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喜欢毛泽东的十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泽东时代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是工人、农民地位最高的时代，一线工人、农民的模范可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不需要任何家庭背景。那个时候，当工人是很自豪的事情。毛泽东时代是贫下中农最受尊重的时代。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第二个理由：毛泽东和群众心连心。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最相信群众，他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总是站在群众立场上说话。毛泽东总强调要倾听群众的声音。

    第三个理由：毛泽东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国家首脑。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四个理由：毛泽东喜欢给老百姓创造铁饭碗，而不是砸铁饭碗。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最有安全感。

    第五个理由：毛泽东时代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的人给以崇高荣誉。毛泽东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是邪不压正的时代，是歹徒最少、坏人不敢张狂的时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兴高采烈，心情舒畅的时代。

    第六个理由：毛泽东时代是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

    第七个理由：毛泽东时代关心老百姓的福利。那时，城市里的人住房靠分配、医疗用公费、上学无学费，退休国家给养老费；农村有五保户、有赤脚医生、有宅基地、有自留地，还有办在农民群众家门口的免费学堂。

    第八个理由：毛泽东时代是自然环境最好、污染最少、没有假货毒食品的时代。那时候大力鼓励植树造林的时代，是大力兴修水利，水利设施建设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时代，是保护农田、保护土壤、鼓励使用农家肥的时代，是不必担心吃有毒食品的时代，是大米飘香、猪肉、馒头味正的时代。

    第九个理由：毛泽东时代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的时代。那时候国内资源保护最好、没有对外流失的时代，是国家经济最安全、没有成为殖民经济的时代，是中国人没有成为外国低价打工仔的时代。

    第十个理由：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骨头最硬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敢于蔑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和苏联的时代，是敢于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代，是外国不敢大肆侵犯中国领土的时代。毛泽东最善于在国际政治风云中运筹帷幄，其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非常高明。

    毛泽东深厚的农村情结

    毛泽东有浓厚的农村情结，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领导的是农民革命运动，他建立的是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实行的是农村土地革命，他执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对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业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洞悉，也饱含着深情和厚爱。他意欲改变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想法之深、之切、之远是任何人都无法比及的。旧中国的农业是凋敝的、落后的，旧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无望的。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H.怀特于1946年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的《中国的惊雷》一书记载：“中国农民被投机家、军阀和西洋的工商业弄得破产，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关系之中，渐渐被迫得气都透不过来……在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

    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在编撰的《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敏锐地指出：“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汉口召开的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从1927年至1933年期间，毛泽东深入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寻乌、长冈、东塘等农村进行了大量深入而祥实的调查，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劳动关系、人口分布、土地关系、风俗民情、农民运动的特点等都了如指掌，其调查之细致入微、之全面完整、之深入透彻，在今天读来仍令人顿生敬意。

    为“干人”流泪，告诉我们时刻不要忘记穷人。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毛泽东对农业的精辟论述

    1952年12月，西北局向中央报告区乡工作中存在“五多”的问题，就是任务多，会议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毛泽东看后，起草了这一指示，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这是毛泽东有关农业的一系列指示中的一件。

    作为从农村中生长起来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的农业问题，历来十分重视。早在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号召“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他说，“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他多次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提出“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思想和农、轻、重的经济发展安排次序。

    为了发展农业，他亲自抓农业。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和十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共同定出“农业十七条”，并下发全国征求意见。1956年，毛泽东又主持对十七条进行补充修改，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为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公布后，毛泽东连续几年都抓贯彻执行。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农村、田间，向有经验的老农和科技人员请教，并且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

    1958年，毛泽东在总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分别包括土壤、肥料、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植物保护和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工具改革八项内容。

    1964年，毛泽东在读到竺可祯《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后，特地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谈论太阳幅射、温度和雨量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因而，他又在“八字宪法”外，加上“光”和“气”两个字。

    毛泽东对植树绿化非常重视，经常加以指导。1932年6月的一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着警卫员陈昌奉一行七人从瑞金专程步行到宁都搞调查工作。（陈昌奉是江西宁都籍老红军，他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3月至1936年任毛主席的勤务员和警卫员，多次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从一个文盲、农村放牛娃成长为一名秀才和坚强的革命战士。解放后，陈昌奉历任山东、江西武警总队总队长、江西军区独立师师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跟着毛主席去宁都，陈昌奉十分高兴，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县，又是他家乡。对黄陂，毛主席有太多牵挂。他曾在这住过近三个月，召开过多次对反“围剿”战略决策部署的会议。群众的疾苦，紧紧系在毛主席心上，几天来，陈昌奉跟着毛主席走田间地头，进群众家中，认真仔细地了解情况，访贫问苦。

    来到观音排村，毛泽东听到树林里传来一阵伐木声，急忙上前制止，高喊“刀下留情”。伐木者抬头看到是毛主席，忙说：“这些树是被敌人飞机炸坏的，我把它砍掉送给红军……”

    毛主席说：“你砍柴给红军，心意是好的，但这些树木有的还能活过来，不能随意砍掉啊，俗话说得好，有青山才有绿水，没有树木，就会山穷水尽的，有了树，打仗时红军还能躲飞机，要没了树木，往何处躲呢？”几句话说得这位农民不好意思地放下了砍刀。

    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市郊的十月农业合作社。在山坡上，看到山上没长什么树，就对社长说：把四周的山都种上树更好，要把荒山变果园，把荒地变粮田。毛泽东还特别对陪同的领导强调绿化要讲实效，不能搞形式主义，要真正的绿化，而不是“黄化”。后来，社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发展规划：“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马路铺柏油，喝水摸龙头，走路不小心，果子碰了头。”到1958年，几百亩荒山就实现了绿化。

    毛泽东对水利也非常重视。早在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广泛的水利建设，就发生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内。这个时期是这个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早在1953年，他就问水利专家：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呢？专家们经过论证，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毛泽东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今天，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全面开工，毛泽东当年的宏伟计划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毛泽东以人民战争的方法和气概，号召、团结并依靠人民群众，治理江河、修建水库、开挖沟渠。保守的数据表明，全国共修建水库8万多座，新建人工河道近100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区5000多处，并基本解决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创造的这些奇迹，直接价值超过200万亿元。

    八十年代以后，水利和农业一起被遗忘，许多水库没有人管理、维护，称为病库、险库，许多沟渠被堵塞、填埋，许多农民只好望水兴叹。

    毛泽东为了指导农业，亲自钻研土壤学等农业方面的很多知识。他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到：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农业不利。

    毛泽东对农业机械化十分关心。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此，批准设立农业机械部，倡导各地设立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农具。

    今天，在我国农村，许多地方已经做到挖土不用铁锹，收割不用弯腰，搬运不用肩挑“，农民正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农业也正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毛泽东出生于农村，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必然了解农民，精通农业，他成为中国农民的领袖，中国农业的导师，完全是由于他后来孜孜不倦的学习、钻研和无私无畏的社会实践。在系统论述了农民〔参考毛泽东精辟论述农民（1945年）〕之后，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精辟论述了中国的农业问题，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奇特命题。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老人家52年前的论断——

    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讲话“讲几点意见”中的“第七点”，专题谈“农业问题”，没有想到老人家不经意之间，系统阐明了农业的基本问题。

    他首先结合当时的形势指出：“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如果说毛泽东前面是起了个好头的话，下面马上进入正题：“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原因在于“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这就是后来他说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