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6年5月3日电（史嘉平）大革命时期的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诞生。1924年8月，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也在这里相继建立。1925年河北阜平建党，1926年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下属安平、饶阳、蠡县等十几个县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1931年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曾经建立过北方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一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比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还要早。1932年7月“保定二师学潮”震惊华北大地，1930年五里岗暴动、1932年8月中共保属特委领导的“高蠡暴动”、1932年11月的冀中五县42村发动的农民暴动以及“抗捐”、“扫盐”、“抢秋”等革命斗争在华北地区从未间断。虽然大多被敌人镇压，却播下了革命火种，党的主张深入民心。当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选定河北阜平山区为八路军总部，冀中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河北阜平和冀中有着非常好的党的群众和政治基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低谷，由于当时土地革命的中心在南方，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和主要根据地也在南方，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倾其全力“围剿”南方革命根据地即成必然，因河北远离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心，国民党新军阀在这里你争我夺，这便给河北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留出了一定的空间。这期间吴立人先后根据北平市委、保属特委、河北省委、直南特委的指示，抓住这个时机、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在安平、饶阳、武強、武邑等地开展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秘密发展党员，把支部建在农村，使广大农村党的组织和党员从点到片、从无到有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鉴于这期间中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和安平县的党组织、冀中地区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同志，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河北省委派了联络员是李常青同志指导北平和保属特委的工作。

    1932年8月高蠡暴动后至抗日战争初期，吴立人曾先后受北平市委、保属特委、河北省委、直南特委派遣，多次深入安平等地，进行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国大地，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保属特委的重要工作是寻找失联的各地党组织和中共党、团员，对被敌人破坏了的农村党支部进行艰苦卓绝的重建和恢复工作。这批农村和县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使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北方播下的火种得以重新点燃，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幅员辽阔的华北平原，这些农民革命的星火竞逐燎原、势不可擋，中共在华北地区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建工作形成的这个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故而知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今天，重温中共建党初期这段极其珍贵的党建工作历史，追忆和缅怀革命先驱们的革命事迹及思想，特别是重温在中共建党的初期，我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把“支部建在农村”的党建思想和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客观反映地方党组织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作用和历史贡献，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对坚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吴立人是中共“把支部建在农村”党建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吴立人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重视农民力量的思想理论，为吴立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落实把支部建在农村的党建思想打下了基础。1978年冬，吴立人看望他在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后，回忆中共早期党建历史时谈到：“李大钊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领导人。他对农民的重视源于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理解”。李大钊曾经说过：“如果农民能够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建立农民武装，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李大钊文集》下册834页）；吴立人回忆说：“李大钊是最早提出支部建在农村、支部建在军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等中共党建思想和理论的，并最早把这些‘重农思想’运用到中共党的建设的实践中。”1923年李大钊在河北安平成立的中共第一个支部就是“支部建在农村”这一党建思想的具体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大钊这些早期建党理论同时被毛泽东所汲取和创新，1926年，毛泽东把李大钊发表的《青年与农村》、《土地与农民》等教育、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和宣传资料，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了卓越创新。

    毛泽东是“支部建在农村”和“支部建在连上”的中共党建理论的最早的伟大实践者，为我们党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首先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第3页《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在第98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43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农民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作了完整的表述：“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1923年李大钊在河北安平成立了中共第一个支部之后，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建立了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同年，河北阜平党支部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此点燃的革命星火起之于中国农村，燃之于大江南北，兴之于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星星点点的农村党支部的不断涌现和发展，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农村为基础的红色政权、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1927年8月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9月领导了秋收起义、10月领导了广州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了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在“把支部建在农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治军宗旨，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从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使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村党支部遭到了严重破坏，五次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始撤离各根据地。这期间，河北保定保属特委曾先后五次遭到破坏，所领导的高蠡暴动、五县暴动等农民革命运动也先后失败，中共北方局派出保属特委李菁玉、罗玉川、陆治国、刘秀峰、候玉田、张君、吴立人等开展对农村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吴立人是当时恢复农村党组织的践行者之一。

    二、从吴立人重建和恢复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看华北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地方党建情况。1934年10月五次围剿失败后，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军撤出苏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到1935年7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被迫停止办公，国统区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中共北方地区的党建工作仍在艰难中发展。1935年5月，中央决定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高文华任书记，其下属省级组织有河北省委、山西省工委、山东省工委。时河北省委所属组织尚有北平、天津、唐山3个市委，京东、冀热辽、保属、直中、直西、直南、直鲁边、津南、绥远、陕北10个特委和13个中心县委、33个县委；山西省工委下属3个县委、2个区工委；山东省工委仍领导鲁西、胶东、苏鲁边3个特委和4个直属县委。1936年春，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作为这一时期党的一项中心任务。到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地区中共地方组织的分布是：在冀、热、察、绥、蒙及豫北、鲁西北地区仍设有中共河北省委，其所属组织有北平、天津、唐山3个市委，京东、冀热边、保属、直中、直南、津南、直鲁豫边7个特委，12个中心县委，28个县委，党员数量有较快增加，如天津由数十人发展到4000名，赞皇县由二三十人发展到100多名，平山县由500多名发展到700多名。在山西省，1936年10月建立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山西省工委下属太原市委及中心县委、县委、特支、支部共36个，有党员368名。在山东省，1936年5月，山东省工委改建为中共山东省委。到1937年7月，下属鲁西北、鲁西特委。胶东工委以及7个直属县委或工委，有党员2000多名。1936年6月在河南省组建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委，1937年4月改称河南省工委，下设豫晋边临时工委、豫东特委、豫西临时工委、苏鲁豫皖临时特委及3个直属县委。在绥远省，1936年7月建立绥远省工委，同年秋又建立垦区工委。此外，自1936年下半年起，北方局还直接领导鄂豫边省委和烟台市委、宛属工委等。1937年5月，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将原中共河北省委分建为河北、平汉线两省委。河北省委下属京东特委、冀热边特委、直鲁边工委、唐山市工委，平汉线省委领导保属、保南、保东、保西、直中、直南特委。七七事变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之下有河北、平汉线、山东、鄂豫边4个省委，山西、河南、绥远3个省工委及山西公开工委，以及20多个特委、市委或工委。1936年8月4日《中共中央致北方局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在组织上，河北省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也指出七七事变前“华北党组织在政治、组织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工作大大加强了，还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的《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强调指出，这时“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

    “七七事变”前，冀中地区已经重建和恢复的农村党支部达到400多个，县党支部20多个，共有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党员800余名，其中安平县1937年有42个党支部，288名党员。有的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已经转移，“七七事变”前后纷纷被党组织找回，接上组织关系，投入抗日武装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平津学生分赴冀中各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许多在外读书的知识青年回到家乡，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的大潮。

    总之，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在华北特别是冀中地区，己经有了组织分布广泛并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党的地方组织，它是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和条件。在总结、回顾中共创建晋察冀和冀中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中，许多亲历者都认为，由于河北地方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才使抗战初期，在国军撤退、八路军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共创建这块毛泽东称之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才有了可能和成为现实。

    三、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恢复与发展，在我党建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的意义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全景同志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意味深长的写道：“拨去岁月的重重迷雾，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台城这个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孕育和诞生，她代表并承载了当时工农大众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争自由求解放的主张是广大农村中农民的共同意志和期盼，毕竟中国革命的重头戏是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事实。没有农民的觉醒和参与，中国革命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从井冈山到西柏坡，再到淮海战役中数百万推车挑担的支前民工！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决策者和后来的继任者，能够清醒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普遍适用的真理”。

    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我党建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历经九十五周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建在村里”和“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里程碑。在党建史上，“支部建在村里”和“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如两颗耀眼的明灯，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进程中，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多变的形势，跨艰难险阻、涉疾风骤雨，使一个饱受列強欺压、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令人睹目的今日強国之列。“支部建在农村”和“支部建在连上”，是中共党建宝库中的两大法宝，没有这两大法宝，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八千万党员应时刻铭记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河北省安平县的中共台城特别党支部，始建于1923年，是李大钊委派弓仲韬【1】回故乡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后建立的，回忆中共农村党的建设这段党史遗珍，正像张全景同志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共产党做主心骨，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前赴后继地开展了雇工罢工、教师增薪、惩治村霸、策动学潮、禁赌禁毒、妇女放足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一大批党团员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到1927年上半年，安平县已建立党支部七个、共青团支部五个，共有党团员百余人。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局、河北省委、保属特委贯彻党的八七会议，要求实现工作方式的转变，把各级党支部建成“巩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河北省委建立后，除了重建和恢复了安平等地的党组织外，还恢复了许多失联党团员的组织生活，发展了一大批党、团员；更为重要的是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党的秘密工作的详尽而具体的规定。至“七七事变”前，安平县已经建起共产党、共青团支部四十多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二百多人。如此数量的党团员，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北方地区各县，实属罕见。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书记弓仲韬同志。（中红网红色图库）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毛泽东派参加过井岗山反围剿和长征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到河北创建抗日根据地，据孟庆山回忆，当年毛泽东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紧紧依靠河北地方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孟庆山担任保属特委军事部长后，依靠地方党组织在短短的五、六个月时间就组织了6万人的河北游击军。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53军130师691团的一千多位将士，在河北藁城县梅花镇“梅花岭战役”歼击来犯日军后，在晋州小樵村完成了改编，成立了人民自卫军，由于冀中地区党建工作基础好，进步青年踊跃参军，兵源充足，成为冀中抗日的劲旅和中坚力量，这期间保属特委并入冀中区党委。1938年4月，黄敬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后，首先抓了抗日武装统一整编的问题。他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化解了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内部的矛盾，又收编或清除了其他的武装，将冀中河北游击军与人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合并，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扩大，在一年的时间里，根据地辖区就由7个县扩大到35个县；并初步改造了县级政权，建立了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和民众团体，这样就迅速打开了冀中地区的局面，仅1939年到1940年，就支援晋察冀军区粮食980万公斤，破路挖沟七万公里，在敌占区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给与了肯定和表扬（见《彭真年谱》上卷第1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如此迅速和成功，与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和冀中区党委，特别是黄敬同志来到冀中后创造性的工作和卓越的领导分不开的。回顾这段历史，吴立人常说，抗日战争初期，许多从井岗山、瑞金苏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都说：“冀中地区兵源充足，民众觉悟和素质高，只要是打鬼子就踊跃报名；到了冀中就像回到了当年的苏区”。刘伯承、邓小平在冀南、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129师的兵源都在河北地区得到了充分的补充。贺龙1939年1月25日率八路军第120师支援和巩固冀中根据地，该师在冀中八个月时间，大小战斗116次，歼敌5900余人。来到冀中时兵力6300人，回晋绥时将冀中军区独立第4支队、独立第5支队、独立第6支队、津南自卫军四只整建制部队编入120师，大批冀中健儿踊跃参加120师部队，很快120师部队扩大到21000人。贺龙同志对这批冀中子弟兵给予极高评价：“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打仗不怕死敢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了得呀！”；“硬骨头六连” 在冀中组建之初，除19名红军战士，余下一百余人全部是冀中子弟兵。林彪、聂荣臻的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在河北地区一次性的补充兵源就达2000人。“七七事变”后的冀中抗战初期，由于以黄敬、程子华、吕正操、孟庆山等为首的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冀中抗日根据地范围：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位处华北平原腹地（北）平、（天）津、保（定）地区。束鹿县、深县、武强县、交河县、饶阳县、献县。蠡县、高阳县、安新县、容城县、徐水县、清苑县。藁城县、无极县、晋县、深泽县、安国县、定县（定南）、博野县。河间县、大城县、任丘县、文安县、新镇县、雄县、新城县。霸县、固安县、永清县、安次县、廊坊县。安平县、肃宁县。望都县、新乐县、青县、静海县、景县、武邑县、阜城县、正定县、枣强县、东光县、定兴县、赵县。共辖44个县。人口达1000万，正规部队恢复发展到26个主力团，加上40多个县大队、300余个区小队，共7万余官兵，基干民兵20余万人，各民众抗日团体会员110余万人。冀中这种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和河北地方党长期坚持把支部建在村里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分不开的，毛泽东称“晋察冀是模范根据地”，称冀中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摘自《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2页），朱德称“冀中是八路军的粮仓、饭碗”，无疑这也是河北地方党组织、农村党支部在冀中地区开展艰苦卓绝的党建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吕正操司令员在总结冀中抗战胜利时说“人民群众是靠山”。回顾这段历史，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大量的事实证明，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坚持武装斗争不断取得新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支部建在村里，是党通过农村支部对农民的革命发动和正确领导，是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点燃的革命火种，点燃了遍地星火，成长出了众多的农村党支部，是这些党支部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得到重生和恢复，是像弓仲涛、罗玉川、李子逊、候玉田、张君、刘秀峰、陆治国、吴立人等这批优秀共产党员不惜流血牺牲重建和恢复农村党支部的无所畏惧的坚持。所以，当中国共产党高扬全民抗战大旗振臂一呼时，这里的人民随即响应，奋不顾身投入血与火的战斗，他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八路军将士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续写了这一片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