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克志的错误给我们当今时代的警示意义 红二十八军是一支纪律十分严明的军队。三年游击战争中,她之所以能够成为南方14个游击区中保存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红二十八军老人姚天成1950年在回到大别山老家省亲时,听到人们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纪律颇有微词。群众说:“(二野)不如当年的红军。徐向前的部队纪律很好。而最好的要数高敬亭的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的,严惩不饶。”就是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国共合作,中国的社会政治处在重大的转折时期,杨克志为什么会私自侵吞打土豪的财物呢?这是一个在我们当代仍然具有警示意义的问题。
杨克荣回忆(所述的时间有点混乱。笔者注):1939年7月(应为1938年3月,笔者注),第四支队第七团进驻油坊店,杨克荣与杨克志在油坊店小街子偶遇相认。杨克志即随杨克荣回家,祭拜杨光臣烈士,并令其随从赠送杨克荣母亲100块银元。杨母认为,一个红军团长,哪来这么多的钱?杨母断然拒收。在杨克志再三要求下,杨母被迫收了10块银元。杨克荣由此积极追随杨克志,参加新四军,给杨克志当贴身勤务员。杨克荣跟随杨克志两个多月,发现他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在这半年前,杨克志在六安城内曾秘娶了一个老婆,是一个大商人的女儿,中学生,很漂亮。杨克志还在六安鼓楼地段给她买了一处房子。第七团驻在流波石童时,杨克志曾安排杨克荣化装成穷学生,徒步给这个女人送去一包五六斤重的东西(杨克荣估计是烟土),并带回这个女人给他的一封信。不久,部队移师麻埠。杨克志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打得火热,还经常到一些豪绅家去吃花酒,甚至公然与一些女人一起,同骑一匹洋马,招摇过市,倒卖烟土。杨克荣因苦劝杨克志注意检点而遭其鞭打。当年冬天(应为1938年3月底。笔者注)的一个夜晚,杨克荣脱下军装,不辞而别,在山中藏了半个多月,在得知第七团撤离后才偷跑回家。这也是杨克荣第一次参加革命队伍(杨克荣第二次参加革命队伍是在1947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在油坊店跟随白涛、李晓明入伍。笔者注)。杨克荣回家以后与母亲谈家常,告之了杨克志的所作所为。杨母说到:“克志像这样,你离开他也好。他迟早有一天要出事的。”杨克志的结局不幸被其婶母——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所言中。
由此可见,杨克志身上存在的腐败堕落问题由来已久。大浪淘沙,不进则退。“两个务必”是我们党需要长期坚持的治党之策,反腐倡廉不可能一劳永逸。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我们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 四、一点疑问 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姚天成介绍,从红二十八军后期到抗战初期,第四支队存在一定程度的宗派主义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军政委高敬亭真正最重用的是胡继亭、杨克志、曹玉福。诸如林维先、詹化雨、梁从学、汪少川等一些可以算是“老领导”的干部,都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对四支队在抗战初期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朱国栋回忆也说到,当时在第四支队,杨克志、胡继亭、曹玉福三人的作用很大,比林维先的作用都大。高敬亭主要靠他们三个人。这也说明杨克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贡献的。
2014年6月7日,笔者在向我县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顾旭老人请教红二十八军、新四军第四支队历史时,也谈到了杨克志问题。顾副主席说到,1975年他在湖北省宜昌市莲沱采访我县老红军徐其昌(1938年7月——1939年5月任中共立煌县委书记)时,徐介绍到:1940年(或1941年?)冬季,我方曾派人与杨克志接洽,劝其回归。为了避人耳目,双方是在金寨镇的一个澡堂里进行的。当时,杨克志十分痛苦,长吁短叹,沉思良久。最后说到,还是算了吧。这其中又有什么其他因素呢?由此思考,杨克志的叛逃,是否还有其他非财物因素呢?或者说,私吞财物对杨克志来说还不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呢?因为徐其昌当时在新四军立煌兵站工作,是知道其中情况的。很可惜,他当时没有说明清楚。
杨克志的整个历史,我们知道的还很不全面,仍然需要继续追寻、补充。特别是杨、曹为什么要潜逃桂系方面,其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人的说法很多,莫衷一是。据宋建华(杨克荣长子,1955年人。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介绍,为了搞清杨克志的历史问题,杨克荣在1964年曾专程去武汉找林维先了解情况。林维先只向他说了一句,杨克志曾经救过他的命。别无它言。杨克荣悻悻而归。杨克荣认为,他们杨家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杨克志率部徘徊,不积极东进皖东,是不愿意把红二十八军艰苦战斗,坚持三年的大别山根据地就这样轻易地拱手让给国民党桂系。须知,对红二十八军来说,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其艰难困苦之不堪,确实不是人过的日子。由于久战山林,没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跟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这是思想认识问题。
时过境迁,历史已翻过了76年。正如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所言:“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1987年台湾开放两岸交流。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会谈。这是国共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后第一次举行的最高领导人会谈,为国家和平统一开创了新的契机。2009年8月15—16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正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承办。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提出两岸合编“抗日战争史”的意向,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是,两岸的权威学界人士也均坦承,这是一个好的愿望,现实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在新的台海情势下,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历史理念,正确的妥当的认识国共合作时期的人和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参考书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史》(初稿).1982年12月.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史资料选编》.1982年12月. (3)合肥市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与发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4)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编写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1937年7月—1939年7月)》.1985年11月. (5)宛石如编著.《红色种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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