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需要，湘西成了中国抗战的前沿阵地和堡垒。1934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先生认为，“中国的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一带有森林、有矿产，而且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国防地带。”“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和德国，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撰写的《国防论》中又提出，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是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与日军进行相持。　

    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尤以绵延300多公里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雪峰山脉，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同时，湘西除了沅江、澧水这两条大江之外，还有沅江上游五溪河流纵横，对中方军队防守极为有利。同时，湘西与川、黔、桂、鄂等省接壤，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柳州，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是大后方的前哨。湘西若失、贵阳危急，重庆将陷于不保。

    正如蒋百里的预想一样，湘西这道天然屏障，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阻击线。特别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时，为了祖国尊严和世界和平，湘西各族人民置生死于不顾，效命疆场，谱写了一曲曲抗战爱国的壮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逼近湘西雪峰山后，被这道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再也难以前进。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承担接纳内地机构和沦陷区的各界人士的重任

    很多人认识湘西，可能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大家从在沈从文先生的文中体验湘西美丽的同时，或许也感受到湘西的神秘和落后。实际上，从清朝末年开始，湘西已经觉醒，一部分青年开始到外地求索。他们东渡日本，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以前，仅凤凰、龙山、桑植等十县，前往日本留学的达 30多人。其中一些人在日本和国内陆续加入了同盟会，不少人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当年11月，张治中接任湖南省主席一职。1937年12月，张治中恢复设置湘西绥靖处。1938年3月，湖南省政府设立沅陵行署，其下辖三个行政督察区，包括沅陵、大庸、溆浦、桑植、永顺、泸溪、辰溪、乾城、龙山、保靖、古丈、永绥、凤凰、麻阳、黔阳、绥宁、会同、芷江、靖县、通道、晃县等21县，实际上管辖的就是地域上的大湘西。

    由于战乱，沦陷区无数人颠沛流离，辗转来到湘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大后方。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的张公权认为“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增加到二亿三千万，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与其它地区一样，湘西以它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自己的亲人，人数达百万之多，为抗日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为饱受战乱颠沛流离的群众抚平伤痛。

    抗战之初迁来湘西的主要为中国及同盟国军队、军事机构，以战时湘西的芷江为例，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扎在芷江的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个，包括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甚至高炮连队、防空哨卡。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此外还有中、美、苏的空军，仅地勤、空勤人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当时在在竹坪铺、七里桥等处的低冈，田垅里建起了鱼鳞板似的黑色营房、仓库和商店，相互连成一片，小区内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形成了繁盛的“美国街”。而原只有2万多人的芷江县城，也骤增至10余万人，成了重兵云集的抗日前沿阵地，被人们称为“小南京”。

    除了军队和相关机构外，一些军工厂、企业、政府机构、学校、社团也相继搬迁湘西，大批难民也陆续涌入湘西。1937年，国民政府陆军机械化学校迁来洪江萝卜湾，并开办机械厂，生产联合机床，对湘西为境内工业设备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助推作用。1938年6月，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从武汉迁辰溪孝坪；汉阳兵工厂机器、动力、枪弹、手榴弹、火药、机关枪等分厂奉令迁辰溪南庄坪，1940年两家部分合并统称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该厂建有10个制造所，机器设备超过2000台，主要生产7．9毫米枪弹，并能制造轻重机枪等武器，厂里职工最多时超过10000人可见规模之大。1938年，西南公路局在晃县城设汽车修理厂；1939年，国民政府交通部联运处在沅陵设汽车修理厂，有柴油机、车床等，修理工具齐全。1943年，沅陵县城办起泰山缝纫机修理厂，专为军政部沅陵被服厂生产缝纫机和缝纫机针头。靖县荣军生产处机械厂生产20匹马力单机水泵、汽车手摇鼓风机、纺织机配件等……。同时沦陷区的一些大学、中学也纷纷迁到湘西的乾城、沅陵、辰溪、溆浦和芷江等地。迁芷江的有“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办学一年多后，迁往四川重庆；迁至辰溪县大路口的有“国立湖南大学”，学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迁至溆浦县城郊西花园的有“国立师范学院”，该院院长由著名教育家廖世承首任；迁至溆浦大潭的有“北平私立民国大学”，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著名作家张天冀曾在此执教；迁入沅陵的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商学院计政合作专修科”、“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浙江银行专科学校”等； 迁入乾城县的有“江苏省银行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商学院”。同时，一些中学也迁入湘西，较著名的有“国立八中”和“国立二十中”。“国立八中”原为“国立安徽中学”，本部设乾城县，学校有教师380余人，学生近4000人，成为当时湘西中等教育的一艘航母。“国立二十中”迁入芷江，开办后招收战区失学青年，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此外，迁入的中学还有“长沙雅礼中学”（迁沅陵县）、“长沙兑泽中学”（迁大庸县）。“衡阳私立成章中学”（迁洪江）等数十所。在大量学校迁入湘西的同时，很多湘西籍精英人才也回迁湘西。他们大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见多识广。回湘西后，他们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从而大大提升了湘西地区教师的教学水平。这些工厂、学校的迁入，在服务于战事的同时，提升了湘西的教育水平和工业水平，开拓了视野，直接刺激了湘西的工农业的发展。

    此外，湘西各县尽可能接纳来自沦陷区的各类群众，每个县市几乎都有难民收容所。据统计，到1942年6月，仅乾城、泸溪、凤凰、永绥、永顺、保靖、古丈等县设立的难民收容所中，收容难民近万人；同时还建有战时儿童教养院、失学工读服务团等。

    二、英勇善战的湘西人

    湘西人英勇善战是有据可查的。在清代，曾国藩组建湘军时，湘西的竿子兵颇受重视。湘西凤凰籍的将士素有“竿军”的称号，据说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历200余次战斗皆胜，杀得太平军望风而逃。故被曾国藩誉之“虎威长胜军”，后便有了“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之说。

    “洞庭湘水堪磨剑，倭寇头颅好试刀”。从1931年9.18事变后，湘西人民积极参加抗战，不少人屡立战功。武陵山下、雪峰山麓、五溪河畔、大江南北、黄河岸边，都留下了湘西人英勇抗战的身影。除了人们熟知的土家族人贺龙元帅、廖汉生中将、彭飞少将、范子瑜少将，王时中将、向敏思中将、汪之斌中将、田仲达少将、向凤武少将、田君健少将、田耕之少将、向阳少将、覃子斌少将，侗族人粟裕大将、曹玉清少将、杨伯涛少将、梁直平少将，苗族人滕代远将军、黄忠诚少将、陈俊少将，陈渠珍中将、隆子雍少将、吴恒良少将、蒋维中少将，汉族人向仲华中将等各族指战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外，还有无数的湘西人在抗日战争中驰骋疆场，奏响了血与火的交响曲。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并预谋偷袭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乾城县的苗族人石邦藩率领中央航空队拦截。在左臂严重受伤的情况下，忍着剧痛，与日机开展殊死战斗，成功保住了笕桥航空学校与乔司空军基地。在这次战斗中，石邦藩成为我国第一个击落日机的飞行员。他负伤住院，左臂被锯掉，受到了嘉奖，被人们称为“断臂将军”。后来上海一家烟草公司特以优质烟叶精制“邦藩牌”香烟，风行上海，行销全国各大城市。1932年，大庸县籍的张国勋营长在长城要塞南天门的守卫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北平群众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有1000多人送葬，沿路学生还唱起了“张营长为抗日，殉国把躯捐”的哀悼歌曲。

    作于1937年的《抗日三字经》，其中讲述了湘西人段云青的英勇事迹：“段云青，一等兵，身体健，国术精。遇敌舟，跃身上，一挡三，是猛将，左一拳，右扫腿，两倭寇，齐落水，余一寇，逃船尾，刺刀下，立见鬼。”段云青出生于怀化麻阳县段家脑村，苗族人，他从小习武，机智灵活，臂力过人，常与街坊同辈举石锁、练刀枪，被人称为石礅。段云清1936年被征入伍，在嘉兴前线任班长。1937年晚秋的一天，段云清领班执勤，发觉日艇偷袭。他率先跃上敌艇，与日寇搏杀，毙敌多人，日艇匆匆逃离。当年冬天，段云清牺牲于浙东，年32岁。他英勇杀敌事迹很快在部队传颂，被编入《抗日三字经》。

    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浙江嘉善阻止战尤为惨烈，而参战的128师士兵中以湘西人的骁勇善战而受到赞赏。128师的士兵中多为凤凰苗族青年，他们坚韧耐劳擅长近战厮杀，以弱势之兵力坚守了浙江嘉善7日。当时，日军扬言要在3天内攻占上海，3个月内灭亡中国。1937年11月，“淞沪会战”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为防止上海沦陷，128师6000名湘西将士在嘉善境内浴血奋战，重创日军18师团。从11月10日开始到11月16日的7天阻击战中，由于下雨，泥泞路滑，为便于行军打仗，士兵们全部换上草鞋。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28师将士抱着“弹尽人尽”的必死决心，与敌浴血奋战。军中凤凰苗族青年很多人从小习武，他们每人佩戴一把家乡马刀（柄约两掌宽长，刃比一般马刀稍短，但刃口宽约三寸），深夜奔袭敌营，令日军胆战心惊。在泥泞中与日军白刃肉搏时，日本兵军靴笨重，行动迟缓，被这些英勇的战士斩杀无数。11月16日夜，128师利用黑夜掩护，剩下的官兵顺利通过67号桥，随后将桥炸毁，连夜撤往临平。

    在7天7夜的战斗中，装备精良的日军仅仅向前推进了11公里。由于力量悬殊，武器装备差，阻击战中128师共计伤亡官兵2653人。当时凤凰县城内城外，几乎每户都有人为国捐躯，阵亡的将士家门前都悬挂起白幡哀祭亲人。嘉善阻击战创下了淞沪大撤退时的阻击战之最，在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而悲壮的一页，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凤凰县教师田名瑜参加嘉善抗战后在其《倭奴》诗中写到：“倭奴喷血满江山，马革沙场恨愤间。弹雨枪林存性命，当时不意可生还”。

    桑植白族人谷师墨在抗战时一直负责物资运输调度，忠于职守。其弟谷师孟1940年赴缅作战，任新一军少校营长，在密支那攻坚战中与日军血战两昼夜，终于攻克据点，受到盟军英方联队长卡尔上校的赞誉，并荣获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援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8年抗战中，湘西的各族儿女以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付日寇。1943年，进攻常德的一小股日军偷偷进入武陵腹地。一位叫鲍乐的土家族青年计用马蜂来惩治日寇。当地有种马蜂做窝七层，当地称七楼蜂，这种马蜂毒性非常大，无论人兽，一旦被螫伤，很难治愈。当年仲夏的一天，鲍乐发现日军小分队抢占了一个祠堂，驻扎其内。当夜，他提着装蜂的布袋躲过岗哨，悄悄靠进祠堂后墙，爬上墙顶，接近鬼子集体寝卧处，迅速把布袋的锁口打开，用力将袋子抛入。顿时，屋内惨叫连天。这次，马蜂共杀死敌人80余人。此外，鲍乐还用当地的毒虫制成毒药来杀鬼子。他捕到一只山羊，给它喂了拌有毒药的饲料后，将其宰杀，设法送给日军。日军担心肉里有毒，非留他一起食用不可。鲍乐料到敌人会有这一手，事先服了解药。此后不久，食山羊肉的日本兵几乎同时发病毙命。后来连日军的特务机关调查很久，也搞不清是什么奇毒要了这些鬼子的命。

    在湘西溆浦和洞口的交界处，有一片海拔1000多米的崇山峻岭，世代为瑶族同胞的聚居地，当年这里曾活跃着一支神秘的瑶族民间抗日武装----嗅枪队，所谓嗅枪其实就是湘西民间打猎用的鸟铳。嗅枪队一共36人，队长叫蓝春达，最初只有两支长枪，一支短枪，其余的就都是嗅枪。在这个世代以打猎为生的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与当年一样的嗅枪。当年日军不知道鸟铳是什么枪，只要被击中，满身是弹，剥又剥不掉，扒又扒不出来，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他们向长官报告说，那些射击的人把枪往鼻子上一“嗅”立即就“轰”地一声喷出一团烟雾，所以日军把它叫“嗅枪”。将瑶民自卫队称为“嗅枪队”。 湘西会战期间，像嗅枪队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还有很多，他们采取巧妙的战术，到处袭扰打击日军，成为抗战末期湘西民间抗战组织中一支奇葩。

    三、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战宣传活动

    精神和意志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抗战伊始，地处抗日后方的湘西人民，与前方的军民一样，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每个山乡村寨都迸发出抗日救亡怒吼。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举行反日游行，办起抗日的专题报刊，宣传抗日，为抗战出人出资出力，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为鼓励青年当兵上战场，湘西各地打出了 “好男才当兵，好铁才打钉”等鼓励青年人参军抗战的标语。
    1937年9月2日上午，大庸县组成的抗日敢死队出征，欢送队伍连绵数里。只有13万人口的大庸县，在抗战期间就有上万名少数民族儿女奔赴战场。1938年初，湘西苗民革屯军以抗战大局为重，经过谈判和作家沈从文的斡旋，接受改编为新6军暂5师和暂6师，8000名苗族将士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血战，为著名的“湘北大捷”作出了贡献。

    1938年9月6日，会同县举行 “八百壮士”自动入营抗日欢送会。家长代表慷慨表态：“子弟奏凯归来，故为父母所喜欢，即使杀身成仁，亦是父母之光荣”。 战士代表表决心：“不杀敌人，誓不归来，不能成功，亦愿成仁”。1939年9月中旬，靖县举行欢送“靖县抗日自动兵团”开赴前线大会。在这些出征会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与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起，展示了湘西各族人民为国担当、抗战到底的决心。一座座曾经古朴而宁静的山城，动员抗战成了工作的主旋律，抗日烽火熊熊燃烧。

    湘西的文人墨客，在抗战中慨然提笔，宣传抗战精神，鼓舞民众士气。永顺县土家族人彭施涤曾是举人，在外办学多年，担任过《湖南通志》副总编纂。他抗战期间回到故里，在县城新修的建翼南楼上，题写了“破虏溯当年，浙海东南传伟绩；鼙鼓思壮土，大乡西北有高楼”的对联，爱国仇敌的凛然正气跃然联上。在乾州的德丰酱园中，当地名人题写春联：“朝于斯夕于斯老当益壮，胜也罢败也罢决不讲和”，横批为“抗战到底”。古丈县的向远宜(肖离) 1942年从塞北回到故乡宣传抗日。他作了《不要皱着眉头》的歌曲，号召人们奋起抗日；他还和岳飞的《满江红》词，其中写到“失地耻，犹未雪，吾侪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福虏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报祖国”，他的歌和词在湘西群众中广为传唱。1943年3月1日，古丈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成立并开学上课。学生吟唱的《校歌》表达了抗日建国的重任，歌词写到：“武陵之巅，洞庭之源，五溪十万云山，莘莘学子，无虑万千，纳于大麓，尽我俊贤。唯我教育，方开瘴雨蛮烟，抗战建国，重责何辞双肩。努力向前！努力向前！重责何辞双肩”。

    1944年，日军空袭麻阳马南，人们悲愤交加。当地苗族人莫百九创作了一首《送君抗战歌》，歌词中写到： “堂堂中华我男儿，四海为家；干戈纷起，白刃蹈舞，一场血杀；别君留痕不须悲，前赴沙场摘樱花!”沅陵人全孝用杂文、曲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他撰写了《思郎十八拍》歌谣，激励青年入伍，奋勇杀敌。其中第一拍这样写到： “日寇凶残施暴行，我郎为国誓忠贞。男儿大捷垂千古，留得勋名史册登”；第七拍写了妻子对丈夫的寄语和希望：“万绪相思病断肠，随风寄语到前方；我郎一心杀顽敌，结发夫妻岁月长”；第十八拍则期待说：“夜梦郎君对我言：歼灭倭寇在跟前，山河收发图奇耻，中华儿女纪轩辕"。

    黔阳县蒋希清曾担任常德第二师范共青团书记，任中共常德党组织主办的《湘西民报》总编辑。抗战期间，他在家中的中堂作对联一副：“国难方殷，哪有年过；倭奴未灭，何以为家。”时任《晃县民报》社长的侗族人舒幼恂出版了民国时期侗族第一本作家作品集《东山集》，常以诗歌来抒发抗战热情，希望前方将士英勇抗敌。他在《民报》发表的诗中写到：“目睹中华尽创伤，男儿立志在疆场。渴时痛饮倭奴血，报国捐躯姓字香。”另一首为“湘江水，清又长，祖国沦陷变屠场。南京杀人几十万，血海深仇谁能忘。有志男儿疆场死，誓斩倭奴保家邦。前仆后继不回顾，战地埋骨永流芳”。麻阳县苗族人黄大受曾任营长，1941年在浙江抗战时，曾写下“雄心几欲填沧海，热血还堪洗汉天，愿斩倭皇申敌忾，笑看顽石当嫣然"的诗句。

    会同县的侗族人贺琼是中共湘西工委洪江地下党支部的核心成员，是会同和洪江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组织者，是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杰出的妇女代表之一。1940年12月被国民党会同当局杀害，年仅26岁。贺琼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1940年先后在洪江、长沙和江西上饶、吉安、浙江金华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贺琼曾以“曼石”、“金缨”、“卞识”等笔名在《洪江晚报》，挥毫写出抨击蒋介石集团腐败现象的短评、杂文及进行抗日救亡、唤起民众的多篇文稿。96 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曾是粟裕哥哥粟沛的女婿文振亚回忆贺琼时脱口吟诵了她的一首七绝诗：“缧绁徒悲志未成，忧国忧民不忧身。此身愿为山河碎，一寸丹心共月明。”表明贺琼被国民党抓后在狱中对革命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他还唱起了当年与贺琼一起在洪江做群众工作时，教妇女群众唱的一首抗战歌曲：“上前线！上前线！拿着我们的针，上前线！上前线！带着我们的线，为前敌将士缝衣千万件。使他们身上穿得温暖。冲锋杀敌争向前！”

    湘西人民还以各种形式来表达抗战必胜的情怀。永顺县土家族人汪援华给其大儿子取名“克东”，小儿子取名“平瀛”，两名连称是“克平东瀛”。泸溪县苗族青年杨元丞毅然投笔从戎，被杭州笕桥航校录取。他为女儿取名“安里”，希望故里平安。

    作为抗日的前沿阵地的芷江，抗战时期的报刊杂志很丰富。较著名的有《芷江民报》和《中央日报》的副刊（新路）等。不管是官方的媒体，还是普通的文化人，他们在湘西乃至全国开展的抗日宣传，对唤起民众、鼓励前方将士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四、抗战中湘西的两大重要工程

    为保证抗战的后勤和军需，湘西作为第二战线，当时搞了很多建设工程，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芷江机场”和湘川公路穿越湘西的“矮寨路段”。

    先说说芷江机场。该机场距芷江县城7公里，始建于1936年10月。当时在湘西选择机场时，选址有几处，包括晃县的大树湾。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湘西设防，决定将芷江机场扩建为大型军用机场。扩修工程十分浩大，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药库等，机场跑道由原来的800米扩长为1200米。1937年12月，征调湘西芷江、麻阳、沅陵、溆浦、会同、靖县、泸溪、凤凰、黔阳、晃县、辰溪等11个县的民工19000余名，参与扩建工程。1938年1月，机场扩建正式开工。按施工规划，占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积为1034．77亩，撤毁机场东端著名的雁塔及城中的钟鼓楼古建筑，搬迁民房20余处，计建筑面积7755．35平方米；搬迁坟墓24000余座，同时为盟军修建6000人的兵营。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施工设备落后，生活卫生条件极差。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1938年7月，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工，几乎每天都有人倒地不起。在这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湘西各县的民工们锄挖肩挑，依靠人力把一个个山丘整平为面积270公顷（4000亩左右），当时远东盟军的第二大机场。同年10月，机坪跑道扩修完成，导航台、指挥塔、掩体、疏散道等设施投入使用。随即，地勤、维修人员。中、美、苏空军的部分飞机相继进驻芷江，芷江机场一跃而成为抗日后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1940年，芷江机场再次扩修，修建了一条长1100米，宽15米，深0．3米卵石垫底的副跑道，可供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飞机起降。1943年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由昆明驻芷，飞虎队飞行员120人，技师420人。1944年至1945年，美军驻芷江官员达590人，兵员达2215人，分驻于七里桥、大垅坪、竹坪铺，美国驻中国后勤司令部设在竹坪铺。从而芷江机场与昆明、重庆后方机场构成了空中走廊，担负起对敌的战略攻击和对日占区军事目标实施轰炸的任务。

    战争后期，中、美、苏三国在芷江机场屯集了战斗、轰炸、运输、侦察等各种类型的飞机五百多架，有N15式驱逐机，N16“短剑式”驱逐机，P40式“鲨鱼式”战斗机，P51“野马式”战斗机，B6l“黑寡妇”侦察战斗机，B24“解放者式”重型轰炸机，C46型大型运输机等。美中联军在陈纳德将军的率领下，狠狠打击了日寇法西斯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以精湛的战技，辉煌的战绩很快取得了中国本土的制空权，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芷江机场当时是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又是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是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顶替，显得格外神秘。

    利用芷江机场，盟军飞机除与日机进行空战外，还担负着轰炸和切断华北、华中日军驻地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江、湘江及京广铁路运输线，阻止日军进攻大西南的重要任务，在战斗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比如， 1944年7月9日，第五大队队长向冠生率20余架“鲨鱼式”机超低空贴洞庭湖面飞行，突临白螺矶机场，对机场旁3个大型机库实施轮番攻击，共击毁日机110余架，创抗战期间中方空军击毁日机的日最高纪录。1945年1月3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大队在美空军上校贝纳特的率领下，攻击日军汉口机场，击毁日机49架。3月29 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派出两个编队17架“野马式”(P～5l式)战斗机，沿长江东飞1060余公里，远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大机场，仅20分钟时间，胜利完成对明故宫机场、大教场机场及新修之运输机场的攻击，摧毁地面日机15架，中方无一伤亡，全部安全返航。

    在袭击日军机场的同时，中美空军从芷江机场起飞对日军的地面部队、车船、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使其防不胜防。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第五大队就出动P一40式和P一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阵地10个，击毁日机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侵华日军在失败前不由得哀叹：“在中国战场上，过去一直是我们掌握绝对制空权作战，现在则经受了完全新的体验。”

    在遭受沉重的空中打击后，日军对来自湘西莽莽大山里的神密机群恼羞成怒，芷江机场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为了摧毁芷江机场，日方派特务搞破坏，找机会空袭芷江。据芷江县对日军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以来至1945年2月21日止，日机轰炸芷江达38次，出动飞机513架次，投弹4731枚，炸毁房屋3756栋，损失粮食30万担，损失总值(法币)163．169亿元。其中攻击机场达23次，在机场上投掷的炸弹多达3109枚。尽管遭受日军的轰炸和破坏，但芷江机场浴火重生，战力不断增强。在那最艰难、最危险的日子，各机关、团体和居民自动修建防空洞达2276个。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带上锄头畚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心灵手巧的人们用木头和竹子编制成形形色色的飞机，然后蒙上外套。日机以为是真飞机，狂轰滥炸一气后，觉得大功告成，殊不知上了当，结果反遭中美空军的重创。有一次，日本轰炸机到了芷江后，看见一个东西在公路上奔跑，以为是吉普车，跟随轰炸，可怜的是一头大水牛被炸得血肉横飞。

    为了基地后勤保障，辎重汽车19团的2000余名官兵驾车日夜奔驰在芷江至昆明的崎岖公路上。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从镇远到芷江的潕水河上水运民船，也被征用为运输弹药的“军船”。

    再看看雄奇险峻的矮寨公路。该段公路其地势险要、工程设计之妙曾被称为中国公路之冠。　

    矮寨公路是湘川公路中的一段。湘川公路（319国道）全程1256公里，始于福建厦门，终于四川成都。中段横贯湘西全境，路面在崇山峻岭中上下盘旋，其惊险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该公路始建于1935年初，抗日开始后，由于机构和人员迁徙、战略物资运输的亟需，必须打通粤汉、湘桂线路通向西南大后方的通道，于是湘川公路的选线和修建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工程。

    矮寨公路段位于湘西吉首市西15公里，因公路经过的地方叫做矮寨而得名。矮寨是一个风景美丽、古朴的苗乡集镇，这段经过矮寨的公路长约6公里，修筑于水平距离不足100米，垂直高度440米，坡度为70—90度的大小斜面上。在修建矮寨路段时，2000多民工栉风沐雨整整奋战了七个月有余，其中死亡200多人，小伤小残的不计其数。为了追怀死难者的功绩，当时曾在路中天桥附近竖立一尊“开路先锋”的铜像以志纪念，后来铜像毁于战乱。1987年湖南省政府拨款，按原型重塑铜像，移置在矮寨天桥上方山崖上。那个手握铁锤钢钎的威武铜像，高5.7米，重0.9吨，展现了当年筑路民工奋勇不屈的风貌和精神，以慰先辈，勉励后人。在山顶“公路奇观”的终点，还建有一座“湘川公路死难员工纪念塔”。 这就是湘西人抗战历史的见证。

    由于地形独特，迫使这段公路左右移动，转折13道锐角急弯，形成26截几乎平行，上下重叠的路面。不管是第一次乘车攀爬或者从山顶往下走矮寨这一段公路的人，在惊心动魄之时，难免会赞叹那“路上桥，桥上路”的伟大创举。为保证车辆安全，在每个回头弯处曾经日夜有交警值守。

    传说，当年湘川公路修至矮寨路段时，遇两峰对峙，公路从两峰间爬至悬崖边而无路可走，令公路设计师百筹莫展。一天傍晚，工程师又来此观测思考，忽见暮霭中一牧童骑牛而来，手中挥动的牛鞭，盘旋缠绕，蜿蜒上升。工程师突然顿悟，遂设计了“路上天桥桥上路”的工程方案。这传说足以说明此段道路的设计与修筑的艰难。湘川公路修成后，在八年抗战中成为连接大后方与东部抗日战场的咽喉要道。日军至战败也从来没有切断过这条重要的运输大动脉。新中国成立后，湘川公路定名为319国道，至今依然发挥着它的战略作用。他是一段中华民族抗击日寇时的不屈不挠的凯歌！

    今天，矮寨公路上方已经建起了一座目前世界上最高最长的铁索拉链大桥----矮寨悬索桥。矮寨悬索桥2012年3月31日正式通车，从位于山谷底的矮寨镇上空横跨而过。该桥跨径1188米，跨高达330米，主梁全长1022米，桥面净宽23.6米，钢桁加劲梁全宽27米。采用两根主索，主索中心距为27米，全桥采用67对吊索，吊索标准间距为14.6米，主跨梁高（主桁中心线处）7.5米。两个主塔分别立于矮寨峡谷两侧悬崖上部较为稳定的山体上，桥梁两端分别与索道连接。悬索桥的建成，又在矮寨增添了一处公路奇观，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