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难忘的事，是稻田拔草、教歌一事。我也曾经挨过一次批评。事隔几十年了，我还没有忘记。因为，我对那次批评，至今还想不通，认为是一个冤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3年的6、7月份，连队种水稻，水稻的长势不错，很喜人的。一天，我和战士们共同劳动，参加了稻田拔草工作。这时，有战士提议：要我一边拔草，一边教大家唱个新歌。给战士们教歌本来就是我份内的一项工作之一，我就答应大家的要求，边拔草、边教歌。我教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这样，稻田里传出了战士们雄壮有力、嘹亮的歌声。依我看，这是战士们劳动情绪高涨的反映，是无可非议的。我和战士们高兴愉快地拔草，本应得到连领导的肯定和赞扬才是。可是张副连长听到歌声，却很反感。他来到稻田的埂子上，很不满意地对我讲：“小文教，你们教歌也不分场合，怎么能在稻田大家拔草时教唱歌呢？影响了生产，你可要负责任的。”当时，我一句话也未讲，根本就没有认错的表示。结果，歌声也停了，张副连长也气呼呼地走了。战士们对张副连长给我拨冷水、乱批评，则表示不满。那时，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意见也不敢提，这又是常有的事情。没想到的是，后来在全连的大会上，张副连长又再次提到稻田拔草教唱歌的事，拿到大会上批评我。这时，我气愤极了。猛地站起来说：给战士们教唱歌，是我当文教份内的事，是我的本职工作。只要同志们愿意学，田间地头有何不可？唱歌只用喉咙和嘴，眼可以看着，用手就可以照样拔草，对生产没有任何不良影响。所以你的批评是鸡蛋里挑骨头、无中生有，我根本就不接受。你说我不行，那你就把我文教的职务撤掉就是了。我和杨副连长顶牛、闹矛盾的事，在连里闹的沸沸扬扬。战士们都站在我一边的，说张副连长耍官僚军阀作风，还说要写个批评稿，让大家评评理。此事后来传到了营部张晓村教导员那里去了。一次在营部召开的连队干部会上，怕我还想不通，张教导员专门在会上对大家讲：“贺文教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在一起共同劳动时，还给战士们教唱革命歌曲，他满足了战士们的要求，这种热爱本职工作、热心为战士们服务的积极性是难得可贵的，是应该给予肯定和表扬的。至于唱歌是否影响拔草，我没有做调查研究。退一步讲，既使有点影响，以后注意也就是了。”全营的连长、指导员和其他干部都点头赞成张教导员的话。由于张教导员后来升调到团政治处当了主任，不久，我也被调到团机关司令部当了文教。在稻田拔草教歌一事的风波，才算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