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挫日军的湘西会战(日本称芷江攻略战)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驻印军取得了缅北战场的胜利，打通了滇缅公路，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同时，国际上的战况对我们也极为有利。美超级空中堡垒飞机已多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和九州等地，这些城市的部分街区已夷成平地。为保本土安全，日本在华空军的主力已被调回。在此形势下，日军一方面将在华的兵力进行战略收缩，但又贼心不死，妄图攻占湘西地区，逼近重庆。
向湘西地区进攻，原是冈村宁次提出进攻四川作战方案的第一步，其方案被大本营否决后，他内心却始终不肯放弃进攻四川的念头，一直在窥测时机。在其积极争取下，大本营同意他进行芷江作战，但批准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芷江的空军基地。

    在1944年的日军“1号作战”中，中美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这样，芷江机场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在华的唯一的前方机场。从这里起飞的美重型轰炸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在华的日军战略目标，也直接威胁着台湾一带的日军设施，日军下决心要拔除这颗钉子。于是，日军孤注一掷，策划进行“芷江攻略战”或“第20号作战”，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战役为日本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　　

    1945年4月9日到6月7日，中日双方近30万大军在湖南雪峰山地区200余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激战，这就是中方常说的湘西会战，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冈村宁次投入芷江战役的兵力是由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任前线指挥官的4个半师团，共8万余人。有第116师团、第47师团、第34师团、第64师团、关根支队等。
中国军队投入了9个军共26个师的兵力，有第4方面军、第27集团军、第10集团军等。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5个军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已占有绝对优势。不仅正面力量对比不利于日军，就是整个后备力量中方也开始占据优势。

    战役前，冈村命第34师团集结于广西全线；关根支队集结于湖南东安；第116 师团、第47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86旅团集结于邵阳以南地区；第47师团重广支队集结于黑田铺地区；第64师团集结于沉江、宁乡附近。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的指挥位置规定在邵阳南郊。作战部署是：第116师团由岩永汪中将率领担任主攻，从邵阳出发，沿邵榆公路西进，预定将此线重庆军之主力围歼于洞口、武冈以北、沉江以东地区；然后突进安江，攻占芷江。为确保此战斗计划之实现，同时令第47师团之主力向新化、辰溪溆浦方向进攻，从右翼策应；令第68师团之关根支队汇合第11军之34师团一部，分别攻占新宁、武冈县城和绥宁县交通要道长铺子，然后再沿巫水攻洪江，直取安江，或沿武阳至瓦屋塘，经水口扑洪江，随之协攻安江、芷江。另遣第64师团及68师团一部，分别向宁乡、益阳攻击，目的是牵制驻湘北的中国军队南下增援。　　

    中国军队是怎样对付日军的呢？1944年日军占领宝庆（即邵阳）后，中国军民就开始做防御准备，一是破坏交通线，使日军行进受阻；二是在广大雪峰山地区挖掘工事，在要冲驻防；三是进行了整体防御规划。中方的第四方面军，74军，18军，100军，73军等久经沙场，曾屡次重创日军的主力，令日军胆颤。74军防守洞口为中心，部署在溆浦龙潭、绥宁北部、武冈、新宁一线；100军防守以隆回为中心的新邵、洞口公路部分地方、新化南部、溆浦等地区；73军防守新化、安化、新邵地区，其193师则拨与74军守卫绥宁。第三集团军26军守卫湘西南的绥宁南部及以西地方协助第四方面军防守。中方军队利用雪峰山优越的地形，前松后紧，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不断消耗敌人，在抵抗中寻找敌人的主攻方向和弱点，调整兵力，最后阻住敌人和消灭敌人。

    湘西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利用天时地利、英勇抗击日军。芷江有一位侗族将领叫杨伯涛，率国民党嫡系十八军十一师在战役中出奇制胜，重创日军．名声大振。（全国解放后，杨伯涛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著述有((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记解放战争蒋军的覆灭》、《杜聿明将军》、《杨伯涛回忆录》等。) 据洞口县一位老人回忆，“从５月１日到７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江口、青岩一带激烈交战，连续７天７夜都是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空气中都是硝烟的味道。当地老百姓都自发上前线，主动为中国军队搬运炮弹、装备。”

    各路日军出师不利，相继受挫。日军第116师团长岩永注和第47师团长渡边洋急忙联合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要求终止芷江作战，他们认为此次战役中国军队准备充分，掌握制空权，日军只要一动，就遭到飞机轰炸。因此，必须中止芷江作战。其理由是：

    1．日军在没有任何空中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是美机的靶子；
    2．中国最精锐的新6军已陆续从印度空运到芷江，即使打到芷江城下，已成强弩之末的攻击部队也无法击败这个军；
    3．若继续作战，请冈村总司令官增加2―3个师团兵力。

    此外，“失败情绪”已在湘西会战中明显地表露出来。日军官兵中出现了“装病的多、夜间开小差的多、写反战标语的多、自杀的多、士兵公开枪杀军官后自杀的多”的 5多现象，甚至有五名联队长（相当于团级指挥官）提出了辞职返乡的请求。山崩地裂，江河日下，冈村此时感觉到日本已有气无力了。他本想以湘西会战的胜利来进军重庆，牵制盟国力量，但没料到事与愿违，战局悲惨。5月9日，冈部接到了中止芷江作战的命令。

    至6月中旬，参加雪峰山战役的日军各部队损兵折将，溃退回到原来的出发地。历时两月的湘西会战结束。据中方公布的战况，共击毙日军12498人，击伤日军23307人，马1286匹，毁汽车292辆。同时有7737名中国军人为取得会战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另有12483名中国军人负伤。会战中，日军中出现了1000多名官兵自杀、小股日军跪在地上乞求投降的事，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少有的现象。湘西会战在中国战史上还有“雪峰山会战”、“芷江保卫战”等称谓。

    湘西的雪峰山战役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唯一的一仗。美国《纽约日报》评论说：“1937年亚洲战争发生以来，华军首次以其与敌同等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在空军密切配合下，具有优势装备之华军，现已粉碎日军进犯重庆东南250英里芷江美军基地之企图，此一佳音，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 的确，湘西会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一次完败，连日本历史学家自己也承认是一场灾难。

    六、在湘西芷江举行的彪炳史册的洽降仪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方最初打算在江西玉山机场举行受降仪式，后改为湘西的芷江。

    为何改变受降地点呢？当时有人把受降地点放在玉山提出了异议，认为放在玉山不利于受降，因为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如果在日军占领的范围区内进行受降，不利于受降安全、顺利的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降使造成压力。再者，玉山远离后方，通讯、交通十分不便，不便于部队机动，也不利于受降的进行。此外，有人还建议把受降地点放在江西上饶。

    当8月17日上午征求高层人士意见时，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徳迈建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搬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理由有两点：一是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空中实力雄厚；此外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和部队的机动。二是在“湘西会战”中，日军伤亡三万多人，惨遭失败，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就是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刹刹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本的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这个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当即被采纳。

    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洽降签字的地点选在芷江的七里桥，中美空军第一、第二大队就驻扎在这里，并设有几个招待所。中美空军第一招所，是由三栋呈凹字型的美式鱼鳞型木板房组成的庭院，临时改成了受降大院。

    听说8月21日日本降使将来芷江洽降，芷江人民奔走相告，全城沸腾。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人人脸上洋溢兴奋之情，互相庆贺祝愿；家家户户门前悬挂起节日的彩灯，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胜利，巩固世界和平”、中国抗战胜利万岁”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和横幅；在通往县城的各主要路口，搭起了一座座用狮子草、松枝、翠柏装饰的牌楼、凯旋门；县城中心，用狮子草和松柏扎了一座高高的五级宝塔；在横跨潕水河、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龙津桥的两头分别搭起了一座用狮子草和松柏扎成的牌坊，东边牌楼的上边写着“公理大道”，西边牌楼的上边写着“和平桥梁”，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大；桥两边的栏杆上均缀着比人还高大的红色v字，v字的周围也用狮子草加以点缀。一位老教师写的“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的对联粘贴在县城通往机场的东门口两旁，赢得了过路群众驻足观看，拍手叫绝。

    日本的受降仪式，使芷江成了全国乃至世界注目的地方，除了云集芷江的中外记者外，各界人士以及周边的人也纷纷赶往芷江。芷江城区城郊的大小旅店爆满。除了住七里桥空军第一招待所的外国记者外，仅中国的新闻记者就住满了城南汽车站附近的东亚旅馆，大家都在庆幸赶上了参加这次千载难逢的盛典。

    由于来人甚多，为保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的顺利进行和确保安全，筹备处用红、粉红、黄三种颜色的布料印制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严格按照规定发给有资格参加典礼的代表、中外记者和办事人员。 这种“出入证”长3寸宽2寸，上端印有一个“v”字，“v”字下方分两排横写着“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八个字，再下边便是直写的“出入证”三个较大点的字。参加典礼的代表的“出入证”为粉红色，记者为红色，办事员为黄色。由于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不仅可以方便地出入机场、受降会场等要地，而且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因而最吃香，有证者皆引以自豪。除了“出入证”外，当时印制的写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字样的信笺、信封、请柬等也很吃香。这种具有纪念意义的证件、信笺和信封，很多人如获至宝，作为永久珍藏品。

    8月21日，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上午11时15分左右，一架天蓝色的日本降机降落在芷江机场。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的今井武夫一行从机场口低着头走出，他们向中国国旗行礼，向来接应的中国军官鞠躬后，垂头丧气钻进一辆插有小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前往受降地点。

    受降大厅面积约70平方米的长方形会议室。两扇木门从中间打开，进门右面正中的板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半身像，像的两边分别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字被书写者有意将中间那一竖没有出“口”字的头，藏意为革头。据传当时何应钦在检查会场布置情况时，还以为这“革”字写错了，要人重新书写。听了旁人的这番解释，他解嘲地笑了笑说：“你们这是错了个正着，我也只好依你们将错就错吧。”

    受降仪式在当日下午3点半左右开始，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主持，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坐在他的右边。首先，日方今井武夫让随行的桥岛芳雄交出日军在中国的兵力部署图。虽交出只是一张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但却郑重地宣告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将不复存在。记者们纷纷以图为中心围了上来，几十个大小不同的镜头，从不同的方向对准了桌面上的这张图和正在说话的桥岛芳雄与木村辰男的脸上。10多分钟后，中方代表萧毅肃把话题转到了宣读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第一号备忘录上。在萧毅肃宣读的备忘录里，对整个中国战区受降、接收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随着萧毅肃的宣读声，会场变得安静、肃穆，就连摄影记者也听得忘了摄影。在这肃穆的气氛中，只有今井武夫和他的几个随员不时地从裤兜里取出手帕擦额头上的汗珠。

    受降仪式历时1个多小时。下午4时50分左右，今井武夫面带戚容，垂头丧气地带领随员们走出了受降会场。这时，七里桥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人们不禁欢呼雀跃起来，这是胜利受降的吉兆啊!人们乐了，醉了，他们为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而乐而醉。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世界瞩目，震烁古今，当时国内各大报纸均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重庆《中华日报》在社论中说：“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从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签定((马关条约》算起)，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长达八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昂首站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啊!” 事后，许多人还主张以各种形式对其作永久性的纪念。1946年曾有人提议，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的31县设和平省。

    湘西各族人民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抗战也重塑了湘西。抗战时期，湘西的政治、社会乱象得以整治，各族人民空前团结，齐心抗日。在外力推动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湘西人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明显增强。值得一提的是，人口大量内迁和对湘西经济建设的重视成为湘西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湘西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此外，战时湘西教育大众化趋势明显加强，各级各类学校逐渐建立和完善，学生和教师数量明显增多。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具有了现代化的特点，教学管理也逐步规范。凡此种种因素，加速了湘西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原有丰富的外来资源瞬间撤离而消失，也对刚起步于现代化路上的湘西承受着巨大的落差而无法跟上前进的步伐。
湘西抗战，凝聚了各民族的热血，矗立了新的历史丰碑！

    作者简介：姚昆仑，出生于湖南新晃，侗族，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博士，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处长、中国科技成果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出版《走近袁隆平》、《王永志：搏击天穹》、《光盈大地炽心玉质—涂光炽传》、《科学技术奖励综论》等专著8本，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科技文化类文章200余篇，作品达400万字。曾获“五个一工程”提名奖、中国管理科学创新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