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群像场景，陈毅位居中间，其他领导人都注意力集中，或站或坐在陈毅周围，只有饶漱石一个人站在一边，目光不同。这或许是群像作者想表述出新四军领导人关系中的不和谐。

    黄花塘，作为新四军军部驻扎地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扎地达两年多的时间，是新四军军部在一地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黄花塘这个名字载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册。

    在军部驻黄花塘时期，新四军修建了一座大型纪念塔，即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因为该塔位于阜宁芦蒲，又简称为“芦蒲纪念塔”。

    盐阜，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盐城、阜宁地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此开辟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三师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下，于1941年7月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又于1943年春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的第二次大“扫荡”。盐阜大地上洒满了新四军烈士的鲜血。为昭彰先烈，激励后人，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建造纪念塔，以资永久祭祀。建塔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各种物资奇缺。盐阜区各界人士为保证烈士塔按时建成，同心协力，克服一切困难。建塔材料来自四面八方，有从淮安季桥运来，有从阜宁杨集运来，还有从敌占区——距敌人仅半里路处运来的。参加搬运的不分男女老少，有将近一万人参加修塔。张爱萍副师长和八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多次到工地视察、指导。

    当时在纪念塔顶上的“铁军战士”形象为鲁艺华中分院老战士芦芒创作，铸铁成像后与其浇铸工匠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建成的这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却在194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炮轰垮塌（1947年9月15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一三三旅窜进芦蒲，先是烧毁了陵园内管理人员住的三间茅屋，再掘墓开棺毁尸30多具，接着又抓来几名群众，强令毁塔，群众推说挖不动。敌人毒打群众后，架起迫击炮轰毁了纪念塔）。

    1959年阜宁人民政府按原式样重建纪念塔，此后又数次修缮，保护良好。纪念塔正面镌刻有刘少奇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的塔身。塔的顶部依然是铸铁新四军战士像，它手持钢枪，凝视远方，显得威武英俊。塔下建有三层台阶，最上层四周立有大型铜质炮弹12枚，中间层是汉白玉栏杆。

    塔的背面是陈毅手书的塔名镌刻“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盐阜区士绅民众恭建　蜀北陈毅沐手敬书”。塔的基座上有开明士绅、盐阜区参议员杨芷江撰写的塔铭。铭文中提到的“三役”是单港战斗、陈集战斗和八滩战斗。

    塔座两侧耸立着10块8尺高、3尺宽的大理石碑，上刻战争年代牺牲的新四军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1890位烈士英名，包括分别在安丰、草甸、涟水、周门、单港、陈集、黄海、九里窑、伍佑、季圩、沙二集、八滩、五小街、六套、七套、大杨庄、天沟、合德、陈洋、茭菱、南湖庄、杨儿庄、苏咀、六堡等战斗中牺牲的1760名烈士，其中有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三师七旅参谋长刘治国、三师二十二团团长陈发鸿和副团长童世明、独立团政委裴励、华中鲁艺学校教务长邱东平（文学家）、许晴（戏剧家）等40余名团以上干部。

    在陈集战斗期间，有一则感人的故事——新四军三师兼盐阜军分区领导人决心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用四面包围的战法，以多路而有重点的攻击，首歼陈集之敌，尔后伺机攻克东沟，打击阜宁、东坎、北沙等日伪据点。当承担围歼陈集据点任务的我八旅二十三团向陈集机动之时，得知消息的老乡们为了让我军通过村子时不惊动敌人，都把家中的狗抱在怀中，不停地安抚它们，使其不叫。这次战斗，全歼陈集据点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林达夫大队崖畅也中队89人，缴获了日军全部武器装备。战斗结束后，张爱萍副师长赋诗云：“风送春暖丹心融，月照铁马虎胆雄。千村人迎频招手，百户犬卧抚怀中。大圣扬威罗刹腹，小鬼跪降龟壳丛。陈集歼敌首奏捷，全面反击战鼓隆。”

    我们在参观了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后，还要参观旁边的新四军文化艺术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新四军就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一支讲究文化的军队。

    卞龙馆长的办公室在新四军文化艺术馆里。来黄花塘之前，我看到过对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馆长卞龙的介绍，知道这是一位倾心于宣扬和保存新四军历史的有心人。我们在微信上有了联系，来此一定要见见他的。

    卞龙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当馆长后，他向上跑资金，向下找文物，广泛联系新四军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还亲自招聘工作人员，组织项目规划……。如今的新四军文化艺术馆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建成并正式开放了。

    文化艺术馆展示领导人关于文化的论述。

    在新四军军部文化教育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们。有当年我母亲的直接领导。

    华中抗日文化艺术活动兴起与发展的四个阶段。

    叶挺军长的一些摄影作品。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组织序列表。刘少奇任院长。

    我母亲从闽西红军走入新四军的领路人邓子恢曾兼任“建大”校长，曾经招收预科生1300人。“建大”，即华中建设大学，是华中解放区培养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的新型大学。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1945年初创建于淮南解放区盱眙县的新铺镇，抗战胜利后迁往江苏省淮阴市续办；1946年3月，建大由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领导，计划办成比较正规的多学科大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学校被迫作长途迁移，破坏了原订计划；1946年11月，建大北撤至山东省莒南县；1947年3月又转移至胶东海阳县；1947年冬，因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而停办。华中建大在时局多变、战火纷飞、校址数迁和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了四期，共培养学生5000余人。

    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初冬，人数最多时达二百余人，设有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和民运组等，至1941年皖南事变后撤编，部分团员编入新四军第一师战地服务团。我母亲曾经在民运组中工作。

    模拟当年的黄花塘新四军邮局。

    独具特色的一个展示——“烽火情缘”，展示的是几幅新四军领导人的伉俪照、幸福照，有陈毅和张茜、粟裕和楚青、邓子恢和陈兰、赖传珠和孙湘、谭震林和葛惠敏、曾山和邓六金、罗炳辉和张明秀、彭雪枫和林颖等。

    叶挺将军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除了写出为人所知的《囚歌》外，之前还写出了《囚语》。

    新中国成立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一览表。

    新四军没有忘记那些英勇牺牲的干部战士们。1943年，《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团以上干部）定稿。

    从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新四军中走出来的上将以上的第一批将帅。

    走出新四军文化艺术馆，对照一下我们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景区的行程，基本都走到了。

    我们这一行参观，心头感想满满的。我看到南开大学李欣然写下的一篇观感，非常打动我，摘录如下——

    以豆投票，盐阜根据地采取民主的方式选举基层干部；草鞋、蓑衣、纺车，战斗生活之余，根据地的军民抓生产搞建设，开银行、做卷烟、制武器样样在行；办学校、演话剧，做一支有文化素养的的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在根据地的建设如火如荼。

    《囚歌》雕刻出叶挺将军面对反动派诱惑时的顽强不屈，《梅岭三章》道出陈毅元帅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矢志不移，《茉莉花》谱出小战士何仿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新四军的队伍里面有诗人、作曲家、摄影爱好者还有集邮爱好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保家卫国，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相较于他们的伟岸，我更愿意接触他们的真实。二百多斤（体重）的罗炳辉司令需要两头骡子轮换着骑，叶挺夫妇和六个孩子的合影充满温馨，七师师长蔡辉，创办贸易所，非常会赚钱，一批“红二代”在黄花塘出生……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只不过是枪林弹雨中少了几分“浪漫”、四处漂泊中少了几次“团聚”、经济封锁中少了几分“富足”，乐观的新四军人在隐蔽的黄花塘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拥有健全的人格，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员可以做到的。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他就不可能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也就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负责。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以发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必非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大事，做英雄，先扪心自问，我做好自己了么？我是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黄花塘之行，让我们对未来有了满满的信心。不可好高骛远，不可浮躁，要坚定信念，用自己所拥有的才智践行党的宗旨，踏踏实实的践行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革命先辈们为我们开创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肩负着同样的责任，要让后来人过的更好。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革命先辈用青春和热血为后来人换来的幸福生活，无愧于周围群众对自己的信任，无愧于在党旗前的庄严承诺。

    我们到黄花塘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找一找父母亲当年的驻地。当然，这得求教于卞龙馆长。

    卞龙馆长拿出一份杂志，指给我们看上面的一幅《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机关分布图》。

    从图上可见，由北至南（由上至下）分别是：

    ——岗村，军特务团驻地；
    ——马湖，盱眙县抗日民族政府驻地；
    ——北乔庄，军部电训队驻地；
    ——黄花塘，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驻地；
    ——下李庄，军通信连驻地；
    ——大王庄，军政治部、军直政治部、城工部、社会部、新华分社驻地；
    ——常庄，军供卫部、军医学校驻地；
    ——姚庄，军供卫部直属休养所驻地；
    ——泥沛，政治部、警卫连驻地；
    ——锅底塘，侦察科（二科）驻地；
    ——顾家圩，江苏省委驻地；
    ——新铺，华中党校驻地；
    ——小周庄，军直属供给处；（1944.10供卫部重新分开，恢复卫生部、撤销供给部，成立直属供给处）
    ——黄塘寺，淮南银行印钞厂；
    ——张洪营，电台（1945.5-1945.9）驻地；
    ——葛家巷，军政治部（1945.3-1945.9）驻地；
    ——船塘庄，军直政治部（1945.3-1945.9）驻地；
    ——千棵柳，军司令部（1945.3-1945.9）驻地；
    ——时集，淮南行署、路东专员公署驻地。

    卞龙馆长帮我们分析、定位，然后亲自带我们寻访。

    我们先到了离黄花塘最近的姚庄。姚庄在导航仪上没有指示、在我的2015版江苏省地图册上也没有标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而是属于五里村的一个组，全名“五里村姚庄（组）”。

    我们刚刚进入村道，卞龙馆长就下车请出一位老者，他就是当年军供卫部直属休养所驻在此地的见证人——87岁的张长贵老人。

    张长贵老人健康、健谈，头脑清晰，记忆完整。他娓娓道来，当年庄里人家不多，只有5户，但房屋（草房）较多，有二十多间，新四军因此驻此。张长贵老人指认给我们看，当年新四军供卫部直属休养所的准确位置，那是一排房子，原先是草房，如今已改建成砖瓦房了。

    张长贵老人说，开始来的部队是二师的，二师的部队走了后，军部休养所入驻，新四军许多高级干部在此修养。他非常清楚地记得，休养所的领导是女的。我们齐声说，没错没错，我母亲郑铁鹰当年在这里！我们母亲郑铁鹰（曾用名郑丽英）当年是休养所的政治指导员。确实，那时休养所的所长、指导员都是女的。

    当年新四军驻在此地时，帮助老乡们碾场的石辘轳还静静地停放在田头。

    卞龙馆长说，军首长经常来此看望休养员。陈毅临赴延安前来看望休养员们，专门看望乔信明（和我父亲同在新四军军部教导营第一期学习；红军时期他和方志敏一起被关押时，双腿受伤留疾不便行走），让他好好休养，并向他告别（感觉陈毅军长心情很沉重啊）；粟裕则专程来给休养所送钱（经费）。

    我母亲是在“到地方打埋伏”后重回军部，于1945年2月到军供卫部直属休养所任政治指导员，因此，她对这一段时间工作的经历印象深刻，她写到——

    休养所是直属军卫生部的，〔我〕工作了一年多。在工作过程中，休养所很庞大，护士都是上海红十字会刚来的，她们喜欢别人叫她们“小姐”。我们还负责治疗各个师的团、师级干部。病床是两头土墩子，往上架上竹子，条件很差。所长刘球，我们是皖南教导队的同学，她很有修养，工作精神很好，我俩商议好了，说干就干，对于争取团结外来的技术人员方面成绩较明显，医疗上也未曾出事故。当军部召开第一次群英大会时，我俩都被指定列席。生活过的很亲切，我的工作情绪很高。

    刘球，到新四军来之前，就是地下党员，爱人是军供卫部副部长宫乃泉，两口子都是医生。她在姚庄休养所工作后，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战场一线的外科医生。可惜，解放后宫乃泉受到审查，“文革”中又被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5年含冤病故，享年65岁。刘球为此也受到牵连。

    有人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达到了卫生部和休养所，八年抗战胜利了！人人欢呼，处处欢腾，能走动的人都互相拥抱，欢呼跳跃；不能走动的伤病员，也从床上坐起，或支撑拐棍，由人扶着举臂高呼和传递喜讯。一直到夜晚，大家拿着手电筒、举着灯笼，仍然四处走动，继续传递喜讯，还有人不禁唱了起来！我想，我母亲那时一定会唱起歌来。

    接着，卞龙馆长领我们来到黄花塘北面的岗村。

    卞龙馆长说，岗村当年是集镇所在地，地理位置很重要，又是离敌区最近的地方，所以军特务团驻扎在此，拱卫军部。

    卞龙馆长带我们找到了岗村里年纪比较大的陈照富老人（86岁）。我们说明来意，要寻找军部特务团驻地（我父亲当年任军部特务团作战训练参谋）和岗村小学校旧址（我母亲任校长）。

    陈照富老人说，新四军军部特务团驻地在岗村旁的豆庄，当年庄子很小，现在老房子都拆光了，变成了一片农田。可惜！

    老人接着说，当年村里的小学校也没了。听此，我们心里一下子凉了。可老人又说，当年村里小学校的房子还在。啊，我们的心里又激荡起来！老人还说到，他记得当年新四军派来的校长是女的。这下子，我们急着请他指点小学校在哪里。

    老人很有精神，快步走到街边一栋楼房旁的一个小门前，说道，走进去就是原来的小学校了。

    村里的街坊邻居们看到我们北京牌照的SUV车，都围过来，他们都知道，解放前这里就是小学校。一位大嫂领我们走进小门。

    迎面残墙上的小门已不是当年小学校的校门了，校门已被改变了朝向，完全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我们围着小学校的院墙转过去。

    小学校还有一个铁栅栏门。老乡说，小学校在解放后曾经用作加工厂，就有了这个铁门。

    我们又转回到小学校的小门，那位大嫂看我们看得如此仔细，特意回家里拿来钥匙开了锁，让我们进院子仔细看看。她还说，这片小学校旧址已被一位私人老板买下了，她替老板看房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都拆光了。

    我听到此，知道更得把小学校的老房子拍下来！小学校当年的老房子局部经过改建，虽然破旧但未倒塌，呈半工字型的布局。

    想到这所当年的小学校旧址即将不复存在，我们姐弟三人持队旗合影留念。我们共同的心声——妈妈，我们来到了你当年培育苏北老乡们后代的地方！

    附：母亲郑铁鹰当年到地方“打埋伏”

    母亲在军部驻黄花塘时期最难以忘怀的，是新四军执行精兵简政，她被下放“到老百姓家里打埋伏”。“打埋伏”，就是新四军实行精兵简政，将一些非战斗人员下放到地方去，即能从事地方工作，又能减少部队人数。

    1942年4月17日陈毅到华中党校作战略问题报告，同日向毛泽东主席等报告，自中央军委1941年12月关于精兵简政指示以来，新四军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对新四军实行精兵简政做出指示。

    毛泽东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1942年8月4日）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在精兵简政时期，女兵们首当其冲地脱下了军装，来到地方工作。我母亲于1943年2月到离黄花塘军部几里路的岗村小学校任校长，后来到旧铺完小（学校）任年级主任。

    我母亲在她的自传中写到了她“打埋伏”的这一段情况——

    在1942年12月，日寇冈村宁次到了南京，企图扫荡消灭新四军军部，情况紧急，部队转移，我因怀孕，不能随队行动。当时组织上动员所有不能随部队走的女同志到地方上老百姓家去打埋伏。当时组织上也说都要去，连首长的老婆孩子一起都去。我也不懂得打埋伏是什么味道，又听到首长的爱人孩子都去，我思想上也没什么顾虑，稀里糊涂就到老百姓家去了。部队全转移走了，情况很紧张，伪军经常出动，我每个晚上都得转换地方。产后几天，孩子就得脐带风死了。〔产后〕十三天的时候，恰好有一个军部的参谋带人来取公家保存的东西，我就跟他们回军部了，前后时间二月不到。有好几个那时打埋伏的女同志被敌人搜捕去了，孩子生在牢里，有的孩子饿死了，有的女同志被误放回来了。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没有遇到敌人。我在回军部的路上，认为我遇到了好机会，碰到这参谋，我要算是最先回军部的一个了。虽然产后才十三天，但跑的很有情绪。到了军部之后，看见好多老婆孩子，我当时非常惊奇，一问，原来她们都是没有去打埋伏的，都是跟部队过来的。我的思想上就不满意，感到当时去打埋伏是为部队机关的安全，组织上也再三说都要去，可是有相当一些人是可以不去的，而打埋伏这些人的结果呢，〔有人〕孩子都死了，有的被捕了，有的得了重病，我也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因此，思想上错误的认为组织上有两种待人做法。

    不久，组织上说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干部要降级使用，女同志一律下地方去工作。我当时的思想有了打埋伏的经验，很怕下地方，又怕不会做地方工作，但还是相信组织上说的女同志一律下地方，没有办法，就于1943年2月转到淮南盱眙县旧铺镇岗村小学任校长。初来时，过不惯，〔外界〕什么事情也听不到。吃饭是在老百姓家轮流吃。也找不到一个人好说说话。真闷死了。教室〔师〕都是当地人，总是迟到早退，我也不懂校长该怎么当，真是困难，就产生埋怨情绪。我想着我是部队长大的，文化又低，怎么叫我做这种工作呢？有一次我回军部去玩，想找我原来的首长谈谈我的困难。这一下使我知道了很多情况，有的女同志原来是书记〔？〕不但没下地方，反而做私人秘书，有的〔原来〕是文教，现在是科员了。思想上就有错误的认为，有一种人可以不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样，感到在党内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怪事。再结合自己许多问题（生活过不来，工作不会做），就对组织不满意。可是想到自己是校长，又是部队下来的，我们也像地方教员工作马马虎虎，也叫人笑话，也难受。也就安心下来边学边做，后来把我调到旧铺完小任级〔主〕任，一共做了四学期，到1945年1月又调回军部。

    而我看到这些时，才第一次知道我们姐弟上面还曾经有过一个到人世上仅几天的哥哥或姐姐，心头总觉得……。

    可以感觉出来，我母亲对这一段“打埋伏”的经历是有诸多不满的，却又是执行命令的。对于第一个孩子的夭折，她却没有多少落笔。

    我父亲对母亲被精简、并且失去幼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他写的自传中有关段落是——

    对精简政策的认识：当时大批精简部队，尤其很多活泼小鬼精简回家，我觉得很可惜。他们有的哭哭啼啼不愿回家去，我当时认为有点过火，认为过去费了多少工夫和经济，养了他们很久，今天为什么要精简得这样厉害呢？环境再残酷也不至于比内战围剿时严重。经济再困难终比不上长征过草地，共产党既是有兵，还怕没饭吃。我认为机关行李、牲口、非战斗人员中的老弱精简是正确的，但总舍不得精简好小鬼。

    不久，我偶然看到一篇回忆文章，得知在军部同一时期，范长江（著名记者）和沈谱（民主人士沈钧儒的爱女）夫妇也痛失爱子，原因和我母亲当时的境遇几乎一模一样——躲避敌人扫荡，到老乡家里待产，冬天天冷，住老乡家里乏人照顾，丈夫又不在身边，自己也缺乏经验，出生才几天的婴儿夭折。

    至此，我的心情才算扭转了一些！毕竟，革命就得有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