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5年6月4日电（龚培德、戴增和）

    历史对今天来说就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浓缩的一本书。
    历史，会从过去的岁月里走出很多的鲜血，走出很多的生命，走出很多的纪念碑……
    ——题记

    正是草长莺飞的五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师部——五家渠，一幢被当地人称之为“红军楼”的普通住宅里，我见到了1938年就参加革命工作、投奔延安的八路军女战士，建国后曾担任农六师子校第一任校长的程桂英老人。程老的丈夫、原农六师副师长、曾在中央红军总部特务队任警卫班长、毛主席书童的姜胜同志，早在70年代就已经与世长辞。我所面对的是客厅墙上姜老一张穿着军装的大照片。生于1916年的程老精神很好，虽然老人已是83岁的高龄，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从他那对历史时光的追忆中，我感到了平凡中的震撼，感受到了她和姜老这一对老红军、老八路人生世界的壮观……

    走进抗大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3岁以前一直在家做家务活。16岁那年经人介绍，到了一家不知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开的打蛋厂做工。

    “西安事变”以后，外国老板偷偷地溜走了，工厂也就自动关门了，我和厂子里的姐妹们就一同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我当时被分配在七分队，做宣传和后勤供给工作。除了刷标语、演话剧、宣传抗日外，还去战地医院帮助医护人员扎绷带、慰问伤员。

    1938年，我已经22岁了。这年6月，我们夜校的一位老师，把我和十几个人一起领进他的房间，对我们说，邓大姐要找你们谈谈。说话间，剪着短发、穿着白衫的邓大姐就走了进来，她详细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后说：北平“卢沟桥”事变就是日寇侵华的借口，现在武汉的局势比较紧张，为了抗战的需要，组织决定让我们去西安“陕北青训队”参加学习（当时为防止泄密，对我们没有透露出要去延安）。

    这样，我们便在邓大姐的安排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西安。在西安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征求我们意见，是愿意留在西安参加“陕北青训队”工作还是愿意上延安去？我们从武汉来的人都表示愿意去延安。

    由于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特派了一个队长带着一辆卡车护送我们去延安。这是1938年8月的事情。

    那时延安有三所比较大的学校，分别是抗大、陕北公学和鲁艺。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愿到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我那时满脑子都是学军事打游击，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大。

    抗大的生活是丰富的，但是也非常艰苦，买菜、背粮食、打柴火，全靠自己。1938年10月，我被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9年11月底，我到了雁北地委报到后，被分配到雁北地委中心妇联在青妇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组织妇女拥军，做军鞋，破坏敌人交通线。而从那时起，也就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活。

    初识姜胜

    1939年12月，在我到雁北地委工作不久，便和姜胜同志相识，那时他是八路军雁北支队政委。说是相识，也只是由于自己当时在雁北地委妇联工作，和姜胜有过几次照面，有了点印象。姜胜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的红军，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的人，曾担任过湖南咸宁县苏维埃的第一任县长。特别是1930年在反“围剿”时期，他在红军总部特务队工作，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和书僮，毛主席的许多文章和诗篇，都是姜胜秉烛研墨铺纸而挥毫写就的。长征期间，他任红九兵团卫生部政委。在我来之雁北前，他就担任晋绥军区雁北分区的武装部长。对有着这样光荣历史的人，我除了仰慕之外，更多的是敬重。他领导雁北支队在打击日寇方面屡建奇功。因此，深得雁北支队所属所属的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的喜爱，称姜胜为其“爱将”！

    到了1940年8月，经过战争的烽烟和苦难，我们迎来了抗战后的第三个春天。我们地委妇联的一位老大姐找我谈话，她说：“小程，介绍一个人和你认识一下吧？”我当时心里没有准备，以为大姐开玩笑，就说：“认识谁呀，还用介绍？”大姐说：“就是咱们支队的姜政委。”我说：“姜政委，这还用介绍吗，我早就认识了呀！”大姐说：“我说的这个认识，不是你说。。。。。。织上给你们搭个桥牵个线，想让你们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共同组织一个家庭。”

    说实话，那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与姜政委这样的长征红军组成家庭心里是很满意的，因为姜政委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啊！各方面都是百里挑一，与他相伴之间的一生一定会很幸福；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之间结婚后影响工作，因为之间所向往的生活并不是做官太太和妇女。因此，在考虑三天后，我向组织提出两条意见：结婚后一是不能影响我的学习，二是不能影响我的工作。负责与我谈话的大姐听了我这不是意见的意见，不由得笑了。她说：“小程，你这算什么意见啊，就你这两条组织全答应你，不可能让你一结婚就不参加革命工作啊，如果那样，不要说别人，咱姜政委也不会答应的。”

    战火中的婚礼

    在和姜政委相处的日子，我真的感觉很幸福。直到走进姜政委的生活里，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铁骨汉子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有着我一生也咀嚼不完的深刻内涵。

    说起在毛主席身边4年战斗生活的经历，姜政委的眼睛盈满了幸福。他说跟随毛主席在战火中纵横驰骋的情景，一切就好像发生在眼前。毛主席那亲切慈祥的伟大形象，英明正确的战略战术，精湛纯熟的军事艺术，每每回忆起来令人心驰神往。姜政委说，没有毛主席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姜政委还给我讲述了他第一次给毛主席站岗值班的故事：

    那是1930年5月，我刚调入红军总部特务连担任毛主席的警卫班长。一天夜晚第一次轮我值班，我怀着异常严肃和激动的心情，走进毛主席临时办公的农家小院。毛主席住房亮着灯光，他伏案办公室的身影清晰的印在窗纸上。我生怕走进走路的声音惊动了毛主席，便静静地站在一棵古树下，深情的注视着窗口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面深深地呼吸着夜晚凉爽的空气。我心里默念着：毛委员，您太劳累了，该休息了吧。可那高大的身影却朝我走来，我由于激动而忘记了敬礼，嘴唇也像黏住了说不出话来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看出我的拘束和紧张，亲切地问我：“你是才调来的吗？”又问我叫什么名字。当听说我叫姜胜后高兴地说：“你就是总部为我挑选的书僮吗？胜就是胜利的胜吧，好名字！革命一定胜利，对不对？”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又这样和蔼可亲，我那紧张的心情松开了，藏在心底的一句话，一下子说了出来：“有毛主席的领导，革命一定能胜利！”毛主席把手一挥：“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革命胜利，要靠人民群众，要靠全体红军，谁能一个人打倒反动派呢？”当时毛主席还仔细的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何时参加革命，能识多少字……等等。当他知道我被土豪劣绅害得家破人亡，就剩下孤苦伶仃一个人时，毛主席又把手一挥，坚定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一定要革命到底，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参加了红军，就是到了革命大家庭，他嘱咐我以后要多学习文化，碰到不懂的问题，就直接找他。他还说：“你是我的书僮，不通文墨是不行的，不说精通，至少也得粗通，你遇到我这个先生是缘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战胜不了敌人的。”我说：“毛委员，我一定认真学习，好好学习。”毛主席笑着说：“你不好好学习是不行的，我这个先生是要打你板子的。”他又特别对我说：“文墨笑着打仗，将来还要建设，等文墨建立了工农自己的国家，会有更繁重的工作，所以要努力学习，今天的学习也是为今后更好的工作。”我兴奋地答应着。从此，除了为毛主席挑书和文件担子外，经常向毛主席请教一些问题。

    姜政委说他现在的文化底子，可以说都是在主席身边打的基础。毛主席后来为培养他，又把他送进了红军大学学习。姜政委从1930年至1933年在毛主席身边整整工作了4个年头。

    1940年11月，在雁北支队借住的一家老乡的宅院里，我和姜政委举行了婚礼。说是婚礼，也没有举行太多的仪式和礼节。就在外面新婚的前一夜，姜政委还率领部队打进鬼子驻扎的县城，端掉了几座炮楼。同志们说那是姜政委送给我新婚最好的礼物。在那农家宅院里，外面请雁北支队和雁北地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在一起坐了坐，吃了些大枣、花生，喝了几杯农家自酿的薄酒。虽然一切是那样的简朴，但我觉得这战火中的婚礼特别有意义。

    在延安保育院

    1941年秋，为提高领导干部的军事和政治水平，中央要举办一个中高级干部学习班。时任120师师长的贺龙，点名要姜胜回延安参加这期干部学习班。由于工作需要，婚后我也由雁北地委调到姜胜所在的雁北支队，担任支队的后勤处主任。我那时正巧有了身孕，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生孩子有个好环境，就让我和姜胜一起参加学习。到了延安后，我和姜胜同时进了延安党校。

    到了当年12月底，我的第一个孩子大毛出生了。第二年春天，我所在党校五部的大部分学员，大都毕业走向全国各地战场，而姜胜所在的党校一部因为要参加“延安整风”，不能及时返回原部队，故我从五部毕业，就分配到延安保育院工作。1944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期间，我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毛。由于受日寇封锁，延安当时各类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更为不幸的是我刚做了阑尾炎手术，医生不让我给孩子喂奶，因此我的孩子二毛经常饿得连哭的声音都没有了。后来经蔡畅大姐的丈夫、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同志特批，每天保证定量供应一缸子羊奶，每月一斤糖，这样，才使我的二毛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1944年夏，姜胜从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后，随王震的359旅南下，被分配到山西五寨地区任武委会主任，当地组织部门便发电报到中央，要我到五寨地委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了话，保育院的同事给我和孩子领了油布、小米。中央警卫团派了两个战士，牵了头骡子送我过黄河。骡子背上驮着行李，两边是两个大筐，里面睡着我的两个孩子大毛和二毛。当第二天清晨我走出住地时，看见延安那黄土岗上，站满了向我招着小手的保育院的孩子们，我挥着手，流下了很多的眼泪！

    从延安过黄河，我于1944年5月到达山西五寨。这时姜胜又由五寨地区的武委会主任调任新成立的雁南军分区副司令员。我被分配到雁南军分区妇女科工作。后又调至负责后勤管理工作的四科任指导员。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部队工作，随部队一起打太原，打临汾，打打西庆，打兰州，转战南北。战争期间多次和姜政委生离死别，而又多次幸福团聚。在共和国成立前，我又有了三毛、四毛。说来也奇怪，尽管战争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但跟随我们在炮火硝烟中的几个儿女，生命力却极顽强。我的6个儿女有5个在部队工作，这也是我和姜政委一生都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本来打完兰州后，姜胜要随原部队转战西南，但贺老总不同意，因为这时对他的命令已下达，让他出任甘肃省武威军分区的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