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时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为了圆满完成这次中央赋予的重大任务，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为此彻底地累垮了。

     他先到当雄机场迎接了乘飞机回来的班禅并护送其回到日喀则。然后又不顾正值春节期间，转程去往亚东及乃堆拉山口，事无巨细，精心安排布置，迎接从陆路回来的达赖，并护送回到拉萨。沿途他不仅要确保达赖和班禅的安全，还要保障他们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对沿途只要有部队住的地方，他都要深入到连队，同干部战士谈心，特别是伙房和猪圈，都是他必去的地方。他用自己在红军时期当指导员的经历，教育连队干部：“我那时啥也不懂，只知道让战士们吃好，睡好，身体好，不要有思想问题。誰有思想问题，就跟他唠家常。在他们面前，我不像是他们领导，倒像是管家婆。可战场上，他们个个听我指挥，像小老虎一样往前冲。”他要求连队干部要关心和爱护战士，做到官兵平等，永远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他对随同执行任务的西藏工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惠毅然叔叔说：“这次我看到住亚东、帕里的部队长时间吃不到菜，住日喀则的部队养的猪到处乱跑，战士吃不上肉，真使人心痛。”

     回到拉萨后，一路鞍马劳累的父亲顾不上休息，作为军区党委副书记的他，又投入到筹备并参加了西藏军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时候，李觉伯伯的夫人魏侠阿姨发现父亲脸色很黄，精神很不好，在魏阿姨的力促下，他才于5月初去医院检查，当即被医院留下，查出已经患了严重的肝萎缩症，各项肝指标，用现在的话，都已“爆表”。军委得知后，立刻派飞机接父亲到北京抢救。父亲在临上飞机前还对医院的同志说：“我不要带医生，拉萨的医生太少，让他留下来给同志们看病。”到了北京后，父亲还认为病能很快治好，尽快返回西藏工作。同时打算等病治好后再把家从重庆搬到成都，以方便进藏工作。

     父亲辉煌的一生是短暂的。1957年6月2日中午，进京治病不到两星期，父亲终因病已如膏肓，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41岁。父亲英年早逝，令军委和总部首长、他的老领导及战友们震惊和叹息！许多人赞誉父亲“能文能武”，又为“可惜死得太早了”而惋惜。正如西藏军区給母亲的唁电中所说“方当壮年，正可做更多革命工作，不幸逝世，实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近几年，有位朋友曾跟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已经病得那么重，没有休息一天，在艰苦的环境下，还完成了那么重要的任务，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呀？我们无言以复，那时我们太小了，又远在内地。现在想来，父亲是用高度的党性，为了西藏的和平与统一，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支撑着自己的，他以实际行动和生命，铸就了“老西藏精神”。1957年6月5日，军委和总部在北京为父亲举行了公祭和安葬仪式；6月7日，西藏工委、西藏筹委会和西藏军区在拉萨举行了追悼会。

1957年6月5日北京追悼大会

     在北京，彭德怀元帅、陈赓大将、甘泗淇上将、李达上将、余秋里中将等领导参加了公祭并亲自执绋为父亲送葬。甘泗淇上将在致悼词中赞誉父亲“民主作风好，既能坚持原则照顾整体，又能团结同志，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在康藏高原修建某机场过程中，曾被修建党委誉为“好班长”。我们正需要很多这样的“好班长”。”还称赞父亲“非常关心战士，常常告诫干部不要因为吃了小灶、中灶而忘了大灶。他在进军西藏途中常不骑马，并帮助战士挑担子，深得战士的爱戴，有人称他为“好妈妈”。我们正需要无数这样的“好妈妈”。”

     父亲英年早世，也是我们家庭的最大不幸。父亲在弥留之际，也深深思念远在重庆的我们。1955年底父亲离开我们重返西藏工作时，我们兄弟妹六人，大哥刚11岁，而且是跟父亲分别了已十年才相见不到一年，最小的妹妹才半岁。考虑到只有大哥稍大点，于是让大哥赶紧去北京。6月2日上午大哥乘飞机离开重庆，下午才到北京，可父亲中午就逝世了，父亲临终也没见上大哥一面。父亲是怀着对母亲和我们眷念，离开了人世。

     父亲逝世后，我们坚强的母亲（34岁）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伤，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她把父亲的优秀品德归纳为“谦逊的思想修养，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辞辛苦、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并概括为“谦逊、坚辛、朴素”六个字，给我们每人从大到小依次取一个字，将我们原来的名字改成现名，以示让我们要永远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优秀品德。2007年3月28日，在父亲离开我们50年之后，我们亲爱的母亲也随父亲而去，在天堂和父亲幸福相聚了。

     今天，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时，我们可以告慰父母，我们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就是不仅我们自己仍要永远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优秀品德，更要传承给我们的后代，让父亲的优秀品德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