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导金寨年轻人

    罗炤，安徽金寨人，1943年11月出生，196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成了同班同学。自此，罗炤与胡耀邦父子有了27年的亲密交往。

    刚进学校时，罗炤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他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了，他越来越苦恼。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罗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对照雷锋的事迹，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罗炤认定，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算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几十年后回想起来，罗炤觉得那时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带有极“左”的成分，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

    在北大，罗炤与胡德平很谈得来。1963年5月，罗炤对德平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告诉罗炤，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于是，罗炤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罗炤，胡耀邦看了他的信，很高兴，但对他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予回答。

    后来，罗炤要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都要和他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们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北大校长陆平专门去找了胡耀邦一次。

    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耀邦产生了影响。1963年10月，他找罗炤德平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他们不要头脑发热。胡耀邦说：“我要给你们泼一瓢凉水！”要罗炤他们安心在学校学习。罗炤他们和胡耀邦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证明自己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耀邦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5年后，罗炤第二次见到胡耀邦。那时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 罗炤常去他家向焦虑不安的外婆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罗炤又去他家，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罗炤开始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胡伯伯。当时，胡耀邦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在那里劳动已经很长时间了。

    胡耀邦关切地问起罗炤和北大的情况。这时罗炤已经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即将离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罗炤苦闷、彷徨，当时的思想状况，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样，面对胡耀邦，罗炤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在那个时候，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但胡耀邦却痛痛快快地和罗炤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他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去了。我要愚忠！”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罗炤畅谈起理想、学说、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度外了。罗炤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两年以后罗炤才知道，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 。与胡耀邦的这次见面，让罗炤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好像见到了岳飞、文天祥一般。胡耀邦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铭刻进罗炤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罗炤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支撑罗炤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从此，罗炤在心中便把他当作精神导师。

    1969年3月，罗炤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耀邦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罗炤去看望他，他说，“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话，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罗炤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罗炤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作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些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那些人胡耀邦认为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就是不肯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罗炤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耀邦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罗炤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罗炤看，其中写的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200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罗炤留下的印象最深。

    在聊天中，胡耀邦告诉罗炤，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罗炤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罗炤：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罗炤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罗炤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经过反复考虑，罗炤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耀邦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作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作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他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耀邦对禄位已经淡然如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会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罗炤又去看他。胡耀邦拿出一份检查稿让罗炤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耀邦对他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耀邦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胡耀邦政治态度的变化，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他曾告诉罗炤，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没有想到，6年以后，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是最丑恶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这一次，胡耀邦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胡耀邦多次对罗炤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骄傲了，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有一次，胡耀邦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罗炤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作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耀邦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罗炤明白他讲的是谁。罗炤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话已经在胡耀邦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耀邦在讲出这些话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罗炤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问。罗炤说，虽然27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6年之后的1978年，胡耀邦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罗炤知道，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是他在林彪事件之后开始逐步地奠定了。他从把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忠于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道德标准，甚至在无可奈何之中坚持“愚忠”，转到用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与活动。对于胡耀邦来说，这一思想转变是极其痛苦、艰难的。毛主席与他之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与下级的关系。毛主席曾经许多次亲手指点他如何工作，当面给了他无数的教诲。可以说，毛主席对他既有师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特别矜重道德节操的胡耀邦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他与毛主席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特别联系。但是，面对林彪事件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丑剧，他无法不去深入思索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他无法不去考虑毛主席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是仅仅对毛主席“愚忠”?胡耀邦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尊重实践、追求真理的道路。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与探索是极其真诚、极其坚定的，他用行动证明了，1968年9月他在人生逆境中那么热烈地向罗炤讲述的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和向往！

    胡耀邦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不仅导致他勇敢地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无畏地平反冤假错案，更表现在他坚定地、以身作则地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原则立场上(1979年春，他刚当选政治局委员不久就对罗炤说：“再干10年，10年以上就是野心！”胡耀邦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了，更是这样做了。他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抛弃了、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地决裂了！从此，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便实实在在地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胡耀邦对中国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尽管多年来一直无人提及此事，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71年，罗炤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罗炤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罗炤已调回家乡安徽金寨)，并寄给胡耀邦请求批评。12月8日，胡耀邦给罗炤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赞扬他、鼓励他，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罗炤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也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耀邦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胡耀邦同志在信中说：“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档它的奔腾前进呢！”胡耀邦同志热情地鼓励一代青年，“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1987年春节，罗炤去给胡耀邦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罗炤还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罗炤才认识到，不是胡耀邦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30岁的自己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耀邦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却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的胡伯伯才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在胡耀邦的关心教导下，罗炤成长很快、进步很大。198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为了纪念胡耀邦伯伯，1999年7月16日，罗炤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的纪念文章。在文中，罗炤深情地回顾了与胡伯伯的亲密交往过程，畅谈了从胡伯伯身上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切身体会……感恩之情、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附：胡耀邦1976年12月8日给罗炤的书信

    小罗：

    你的大作和两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时，德平正准备第二天出差去山西，我要他先写几句话给你，并告你我将给你写封较长的信，他大概写了吧。

    你知道我是不大愿意同人通讯的，对你却是一个例外，我知道你也是不轻易写信的人，要写，总有点值得看看的东西，你那种顽强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那种独立地用新鲜活泼的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粗略地翻了一遍。我深信你是花了苦工夫的。但是你能体谅我，我不仅对自己祖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英雄没有研究过，就是对生长（在）自己家乡的这位赫赫人物也不甚了了。因此，即使再仔细看多少遍，还是提不出甚么切中要害的意见来。我只能答应你一条，就是德平回来后，我一定要他亲自去找几位有权威的而又认真负责的同志（其实真正有权威的也一定是认真负责的）看看，然后再商讨怎么处理告你。因为在你面前可以无话不谈，我想先把自己这样一个很粗浅的想法告诉你。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个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巨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这是一。

    第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对他这个方面肯定得不够，这会使连中国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现代青年可能产生错觉，无形中会使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看待古人。这是否合乎“人宜”？

    从上面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希望你抓住这两三年的宝贵时间，集中精力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你的历史知识是比较多的，我希望你能特别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作贡献。十多年来，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拿史学领域来说，前几年，在所谓儒法斗争问题上，他们及其叭儿们所散布的大量言论，真是达到了胡说八道的高峰。又如，多年来，他们及其叭儿们所写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论文和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是上海出版社）对武则天、吕后等人的介绍，对秦皇朝、太平天国失败的评论，其荒诞无稽，大概也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东西，有些有心人可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有些人则可能还有些顾虑，不敢放开写，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只能望洋兴叹，这就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勇敢地拿起笔来。

    谈到勇气，我还想在这里多噜嗦几句。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而以华主席为首的我党中央，又把他们投进了人民群众愤怒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当然，小小的障碍物总是难免还会有的。但是，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挡它的奔腾前进呢！一个经受了种种磨练的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意气风发的政治局面，已经确实无疑地呈现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面前。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还有，对这帮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这帮罪犯曾经有意地混淆了反革命与路线的界限、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的界限、“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倾向的界限，为他们大批整人作借口）不能没有一点嘲笑，一点讽刺。这就要求宣传时还要有点匕首式的小品文。鲁迅先生说得好，他说把良家女子说成是婊子是骂，说娼妓是娼妓就不是骂（未查原文，是大意）。自然，骂也需要技巧，做到他老人家所要求的那样：“嘻怒笑骂皆成文章”，你是有这方面的才智的，也希望你在这方面显显身手。

    至于写出来的东西，在你和周围的同志真正感到满意之候，就可以直寄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或解放军报，或红旗。经过改组后的领导班子，我相信他们有眼力不会放过好作品。自然，为着告诉我们一下你的战果，也欢迎你随时抄寄一份给我们欣赏欣赏。

    我在靠边的又一年里，非常懊悔的一件大事是：没有好好读点马列，而是翻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以此来排遣心中的愤懑和忧虑。现在，虽然在加紧翻阅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斯大林两卷、主席四卷和鲁迅的一些论文，但还得同时检阅坏蛋们那一大堆臭东西，真是临阵磨枪，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关于批判四人帮问题，我还同德平谈了不少的看法和想法，因为写得太长了，就不愿再写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要德平选择他认为对你有点帮助的东西告诉你。

    祝
    近好！

    依然未倒的笨伯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注：本文参考了《金寨先锋网》、《六安新闻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南方周末》等有关媒体的部分资料及曹治雄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