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初梨

《救亡日报》

    人们翘首北望，向往着陕北——《救亡日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第七十二号)的特稿《初入延安的印象》，给抗战军民介绍了西北边区的新天地。文末说：“此间的生活，一句话说完，就是朴质、愉快、紧张、亲爱。”没有说教，没有夸张，却传递了老百姓最关注的“新闻”。

    因为公路毁坏，有了二个多月不能通车，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由西安出发延安的车子，一共走了五天。车到三原附近，就困陷在泥里，后来在附近动员了老百姓十几条牲口，好容易把牠拖出来；因此我们在附近一个村庄里住了二夜，除了大饼、面条以外，简直没有吃的东西，晚上十几人睏在一个炕上，拥挤不用说了，跳蚤的骚扰，使人简直不能入睡。又因我们的行李在另外一部车上，晚上没有盖的，身上的衣服，已经为雨打湿，晚上的冷冻，更难忍受。

    陕北的地形，非常奇怪：一看好像是广漠的平原一样，但是一下子又陷成几十丈的深谷，我们的车大概都沿着这样的深谷走，有时四面都是危崖，中间只有一条道路可通，令人心惊肉跳。

    车上有武装同志护送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我们问了他们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他们得意地争道他们个人的战绩，他们自信是无敌的不可战胜的战士。有一个小武装同志拿他身上佩的手榴弹来捶胡桃给我们吃，使我们捏了一把汗，从三原到延安，沿路都驻有军队，有堆栈、有办事处。

    车到延安城，已是晚上了，我们只看见山上有无数的电筒照着我们的车子，看见了半闭的城门，看见守门士兵简单的盘问，于是我们进城了。我们被带到了招待所，这里是曾经招待中央考察团的地方，室内除了一个大炕，一张桌子，几只木凳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洛浦、张国焘及其他负责人招待我们吃饭，酒席是非常丰富的。在这里见着许多从报纸上看起来好像是三头六臂的人，然而实际上都很年轻，很和蔼，很会说笑话。晚上见到仿吾，完全像一个伙夫的样子。

    第二天仿吾——他是陕北公学的校长——请我们吃饭，并向学生演讲。陕北公学是才办的，学生已有三百多人，还在陆陆续续地来，校址本来是一个营房，地方很宽大，可惜房子太少了。教室里没有台子，学生每人随带一个凳子，下了课又带回寝室，或带到僻静处去自修。

    出了陕北公学，仿吾又带我们去登清凉山，山与河隔河相对，山上还有东北军留下的防御工事，交通壕。一直延绵数十里，形势非常险要，据说x军也花了两月功夫才攻下来的。从清凉山顶上瞰延安，觉得风景非常美丽，山上有许多庙宇，亭楼，建筑都非常精致。还有一个万佛洞，里面有一万以上的小佛像，通通都是石刻，可惜都风化了，看不清楚，还有几个大的佛像，现在还都完整，姿态的优美，表情的生动，线条的有力，都不亚于云岗石佛，可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了，我想大概是唐宋时期的；还有许多碑，都刻在很高的石壁上，我们无心去观赏了。

    第三天，x校有两班毕业，请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x校离城有十余里，即原来的天主教堂，是延安最漂亮的建筑。现在有一千党员在那里受训，完全是军队的组织，那种紧张、严肃、坚强、活泼，有组织的精神，表现了与陕北公学、抗大不同的特殊作风。我们到校的时候，正当全员在操场里集合，一声喇叭，只一二分钟光景，一千人左右的大队，既已整齐地排成队伍，由大队长召集中小队以上的干部集合，指定了会场的座位以后，即静肃地走入会场。当洛浦及我们来宾入场的时候，全场即涌起来了雄壮的歌声，一直持续到正式开会为止。当日我被推为主席团之一，这当然对于我是无上的光荣；这样的集会，我有生以来还不曾经验过。

    会完结了，我们还不愿离开此地，又在那里参加他们的晚会。节目中最难得的是苗、夷、蒙古、回各民族的唱歌，这里差不多国内各民族的人都有，他们都很年轻，很英俊，很会说汉话。当晚还有许多老百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参加这一个盛会。

    这几天，前方的捷报，不断地传来，各方面的贺电，亦如雪片纷至；但此间毫无没有骄傲的表示，希望全国各友军都能加以改造，使得官兵合一！军民合一，以提高各军的战斗力。

    此间的生活，一句话说完，就是朴质，愉快，紧张，亲爱几个字。现在读书，学习，无论上下，就是勤务员火夫，都非常起劲，简直成了一种风气。

    （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延安寄）

    关于本文作者李初黎

    文章署名李初黎是李初梨的曾用名，李初梨原名李祚利，1900年4月生，四川省江津县人，1915年，李祚利赴日本留学。1925年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1927年回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党委书记，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共七大、八大代表。1994年5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7年，李初黎参加创造社，创办《文化批判》。在中共中央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创办上海艺术大学，同时在华南大学、群众大学任教。并为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办的《思想月刊》撰稿，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被选举为中国著作家协会执行委员。1929年11月至1930年5月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半年后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调任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共同组织的巡视团沪东巡视组组长。3月上旬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三次绝食，拒绝国民党所谓"反省"、"悔过出狱"等威胁利诱。1936年11月出狱后，由党组织送到延安，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38年，李初黎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周刊编辑负责人。曾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的秘书、《新中华报》主编等职，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0年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同年5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协助校长、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野坂参三开展对日军俘虏进行系统教育和改造工作，并主讲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常识、党课、时事报告等。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1945年末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民族部部长。不久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辽宁省政府外事厅厅长，从事日侨、日俘的遣返工作和留用工作。

    1946年4月至5月，李初黎任中共长春市委委员。同年4月起先后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小组、双城小组的工作，并任军调部长春执行分部中共首席代表。军调工作结束后，奉命从事对滇军的统战工作。1947年2月至1948年11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兼管少数民族工作(至1948年7月)、省委城工(敌工)部部长(至1948年2月)。1948年8月至11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李初梨历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51年3月至1959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党委书记兼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副院长，协助建立中联部和开展国际交往，同时为兄弟党培养干部。

    早在建国初期，李初梨就十分关心社会流散文物，节衣缩食、精心搜集珍藏，并把文物收藏、整理、保护作为毕生志趣和事业。1964年，他因病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离休后全身心从事文物收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文物同遭磨难，仍不改保护灿烂中华文化遗产的初衷。1983年，慨然将其30余年搜集的书画、拓本、陶瓷、砚台、青铜器等568件文物无偿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收藏。1990年再次向重庆市博物馆捐献43件文物。

    关于发表本文的《救亡日报》

    李初黎所作1700余字的“初入延安的印象”一文，所述内容为他于1936年11月出狱后由党组织送到延安、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之所见所闻，发表于一年后的上海《救亡日报》民国26年11月9日一版头条位置。

    《救亡日报》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后迁广州，再迁桂林出版。

    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整个编委30人，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文人。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后期，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人员陆续退出，报纸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由于该报的组织者、采访者、编辑、出版者都是当时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因而这份4 开4 版的报纸刚一面世，便显示出了强大的号召力。日发行量8000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

    与此同时，该报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不少著名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为该报撰稿。

    该报主要专栏有战局鸟瞰、战事报导、社论、世界的一日、救运特写、救亡短讯、组织民众特辑、消灭汉奸特辑等，内容核心是如何抗日救亡。为了增加渲染气氛，在报纸的边线之外，都印上各种醒目的口号，如：“我们要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我们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贡献给国家”、“胜不骄败不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等，很能鼓舞人心。

    为报社撰稿的人多是文坛巨子及军政要员，如茅盾、王统照、胡愈之、林语堂、潘汉年、郑振铎、柳倩、沙千里、刘白羽以及国共两党军政要员冯玉祥、陈诚、张治中、朱德、彭德怀等，毛泽东和蒋介石也时常在该报发表抗日演说。

    文艺副刊“文化岗位”“十字街”内容丰富多彩；“岗语”专栏发表的杂谈，三言两语，寓意深刻。夏衍主持笔政期间，每天1篇社论，累计450余篇。这些文章题材广泛，见解独到，文字简洁生动，借鉴杂文笔法，自成一体，很受读者欢迎。

    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包围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28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救亡日报》于1945年10月10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同月24日被迫停刊。

    关于本文的发掘与《救亡日报》的收藏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氛围中，“初入延安的印象”一文最早出现在“集粹堂”微信公众平台上。笔者看到后顿感这是一篇颇有红色史料价值的好文章，应当做深入挖掘、整理和宣传。于是，笔者即与“集粹堂”主周连成取得联系。据京城著名集报家周连成介绍，刊登这篇文章的《救亡日报》，新华社社史馆里是没有的，新华社有关人员称，他们特别需要与新华社有关的老报纸。

    由于笔者与周连成交往较多，曾听他讲起过他收藏上海版《救亡日报》全套85期的趣事，去年“九三阅兵”后，周连成向笔者提供了这批老报纸所有版面的全部电子版，供笔者编撰抗战系列图书之用。《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至11月22日出版最后一期第85号。11月22日，上海大部分沦陷，《救亡日报》人员撤离。有传闻称，当日出版离沪告别下午版未能发行，印好的报纸放在一间屋子里面全部烧毁（不知是否属实）。周连成收藏到的这批《救亡日报》，是七个合订本，合订本第一至第七辑封面上有两个相当重要部门不同时期所加盖的收藏印章，并带机密编号。这与《救亡日报》最后一期一版报眼刊登小广告（民国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所称“本报十日合订本，第七辑，每辑法币二角，１－６辑尚有少数存书”是一致的。

    当时笔者粗略翻阅，即感十分令人兴奋：报名由郭沫若题写，有有关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系列报道，刊登此文的那几张老报纸原件，国内几大红色纪念馆是没有的，还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抗战文章，周恩来抗战活动，同时也有国民党抗战将领的访谈录等。仅就郭沫若署名的文章、报道、诗歌就有很多篇，是抗战初期报道国人抗战进程最全面、最详细的一份珍报，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挖掘整理，都是一个富矿。其中某一张报纸就卖了五万元，交易时笔者正好在场，见证了这一幕。

    为整理本文，笔者请周连成回忆一下上海《救亡日报》的经过，作为标准版本披露于世。他讲：“事情已经很久远了，围绕我这儿《救亡日报》的收藏故事很长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