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廖梅娃带着四个孩子和公婆二老刚下东山暂住在一个村子里，不几天女儿雪亮强被国民党儿童教养院带走去了运城。廖梅娃背着周岁出头的条山，手拉着效苏和地娃和公婆一起回到了离别两年大侯村的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副难以想象的凄凉景象：当初的十多间房子荡然无存，院子断壁残垣，烂砖破瓦，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曳。原来， 1938年1月寇进占夏县县城的第二天，就放火烧掉了孙家场院里的8间房子，后来老院的5间上房又被汉奸烧掉了3间半。敌人对抗日家庭的疯狂报复，激起了廖梅娃的满腔怒火！她想到远在抗日前线的丈夫，想到这个6口之家的家庭，廖梅娃以倔强的个性和坚韧的毅力，踏上了艰苦的生存历程。

    全家6口栖息在两间低矮狭小的柴屋里。廖梅娃让年迈的公婆睡在炕上，自己领着孩子们睡地铺。祖孙三代，相依为命。住的拥挤简陋固然艰难，但最难熬的还是饥饿。全家面没半碗，米无一粒，大小五张嘴巴全靠廖梅娃一人张罗。为了维持生计她毅然拿起了“讨饭的棍，挎上要馍的篮”。当她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内心是极其矛盾的：沿村乞讨，无疑有损于丈夫和孙家这个革命家庭的名声；不出门，又只有坐以待毙的死路一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廖梅娃每天天不亮就起身，靠着那双小脚，步行到10里开外的、熟人很少的司马、小念等村子乞讨，归来时就把讨饭棍放在村西的小庙里。每次乞讨回来，她总是先把白的、大块的馍馍捡给公婆，将黑的、小块的留给孩子们。无数次早出晚归，无数次忍饥挨饿，终于熬过了下山后的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

    播种的时节到了。廖梅娃只有靠自己的双手种好家里的十多亩地。她求亲告友，四处奔波。借犁耙，借牲口。因为是借别人的就得瞅空子，赶时间。种麦时节，9岁的儿子效苏摇耧，7岁的女儿地娃牵牲口，廖梅娃紧跟在后面拉碾，母子三人把汗水、泪水和种籽一起，深深拨进泥土里。路人见了，无不为之心酸落泪！有一天傍晚劳动归来，累了一天的效苏躺倒在地铺上很快就呼呼入睡了。廖梅娃仍不知疲倦地在巷里纺线，猛然间传来儿子一声惨叫，他本能地丢下纺车急忙跑到院中，只见一只恶狼叼着效苏正往外跑。儿子痛苦地挣扎着，不断呼喊着“妈妈”“妈妈”！廖梅娃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硬是孤身一人从狼嘴里夺回了亲骨肉！从此，廖梅娃横下一条心，宁可自己累死，也要尽量让孩子们少受罪，除下地干活外，她想法借些棉花，晚上纺纱织布，白天步行20多里，到庙前、大洋、埝掌赶集卖布。饿了，啃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向店铺讨碗凉水。廖梅娃起早贪黑，纺纱织布，自己却只有一套勉强能穿着出门的外衣，常常不得不夜洗昼穿。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廖梅娃含辛茹苦，风来雨去，她用纺花织布挣来的钱，先买了八窝蜂，十几只鸡；又卖了蜂蜜、鸡蛋，买了3只羊和一头猪。这样继续“滚雪球”陆续买了一头牛，联合妹夫柳鸿文开办了药铺，重新盖起了12间房子。

    敌人对抗日家庭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廖梅娃她们下山不久，日本鬼子和汉奸就将她公公抓去，逼迫他将两个在外抗日的儿子弄回来。这个正直的爱国老人当然不会答应，敌人就百般折磨，弄得一身伤病才放回来。廖梅娃到处求医买药，为公公治病治伤。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夏县党的地下组织转告廖大娘说：“你丈夫孙云生在太行区麻田战役中牺牲了，部队被打散后，小叔孙云行和你弟弟廖保家也不知去向……。”廖大娘听后万分悲痛，她更下决心为革命撑起孙家的门庭，等待小叔和弟弟的归来。一年又一年的艰苦度日，先后安葬了病故的婆婆、公公和自己的母亲，但一直没有等到小叔和弟弟的音信。

    冬去春来，经过廖大娘的艰辛劳作和奋斗，孙家院子的废墟上长出了绿的树，绽开了红的花。在廖梅娃的辛勤操劳下，这个已临崩溃的革命家庭重新恢复了生机。人们以喜悦的心情注视着孙家的变化，纷纷向廖梅娃投以敬佩的目光。村里人为她送了赞扬的牌匾：“妇女楷模”。

    （三）

    解放了！古老的黄土地，处处焕发着诱人的生机。

    廖梅娃盼望解放的心情，可以说比谁都更加迫切。多少年来，她和她的一家先是作为抗日家属，时时处在日寇铁蹄和汉奸的监视之下；抗战胜利之后，胡宗南长期盘踞晋南，她家又被当作“匪属”天天担惊受怕，过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为了中国早日解放，她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父子、母子、夫妻分离，不能团聚，父母临终前见不到儿子一面，孩子长到十多岁记不清爸爸的面孔。为了这一天的早日来到，她自己忍辱负重，在屈辱和饥寒中苦度时日，熬白双鬓，耗尽了心力。国家的前途、党的事业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完全交织在一起，她连做梦都盼望早日解放，弟弟和小叔早早回到身边。然而，等待着她的却是一个无比严峻的现实。

    廖梅娃领着子女和老人在家里辛苦经营的时候，丈夫孙云生先是奋战在太岳山区的抗日前线，1942年5月，日寇“扫荡”太行山区在麻田战役突围时，孙云生不幸被俘押到太原日寇监狱，党组织为了保护他，不在战俘中找到孙云生，令其改名孙雨亭并在麻田召开追悼会，对外宣传孙云生在战斗中牺牲，其实并没有牺牲而在敌人的监狱里，这位不屈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于一年后组织了二十多位同志逃出虎口，西渡黄河去到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由于在狱中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便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疗养，1946年调到晋绥边区工作，时刻惦念着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但他们处在敌占区音讯难通，料想像自己那样的家庭，可能不是被日本侵略军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由于狱中的折磨，身体极度虚弱，在生活上、感情上需要有人照顾，经过周围同志们的劝说和组织批准，1946年1月与在延安学习后掉到晋绥工作的阎南君同志结了婚。

    1949年7、8月间孙雨亭率南下工作团第一梯队赴西南工作途经晋南时，通过地下组织才知道家庭的一些情况，决定绕道夏县，向廖梅娃说明原委，表述自己的心迹，对子女做一些简单安排。鉴于当时特定的战争环境，乡亲们并没有过多地责怪孙雨亭，廖梅娃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已经为战争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严峻的现实还要廖大娘继续做出奉献。她无法原谅自己20多年来所痴心爱慕的丈夫。时间是短暂的，孙雨亭只在家里停留了4、5个钟头，便离家去了西南前线。不久廖大娘得知，孙云行（现名孙岳）在延安跟随着毛主席，这之后又传来了弟弟廖保家在东北不幸牺牲的消息，面对一连串不可逆转的严峻现实，廖梅娃咽下泪水，把所有的希望和情感全部寄托在儿女们身上，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为了多少弥补廖大娘及其一家在革命战争年代蒙受的巨大损失，新的人民政府县长亲自为她家送去2石小麦。县民政局也送去救济。廖大娘表示感谢，坚决不要。并说：“过去讨饭都挺得住，如今解放了，我更能过得下去！”多么刚强，多么自信的女性！人民政府的同志们对她这种精神在县上作了表扬。1953年，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聊大娘认为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社会主义已经到来，高高兴兴地将自己在艰苦岁月里买的骡子、水车和土地全部入社，并让两个孩子参加村里组织的宣传队，宣传社会主义好。1957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在北京读书的条山写信给妈妈要求参军，廖大娘毫不犹豫地把儿子送到福建前线，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廖大娘虽然在封建社会度过半辈子，但她却有着坦荡胸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在云南任省委书记的孙雨亭同志遭到迫害，株连儿女，两个儿子想回老家插队，这事让廖大娘知道后，认为不管怎样都是孙家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应当让他们回大侯村家里。大虹小虹两兄弟千里迢迢由云南昆明回到夏县那天，廖大娘让儿子小苏、女婿王徐俊专程到水头火车站迎接，自己领着儿媳韩改正又是打扫房间，又是生火烧炕，俨然是在迎接久别的亲生儿子。回家后，大虹在生产队里当电工，小虹为队里看果园。亲密相处。几年光阴过去了，大虹和小虹就要离开夏县回到爸爸孙雨亭身边，廖大娘按当地送亲人远行的习惯，办了五桌饭，为孩子们送行。此景此情，使在场的人们无不感动。

    1978年，孙雨亭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回到夏县，看望廖大娘和全家。这位老同志欣喜地看到，她抚养教育的4个孩子，都已成长为正直的人：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一个女儿地娃也是当地的劳动模范。1984年，廖大娘脑血管硬化，一年多时间不能下床，就像她当年殷勤照料年迈多病的公婆一样，在县城当工人的儿媳韩改正毅然辞去工作，回到家里伺候婆婆。儿媳妇改正朝朝暮暮守候在婆婆的病榻前，喂饭喂药，梳头洗脸，情景感人。

    带着77年的艰辛与满足，这位普通的农村小脚妇女永远离开了我们。她确把人的美德留给后世，留在人间……。

    1988年4月下旬，金黄色的油菜花点缀着涑水河两岸的原野。孙雨亭同志在北京开会结束后，又回到夏县，满头银发的老人把一个精致的花篮献到廖梅娃墓前，无语、静静地、静静地、泪水夺空而下……久久不肯离去。微风送来阵阵油菜花的芳香。感激、敬佩和怀念，一起涌上老人的心头。廖梅娃在艰苦岁月里风雨奔走的身影，又画面般地浮现在他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