，会见转轮寺智华活佛，并向其介绍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红军露宿一夜于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

    1月27日三十军在西洞堡、龙首堡击敌青海宪兵团、一零零师手枪团，大获全胜。毙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以及战马、子弹等。 同日夜，西路军面对四面围敌的严峻形势，在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寻机歼敌，创造条件东进。同时，决定重建骑兵师。并决定从九军二十七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名骑兵，向东迂回，掩护大部队西进。

    1月28日晨，当300多名骑兵行至西洞堡东30多里地的白城子时，与敌遭遇，除10多人幸免外，其余全部牺牲。 同日 西路军重返临泽倪家营，布防于四周43个屯庄。

    1月30日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委周纯麟率九连130多名战士进驻倪家营汪家墩碉堡，阻击敌人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殊死拼杀，换防时仅剩9人。

    2月1日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一次致函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马始终未接受建议。

    同日马敌向倪家营西路军防地不断发起进攻。红军将士浴血奋战10多日，歼敌近万人，自身伤亡亦重。

    2月5日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威狄堡白家庄子敌人弹药库，炸毁全部弹药。

    2月15日敌人向倪家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

    2月21日夜，西路军再次突围，撤离倪家营，西进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营，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

    2月24日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请求增援。否则，只有抱全部牺牲之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

    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同日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甘州一带建立党的地方组织，选调11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及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和“中共高（台）抚（彝）县委”，开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军的军事行动。

    2月27日西路军突出重围，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复受敌军分割包围，无日不战。 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是月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在张掖南山灰条沟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

    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向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致电“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

    3月5日援西军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动，并致电中央军委及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 3月7日敌人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连日激战中西路军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

    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凌晨撤至梨园口，准备退入祁连山，敌骑兵紧追不舍。

    3月12日西路军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在梨园口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血战中，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4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总部指挥余部向祁连山康隆寺撤退。

    三、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 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 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四、西路军的相关争论

    前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李先念同志为西路军题词（1987年）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前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

    1，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

    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6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后，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2，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国共联合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3，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

    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张掖、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10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