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1950年)，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湖南汨罗市)人。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共。1924年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并负责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青团中央局常委、组织部主任，共青团中央代理总书记、总书记。1927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纪律委员会书记兼党报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及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委、红二方面军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新民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主任及其团中央名誉主席等职。1950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1931年3月，任弼时肩负重任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任弼时度过了一段很不寻常的岁月，留下了他的亲切笑容、闪光足迹，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光辉业绩。

    少年求学，投身革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东部一个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民国9年（1920年），任弼时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发行俄罗斯丛刊，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并派革命青年到苏维埃俄罗斯学习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翌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当时，苏俄局势艰难，粮食短缺，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1924年秋回国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总书记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当时他才20来岁，却敢于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即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后称总书记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民国16年（1927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党内人士深感任弼时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中共“八七”会议上任弼时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4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巡视历险，智勇脱险。民国16年（1928年）3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尹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各县中共组织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大批中共优秀干部被捕和牺牲。9月，中共中央委派任弼时以特派员的身份巡视安徽。10月上旬，任弼时到安徽巡视，首先到达芜湖，在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听取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工作汇报，妥善处理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内部纠纷。是月15日上午，任弼时和徐厚昌在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参加当地共青团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发，任弼时和徐厚昌被国民党当局拘捕。

    任弼时被捕后，被押解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国民党当局对他进行搜身，除了搜出些零星钞票外，别无所得。16日，国民党当局提审任弼时，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少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寺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这叫我以后怎么向老板交代？”国民党当局又令法警拿来踩杠，欲施酷刑。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国民党当局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还是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口供。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不日，国民党当局派兵把任弼时押送上轮船往安庆。在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此人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彭佑亭正欲张口招呼时，任弼时机警地向他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见机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他还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的地址，暗示挤在前面的彭佑亭，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彭佑亭心领神会，便中途下船，转乘火车，赶赴上海，面告陈琮英，陈琮英迅速向中共组织作了汇报。

    到安庆后，任弼时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7天后，国民党当局连番审问，施以种种酷刑，但任弼时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国民党当局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只好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知”字号牢房。

    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任弼时隐蔽身份，但他并没放弃指导狱中斗争，暗中通过徐厚昌等少数中共骨干分子，成立中共在狱中的秘密组织——生活委员会，以改善狱中待遇的名义，组织难友开展“反虐待”、“改善狱中生活”的合法斗争。

    任弼时被羁押于安庆饮马塘监狱达半年之久。他面对国民党当局，英勇无畏、坚贞不屈，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气节。同时，他又斗智斗勇，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巧妙的斗争，配合中共组织的营救。

    任弼时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的中共组织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中共组织在长沙请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次年2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身份（该店为陈琮英堂兄所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国民党当局挑不出丝毫毛病，只得以证据不足，宣布无罪。3月，陈琮英从长沙来到安庆，把任弼时接出监狱，并由安庆地下中共组织安排，住在江边的一处小楼上。不久，任弼时接中共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又风尘仆仆，踏上征程。

    不顾体弱，勇挑重担。1931年，任弼时进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不顾自己衰弱的身体，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勇挑重担，奋发工作。

    任弼时在主管组织工作时，十分重视中共基层支部的建设。他认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建立健全党的支部的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1933年3月，任弼时主持召开湘赣两省中共组织工作会议时，针对一些地区的中共组织缺乏集体领导、未能认真实行党内民主等问题，提出了健全党的组织领导的四项措施：一、建立集体领导；二、建立巡视制度；三、健全各部工作；四、加强党内民主。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任弼时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各级干部，强调要为干部创造学习条件。是月，中央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弼时亲任校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教学工作。

    任弼时还经常抱病深入到苏区各省、县、区以至中共基层支部去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就和大家一起研究解决。在当时连盐都吃不上的艰苦岁月里，任弼时孜孜不倦地工作，即使听说爱人陈琮英和刚生下几个月的长女任远志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也没有影响工作。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长期抱病工作，以至英年早逝。叶剑英曾中肯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理论联系实际  重视调查研究。1931年，任弼时进入中央苏区伊始，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的错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期间初执行“左”的政策，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是，他从革命实践的检验中，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常说，在白区，我们是没有这个学习条件的，这里既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可以自由学习马克思主义。

    任弼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中共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之时，他明确提出“应注意过去的经验”，这是指的毛泽东领导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经验。他说，这经验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作战方针上，就是要打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和孤立之敌，各个歼灭敌人。正是由于任弼时同周恩来、朱德等坚持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在中共组织领导工作上，任弼时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缺乏集体领导和书记说了算，没有发挥各部门的作用、部长实际上变成了巡视员，没有实行中共党内民主、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等现象，曾经严肃地指出：这些缺点能否克服，是关系到中共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健全的问题。任弼时不仅抓中共组织的领导机关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的建设。他批评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强调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肃反扩大化。1931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临时中央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尽管任弼时当时也执行了这些错误政策，但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从不推波助澜，因而保护了许多干部。

    当时在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所谓“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决意要逮捕张爱萍，把口供“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所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宣传部长兼共青团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张爱萍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