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7日）

    今天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的纪念日，今年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和中国兴起局部抗战的84周年。 

    84年前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根据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侵华计划，利用1905年日俄战争后在中国获得驻军权的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了全东北。78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利用它进一步侵入华北的军队，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的代表，以及日军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1951年，新中国确定将9月3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并于2014年得到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进一步明确。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民族牺牲最大的战争，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它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过去曾出现过一些偏颇，主要表现是过多强调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一面，对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的作用肯定不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逐步纠正了上述偏颇，在研究、宣传上做到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民党政府的两面性以及正面战场的作用，既看到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反共分裂的一面，又看到它联合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的一面；既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事实，又看到其广大将士的英勇、对日军的牵制和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在以“告别革命”为核心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一些研究和宣传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竭力粉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否认其对日本妥协退让和对中共限制、摩擦的行径，人为抬高正面战场的作用，甚至为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辩护，散布“卖国有理”论；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贬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用，丑化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编造谣言或采用文艺手段污辱为抗日流血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人物。因此，在纪念中国局部抗战84周年、全民族抗战7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充分认识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中流砥柱作用呢？纵观全部抗战史，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八点根据。

    第一，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大旗，不仅在第一时间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占领的宣言，主张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种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而且坚决反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和社会的悲观情绪，于1934年即从南方革命根据地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从而使爱国力量看到了希望，提升了信心，振奋了精神，遏制了妥协退让势头的扩大和各种失败论、投降论的漫延。

    第二，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共御外敌，并在1933年初即提出愿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在西安事变后积极斡旋各方使之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后又主动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名义、番号，从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三，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反对那种只实行政府和军队抗战、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必须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人民大众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的片面抗战，以及过分强调“以空间换时间”、过分依赖列强干涉和外援的消极倾向，主张把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同时，最早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发展的三大阶段及其特点，并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思想和一整套关于持久战的理论、战略及作战方针，从而为争取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指明了正确道路，调动了广大民众支持抗战的热情，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和帮助一切对日作战的军事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发动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和游行请愿，“一二八”事件后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在“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华北事变发生后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在蒋介石亲临西安督剿红军时又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发动逼蒋抗日的群众请愿示威活动；同时，主动联络、推动、支持、帮助冯玉祥、傅作义、蔡延锴、蒋光鼐、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高桂滋、阎锡山等国民党军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或准备抗战，密切联系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和民族工商界、文化界进步人士推动抗战，从而压制了国内的投降暗流，迎来了全国上下的抗战高潮。

    第五，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仅在华北、华中、华南发展抗日武装，而且在东北建立了抗日联军，并创造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先后取得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日伪军，造成敌占城市的反包围态势和交通线的瘫痪，迟滞了日军南下步伐，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另外，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及民兵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百团大战等对日作战的加强，使日伪军多数兵力被逐渐吸引到华北、华中，使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终于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当年，我国综合实力尽管远不如日本，但凭着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之紧密、动员组织能力之高超、统一指挥之有效、部队作风之顽强，如果能有国民党军队的装备、给养，哪怕只有一半，抗战胜利的时间也会大大提前，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损失将会大大减轻。

    第六，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坚决抵制了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动摇，揭露了其对日妥协的严重性，并通过发动国统区民众和爱国力量的反妥协斗争及加强敌后战场的作战，挫败了日本的诱降图谋；同时，正确执行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活动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包括晋西事变、皖南事变在内的两次反共高潮，并制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从而避免了国共合作的破裂，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到抗战胜利。

    第七，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并在此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支撑持久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同时，为了巩固这些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和基层选举、精兵简政等原则；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减租减息，发展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在文化建设上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推动新文化运动，形成干部教育、初等和中等国民教育、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普遍成立以宣传抗日为主旨的文艺团体和大批农村剧社，鼓励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激励抗战精神的作品；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军将作战重点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带来的财政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掀起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做到了人民生活改善、军队自己供给，所有这一切不仅为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全国实行“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有办法”提供了示范，为全民族救亡图存支撑了希望，为后来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建立政权积累了经验。

    第八，不是别个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模范发挥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扎根群众、官兵平等、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涌现出杨靖宇、马本斋、赵一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赢得了包括爱国进步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吸引了包括作家、教授、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加入，从而给抗日战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在抗战全过程始终引领中华民族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旗帜。正如当年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评论所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