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就是伟人，业绩卓著、功勋显赫，众人敬仰、万人爱戴，普通群众似乎与其相隔万里、可望难及。其实，伟人也是凡人，心系百姓、亲民爱民，同样也和普通群众打交道、做朋友。一代伟人胡耀邦就是这样。虽然他出生在湖南浏阳，成长于红军队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似乎都与金寨没有什么联系。然而，自从1952秋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他就缘结了金寨山水金寨人！胡耀邦同志不仅亲临金寨视察指导过工作，而且与金寨媳妇——“红小鬼”曲飞有着30多年深厚的革命友谊，与金寨青年——罗炤 ，有过27年的亲密交往……

    （一） 亲临金寨作报告

    《金寨大事记》清楚地记载着：“1955年12月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来我县视察工作，并给团员、青年作报告”。

    知情者回忆，1955年12月3日，胡耀邦在六安专署专员赵子厚、青年团安徽省委副书记马为民、青年团六安地区书记郭宪魁的陪同下，专程来到金寨县。先是听取金寨县共青团工作和梅山水库建设情况汇报，随后参观、考察梅山水库建设现场。

    据介绍，胡耀邦来大别山区梅山水库建设工地，主要缘于邓子恢副总理的一次讲话。1954年，团中央召开由各中央局和部分省市青年团书记参加的、一个约十来人的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政务院主管农业生产的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亲自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邓子恢讲到了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工程建设问题。他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希望一定在这一代青年人手中，把黄河、淮河治理好。否则，就会“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胡耀邦问秘书曹治雄：“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曹治雄回答说，“意思明白，是谁说的？出自何书？我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曹治雄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功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转•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曹治雄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他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危害又有多少年了！”胡耀邦说，一定要按照邓老的要求，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一定要把淮河和其它“害河”都治好！也一定能治好！

    梅山水库位于大别山腹地、淮河支流史河上游，坝址在金寨县梅山镇（城关镇）大小梅山之间。库区流域面积1970平方公里，总库容23.38亿立方米，是治淮的骨干工程。水库大坝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当时为世界最高的连拱坝。水库主体工程于1954年3月开始建设，1956年4月基本完工。淹没包括县城在内的3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告别家园、移居深山……革命老区金寨县在治淮工程中，再一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

    12月3日上午十时左右，40来岁的胡耀邦来到水库工地，他和秘书曹治雄先后察看了位于工地东岸的泄洪隧洞和位于连拱坝中部的九号拱泄水底孔。当时，这两处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胡耀邦向陪同视察的梅山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童振铎、政委张允贵，仔细地询问了水库的施工建设进度，详细地了解了梅山水库建成后在淮河流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具体效益等情况。

    下午一时，胡耀邦应邀在水库工地西岸的大礼堂给梅山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团员、青年作题为《国家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的报告。本来，指挥部只通知各区队和各中队的团员、青年参加，结果大礼堂的走道和讲台周围都挤满了听众，工地上除留值班人员外，大部分工人都自发地来到报告现场。

    胡耀邦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青年工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广大知识青年要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立即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工业战线上要涌现出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和青年节约队，要成立更多的青年监督岗，要学习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据郭宪魁回忆，胡耀邦同志没有一点架子，作起报告来侃侃而谈、娓娓道来，十分感人。大家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地爆发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二）缘结金寨“红小鬼”

    曲飞与胡耀邦相识于1952年，几十年情谊不辍。

    红小鬼——曲飞，原名罗坤、罗正坤，1921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双石乡一个穷苦人家庭。1933 年参加革命，1934 年参加红军，与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3人被誉为红四方面军中的“美女三姐妹”。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妇女委员长，做过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组织介绍，曲飞与安徽省金寨籍老红军、少将徐其海结为夫妻。

    1952年10月，曲飞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一个周日的上午，何莲芝、王定国上门约她前往胡耀邦家做客。那年胡耀邦37岁，任团中央书记。“3位女士来啦！快请坐，快请坐！每次都是两位，今天是二加一呀，难怪清早喜鹊喳喳叫呢。”胡耀邦早已等候在客厅，“早知红四方面军有3个好姐妹。今日得见，果不其然。”交谈中，胡耀邦感慨地说：“红四方面军走过的弯路，不但给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多吃了不少苦。我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天天都惦念着还在雪山草地折腾的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难不倒红军，却让一个错误路线整苦了一个方面军。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白白牺牲在错误路线的阴影下，张国焘真是罪过啊！”热情好客的胡耀邦，给曲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曲飞历任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的经理，1960年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曲飞从附近一所中学的高音喇叭中得知，当晚，在中直机关大院，批斗胡耀邦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她不禁大吃一惊，凭着十几年对胡耀邦的了解，曲飞打死也不相信他是“走资派”。

    曲飞挤进批斗场。只见批斗会开始了，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胡耀邦等10多名“走资派”陆续被红卫兵押了进来。近2个月关押、批斗的生活，使胡耀邦的身体明显消瘦了。就在这时，曲飞看见胡耀邦向她这边转头，似乎是在暗示她离开。

    “把‘走资派’胡耀邦押上来！”随着一声吼叫，曲飞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儿。这时，又有人喊：“让胡耀邦从狗洞子钻过来！”听到这侮辱人格的话，曲飞怒火中烧，刚要发作，却见胡耀邦瞅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分明在告诉她要冷静。可曲飞顾不上那么多了，她鼓起勇气高喊：“红卫兵小将们，我知道胡耀邦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今天，红卫兵小将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咋能有一个人钻狗洞子呢？让胡耀邦钻了狗洞，毛主席知道了不高兴，咱们自己也不光彩吧？我建议，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战友，胡耀邦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曲飞的大嗓门立刻发挥了作用，会场先是片刻的肃静，接着发出一片掌声和叫好声。这时，几个恼怒的红卫兵质问曲飞：“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敢破坏批斗会？你再闹，连你也挂牌子，站上来一块批！”只听有人高声答：“她是红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扬过，她叫曲飞，在毛主席那里都挂了号。”这番话镇住了那些红卫兵，只见他们商量了一下便让胡耀邦站到已经批斗完的队伍当中去了。

    胡耀邦被罢官后，曲飞又多次到他家看望慰问。之后，总会有好心人劝曲飞别惹麻烦，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对曲飞提出警告，但曲飞坚信自己没有错，仍然毫无顾忌地去看望胡耀邦。

    一次，曲飞来到胡耀邦家探望，胡耀邦快步迎了出来，他的夫人李昭端来热茶说：“请用茶。” 胡耀邦接口说：“不对，应该说请用香茶，曲飞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飞来的报春鸟呀！”当曲飞转达何莲芝和王定国两位大姐的问候时，胡耀邦紧锁眉头：“她们也不容易啊，遭受的打击比我重，比我还艰难。”胡耀邦话锋一转：“曲飞你胆子不小呀，那天的批斗会你也敢来，原以为你听听就得了，你还敢说，而且那么大声说。我深深感谢你的勇敢，感谢由于你的勇敢带来的‘从轻发落’，也让在场有正义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动。正义自在人心么！可你知不知道，帮你解脱的那些人中，像你一样对革命赤胆忠心的人可不少呢， 他们不但在暗中保护我，同时也帮了你。不然的话，那些发了疯的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你？”

    曲飞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那是5年间唯一的一次，别人问她为啥去的少了，曲飞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你行的时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时候，我不干扰你；你遭难时，我不离开你！那次，曲飞由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处长调任湖北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上门向胡耀邦辞行。胡耀邦打趣说：“官大了，工作性质变了，红小鬼本性也该丢啦！”曲飞赶紧接过话茬：“红小鬼本性变不了，党性原则也变不了，嗓门可能会小一点，这次来就是听总书记嘱咐的。再说，厅级干部和您比，算个啥子官哟？真想要官，你又小气得很，要也不会给。”

    站在一旁的李昭听了这话，笑弯了腰：“曲妹妹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欢笑之后，胡耀邦对曲飞上任后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认真地交代了一番。因为曲飞毕竟在银行干了15年，对办事处工作很陌生。带着感激的心情，曲飞告别了胡耀邦夫妇。未曾想，这一别竟是与胡耀邦的永别。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无效，于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得知噩耗，曲飞悲痛万分。由于她自己也刚刚因病做了手术，不能前往胡耀邦家吊唁，便决定派二女儿徐莎莉和女婿郑知行前往北京致哀。并挥笔写了挽词：“川北任职主任时，群众即颂包青天。伟烈丰功，费尽移心力；公正无私，一言万民齐。其人虽已去，千载有深情，催我泪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归天地，民心亦可期。”

    1999年4月1日，在胡耀邦逝世10周年清明节的前4天，曲飞不顾身体虚弱，不顾孩子们的劝说，毅然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清明节那天上午，在女儿、女婿陪同下，曲飞缓缓地迈进了胡耀邦家的大门，李昭迎上来握住她的双手。看着李昭消瘦的面容，曲飞禁不住热泪奔涌。两人相视无语，此刻任何语言都显苍白，只有半世的相知，才换得半世的牵挂。随即，曲飞写下一首诗献给了胡耀邦：“当年红小鬼，后日矗丰碑，一身正气歌，两袖清风吹，呜咽君离去，神州大地悲，黎庶悼骄子，党心民心归。”

    链接：金寨籍老将军徐其海与“红小鬼”曲飞夫妇

    徐其海，1913年出生，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金寨县游击队队长，红四方面军73师218团连长兼辅导员、副营长，31军91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战斗和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部科长，359旅718团参谋长，关中警备司令部特务营营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察热辽军区炮兵团团长，东北民主联军8纵24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45军158师团长、军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西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4年8月24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曲飞，原名罗坤、罗正坤，1921年3月，她出生于苍溪县高歧镇（原双石乡）一个穷苦人家里。

    曲飞8岁那年，两个哥哥在家乡与中共党员黄天民一起发动农民革命，不幸被国民党杀害，父亲因是“通匪”家属也被抓去坐牢。母亲听闻噩耗，当场昏死过去，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10岁那年，曲飞被卖给东溪场刘寡妇当了童养媳，平时干着繁重的家务活，稍不如意，刘寡妇就用黄荆条抽得她伤痕累累。

    1933年夏天，红四方面军来到这里，打垮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军队，解放了四川苍溪县。红军来了，刘寡妇跑了，却硬叫曲飞留下给她守家。曲飞心里真有些害怕。战斗激烈的时候，她就躲进水缸里，上面用簸箕盖住。听闻外面的枪声渐渐稀疏了，曲飞便准备从水缸里钻出来。谁知刚一露头，屋外又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她又赶紧蹲到缸里。忽然，盖缸的簸箕被拉开了，曲飞吓得“啊”地叫出声来。揭缸盖的是个年轻战士，穿着土布军装，帽子上还缀着一颗红五星。他用惊异的眼光瞅着她：“咦，这小姑娘蹲到缸里干什么？”很快，他似乎明白了，伸手把她抱了出来。曲飞出了水缸才发现，旁边放着一担水，还围着三四个穿着同样服装的战士，有的背着枪，有的拿着扫帚、筐子，全是笑呵呵的。原来，他们来是帮家里挑水扫院子的。“小妹妹，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来帮助穷人打土豪，闹翻身的。”红军待人是那样的亲热、和蔼，尽管他们讲的那些革命道理曲飞不全懂，但是，她开始明白红军是好人，他们讲的正是她心里想说的话。红军打开了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和衣物分给穷人。大伙儿背着粮食，捧着衣物，高兴得奔走相告，都说共产党领导的菩萨兵来了，穷人真的要翻身得解放了。

    那些日子，曲飞高兴极了，整天跟在红军后面，有说有笑，又蹦又跳，帮助搞宣传。可是，她一想到刘寡妇那张冰冷阴沉的脸，就不寒而栗，于是拿定主意要当红军。但是，红军嫌曲飞年纪小，任凭曲飞磨破嘴皮子，负责登记报名的红军就是不松口。他总是拿那句话安慰曲飞：“小妹妹，别着急，再过几年保险收你！”时任青钢乡人民政府妇女主任、后来成为董必武夫人的何莲芝了解曲飞身世后，见她机灵活泼，便让她加入乡儿童团并任团长。同年，曲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巴中道革命法庭看守队队长。

    一天，曲飞和一个小伙伴在路口放哨，忽听“嗒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跑在最前面的马背上，是一位30多岁、宽脸庞、高个子的红军指挥官。曲飞习惯地把手一伸：“红军同志，请您把路条拿出来。”听说要看路条，那位高个子红军“嘿嘿”一笑，和气地对他俩说：“哎呀，小鬼！今天走得急了，没来得及到苏维埃开路条。下次补上行不行？”“那哪行？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大个子红军笑着点点头，说：“我们从关线来，到那边去。”他说着还做了个端枪射击的动作。见还是不肯放行，警卫员急了：“这是王副总指挥，要去开紧急会议。”“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曲飞差点叫出声来。王树声以商量的口吻说：“小鬼，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留下一个同志在这里，你们派一个跟我去。要是假的，你们可以把我拖回来。”曲飞这才赞同地点了点头。王树声把她抱上了马背，一路上亲切地向她问这问那，不知不觉就到了前线指挥部。后来，王树声表扬了儿童团，还奖给他们每人一枝铅笔、一个练习本。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曲飞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十分兴奋，成天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前线的胜利。曲飞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和11位红小鬼在乡下搞完宣传，匆匆回到驻地时，红军大部队已不知去向。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急得直跺脚，有的人急得掩面哭泣，还有的人提出来干脆散伙回家。最后，一位年龄大些的姐姐说：“沿着红军的去向追，追到天边，也要追上队伍。”大家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天下午就踏上了寻找红军的征途。

    11位小姐妹日夜兼程，一路西行，去追赶大部队。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沿途讨点剩饭吃，晚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屋檐下、草场上、大树底下，随便找个地方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沉沉地睡过去了。从川北找到川西，处境也越来越艰难，红小鬼们在农民家里找不到吃的，就想出了“吃大户”的法子。她们假装愿意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等吃饱喝足之后便瞅准机会逃走。依靠这一“巧计”，她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曲飞和小姐妹们从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等地一路追寻，她们躲过了豺狼、野牛的袭击，摆脱了人贩子的拐骗，战胜了疾病、饥饿等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历时3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在草地边缘追上了队伍。

    “找到啦!找到啦!”两位前去探听消息的红小鬼高兴地大喊着跑回来。当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见到这12位从天而降的红小鬼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感到不可思议。长征途中，曲飞先是担任康克清的警卫员，后来出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连二排排长。

    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当过妇女委员长，做过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金寨籍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

    曲飞与徐其海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大女儿徐莎萍1939年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延安老乡，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派人找回。

    1946年农历十月初八，夫妻俩由延安出发至承德，途经河北兴隆县雾灵山下梨树沟村时生下了四女儿﹙老五﹚，将其送给了梨树沟村农民高德林，取名高连香。1965年9月，曲飞给兴隆县公安局写信，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同年10月的一天，养父高德林带着高连香进京，在西郊民巷27号找到了生母，曲飞张开双臂一把将高连香搂入怀中，泪水滴湿了肩头，口中喃喃不停：“是我家人，是我闺女。”

    1966年盛夏，高连香带着3个月的女儿去北京看“红军姥姥”，当她“极其艰难”地说出不能离开养父、不能离开乡亲时，曲飞虽然心里有恋女之情，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并说:“闺女的心情妈理解，别忘端过的百家碗、吃过的百家饭，不能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啊。”

    为答谢老区乡亲们对女儿的养育之恩，曲飞决心为梨树沟村乡亲们办点事。1972年春，曲飞得知梨树沟村遇上洪水，全村成了孤岛，便将积蓄的6000元钱寄给村里，建起了一座横跨东西的 “军民友谊桥”。

    2004年，曲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走完了83年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