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中革军委通道会议的人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27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中央三人团成员、中革军委委员博古、中央三人团成员、34岁的中革军委聘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36岁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34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委员张闻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28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48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41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原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主持人是分管军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死。在7个与会者中4位领导人都是1976年逝世。其中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1946年4月8日飞机失事逝世与叶挺、王若飞成为四八烈士。李德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王稼祥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毛主席称为“开明君主” “有道明君”或“明君”的张闻天研究员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逝世。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朱总司令”朱德委员长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毛大帅”毛泽东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历史记住毛泽东在通道的讲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英国人菲力普•肖特在《毛泽东传》里写道：“通道仅仅作为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一个地方被记了下来，就像部队写在墙上的‘人人参军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一样，在风雨剥蚀中逐渐消退，成为一幅古老的图片。”诚如此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通道，这个湘西小城，在人们的印象里，不过只是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诸多地点中的一个。随着长征历史研究的深入，久被忽略的通道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的意义，也在82年后逐渐凸显，并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实际上开始了在军事上的领导，在危难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央通道会议和红军的通道转兵，从而使党和红军免遭灭顶之灾。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势必要与以逸待劳的优势敌军进行决战。在悲壮、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这样的决战将给红军带来覆灭性的危险。 在红军境遇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刻、毛泽东力主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中央军委在12月12日19时30分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于是在14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和二师六团分别从洪洲、中潮、谭溪向黎平发动进攻，当日占领黎平。中央红军17日全部离开通道进入贵州，将20万围追堵截的凶残敌甩在了湘西。（德）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为此，毛泽东要求召开中央和军委扩大会议，来研究行动方针。在12月 12日于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竭力说服“左”倾冒险主义者，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提出了西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并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认真而又诙谐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虽未能说服博古、李德两人，但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用李德的话说：“这次他（指毛泽东）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并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通道会议通过的转兵贵州的决定，中央军委作为命令立刻于12日19时30分“万万火急”发出。 通道会议的意义，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愈来愈显示出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叙述这段历史情况时说：“正是在这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通道会议起，毛泽东实际上“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的领导”，“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通道会议后，18日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不久，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主张召开的通道会议而决定的转兵，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暲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

    三、中国共产党不学李自成，不走太平天国道路，毛泽东也不是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要毛泽东变成第二个石达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担当”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通道充分表达的长征精神。

    中国共产党不学李自成，不走太平天国道路，毛泽东也不是第二个石达开。蒋介石要毛泽东变成第二个石达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担当。”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通道表达的长征精神。通道是第一局。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从大局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向三人团力谏，赢得了周恩来的主持，使得“朱毛”红军保留下火种，使得“毛周”演绎了四十二年的20世纪“将相和”，一个管宏观战略事务，一个管微观战术事务。用再高的评价对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都适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自已的事务和修正自已的错误，从通道始，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通道这个“双十二”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井冈山、瑞金、黎平、遵义、会宁和延安。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见到毛泽东后赞不绝口，连声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泽东听后虽然得到一些安慰，但还是有点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对他当年的失误当面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值得载入史册。一是确认了毛泽东正确的转兵意见；二是实际上变更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三是事实上开辟了中央红军通向黎平、通向遵义的正确通道。实际上为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62年夏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谈论通道会议时说：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红军要到湘鄂西与贺龙会师呢？还是打到贵州去？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到湘鄂西。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仍主张按原定计划向湘鄂西方向行军。我当时就发言说，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变路线，不向湘鄂西挺进，而挥师向西，尔后向北进入贵州。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那时候，中国处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的回忆，权威地证实了通道会议的意义非凡。因为“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所以，《长征组歌》这么唱：“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萧锋在通道会议召开次日写下日记：“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黔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放弃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西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造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 2012年4月24日，二炮原政委张海阳上将视察恭城书院，他讲了一个细节：“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天下既是打出来的，也是谈出来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朱毛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达开也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也期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聂荣臻回忆道：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专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就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确定购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同志领导的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领，从东岸北上赶向沪定桥；由林彪带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沪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据《石达开日记》记载，他到达大渡河边时，曾向庙中一个高僧透露，希望能出家当和尚。意志消沉到如此地步，胜利也就离他越来越远了。长征时毛泽东曾站在大渡河边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邱远猷《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原载《纵横》1984年第4期）

    四、到通道聆听灵魂的再生，到通道品位红军的再生，到通道仰望英雄的再生。世事如棋局局新。通道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通道，也是大地生命轮回的自然通道。用目前的科学解释不了的通道坪阳“再生人”现象表明通道是适合怀胎的祖地，通道是红军长征的红色圣地，通道是安居乐业的侗乡福地。

    世事如棋局局新。通道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通道，也是大地生命轮回的自然通道。通道侗族建筑技艺神奇精湛，鼓楼、寨门、花桥被誉为侗族建筑“三宝”，全县64座大萨坛、117座福桥、267座鼓楼、118座寨门、256座凉亭、92个戏台遍布各村各寨，其中芋头侗寨古建筑群等6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横岭鼓楼等4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17日，通道侗族村寨成功入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用目前的科学解释不了的通道坪阳“再生人”现象表明通道是适合怀胎的祖地，通道是红军长征的红色圣地，通道是安居乐业的侗乡福地。

    《满江红•怒发冲冠》（宋•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到通道聆听灵魂的再生，到通道品位红军的再生，到通道仰望英雄的再生。毛主席系列长征诗词和长征组歌足以说明通道的通天大道和道生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经通道转兵北上湖北西走成都，最后兵败大渡河，终不免折戟沉沙的悲剧命运。73年后，又一支大军在“通道”之后将会通向什么地方呢？“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20世纪30年代三万中国工农红军子弟兵在毛主席的率领下过通道转兵北上抗日，最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写《七律•长征》时一定想到湘江，想到南山，想到通道，想到黎平，想到遵义。生命通道，胜利通道；转兵之城，转运之旅！通道转兵，转运中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作者系《中国侗族军事史》、《粟裕学概论》编写组组长，《粟裕学研究》执行主编，湖南省侗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怀化市雪峰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