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偏清支队罗成章支队长、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一团二营杨德忠营长、八路军一二0师杨敏营政委、新四军淮北军区二分区龙贤昭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教导大队粟泽沅指导员、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贺龙警卫员夏云芳、八路军三五九旅侦察分队小组长粟周华、贺琼烈士、王定一烈士、王一知在抗日战争中掠影

    坚持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斗争的罗成章营长

    呼和浩特军分区司令员罗成章同志在晋绥二分区，任大队长、支队长、县委委员，坚持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斗争。八路军初期1937年8月任一二零师358旅716团一营副营长、1945年春夏任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偏清支队参谋长。 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偏清支队支队长。 贺维林当年转战晋绥大地，在长城内外的战斗中，不畏艰险，舍死忘生，团长罗成章{老红军、黎平人}，称赞贺维林是“英勇善战的神枪手”。在与日本鬼子拼搏中，贺曾缴获了一支短枪。罗成章十分尝识他的英勇胆识，就破例免予上缴，把这支枪奖给了他。贺感激不已，倍受鼓舞，屡建战功。
    1943年任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兼第2军分区（旅 长 许光达政治委员 王 德 ）偏清支队支队长。 1945年春夏，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兼第2军分区偏清支队参谋长 。 1945年大反攻前后，1945年9月组成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绥蒙军区，罗成章任骑兵旅偏清支队支队长。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罗成章（？-1980），黎平人，红军，在晋绥二分区，任大队长、支队长、县委委员，坚持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斗争。任呼和浩特军分区司令员。（《黎平县志》）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开展了扩大红军队伍工作中，黎平共有75名侗、苗同胞加入了红军队伍。何国恩、罗成章、龙老九等侗、苗同胞加入了红军队伍。同时当地有75人报名参加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孟彦镇罗伞村的青年帮工罗成章就是当时参军者之一，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到红军部队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抗日战争时，曾任一二0师某营副营长，后调任晋绥二分区大队长、副大队长、支队长；解放战争时，任过某团副团长、团长；解放后，出任萨县军分区、集宁军分区司令员、包头军分区副司令员、乌兰察布军分区、呼和浩特军分区司令员，大校、1964年7月离休，1980年病故，他是黎平这片红色土地生长的工农优秀代表。
    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0师原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编成。红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第358旅，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和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合编为第359旅，陕北红军第27军、陕甘宁独立第1师、第2师分别改编为直属营的建制。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罗成章任358旅（旅长卢冬生（未到任，后为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716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古、政训处主任伍晋南）一营副营长（一营营长彭家诗、教导员王立忠）。
    怀左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
    大怀左抗日根据地指大同、怀仁、左云3县的接壤地带，即口泉、鸦儿崖、长流水、上山井、下山井、窑子头、鹅毛口一带地区。
    1937年10月，雁北支队挺进朔州后，即向大怀左地区派出3个武装工作团，开展抗日斗争，其一活动在偏岭、夏家马营一带，其二活动在鸦儿崖、鹅毛口一带，其三活动在吴家窑、峙峰山一带。工作团化整为零，深入农村，通过写标语、演讲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首先组建了大怀左抗日救国委员会，刘国梁任主席，驻地设在黑流水村。同时建立3个区抗日救国会，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纳入到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其次组建了约500余人的大怀左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为蔺子明，下辖3个游击中队。第三，开展秘密建党工作，先后在鹅毛口、羊圈沟、高屯、上山井等村发展了40余名党员，在羊圈沟等村建立了党支部。工作团的一系列工作，较好地稳定了大怀左地区混乱复杂的局面，稳定了广大民众惶恐不安的情绪，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大批青年纷纷投身抗日斗争行列，走上了抗日斗争第一线。这一时期，仅怀仁地区就有300余名青年自动参加了游击队和八路军。
    1938年5月，雁北支队奉命挺进平西后，为了加强对大怀左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晋绥边区特委派苏兴以牺盟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大怀左地区开展抗日斗争。6月，苏兴接收并改组大怀左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大怀左动委会，苏兴任主任。同时在鹅毛口、海北头、偏岭等地成立3个区动委会。6月底，动委会在上山井村召开党政军民代表会议，正式选举成立了大同、怀仁两县抗日民主政府。不久，根据晋绥边特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共大怀左县委，苏兴任书记。8月，晋绥边特委派黑耀华任大怀左县委组织部部长，加强这一地区地方党组织建设的领导。黑耀华以货郎担为职业掩护，在广大农村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先后发展党员110余名，在鹅毛口、夏家马营、高屯、冯家窑等村建立了15个农村党支部。同时，大怀左县委、动委会认真抓地方武装建设，把分散的各区游击队组织起来，再次成立大怀左抗日游击大队，后正式命名为独立六支队第六连，连长为张太德。11月，苏兴奉命赴大同、丰镇、左云开展工作。由黑耀华继续领导大怀左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5月，三五八旅政治部除奸科科长裴周玉率机关干部及七一六团九连战士60余人，在大怀左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工作团抵达鹅毛口后，分成4个工作组，深入山区广大农村进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救亡宣传；对那些欺诈勒索、掠夺群众财产的汉奸特务、恶霸给予坚决打击；举办训练班，培训培养抗日骨干；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数十个村庄建立动委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救会、自卫队和儿童团等组织，群众抗日斗争有声有色。广大青年主动报名参加抗日游击队。7月，组成约500余人的大怀左游击支队，支队长为罗成章。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整训后，送五寨补充到主力部队，12月，工作团奉命归队，大怀左抗日根据地得到全面开辟和创建。

    “我是三穗人”——记三穗侗族籍抗日战士、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一团二营营长杨德忠

    开国上将杨至成将军的侄子杨德忠，在杨至成的影响下，十五岁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八连连长，这时他刚满18岁。
    杨德忠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参加了打击日伪军的瓦岗战斗、高庄战斗和双桥战斗，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41年春天，杨德忠率八连二营同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爱萍进入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打沙滩“土围子”战斗，不久，担任一团二营营长。
    一次，杨德忠奉命率二营在永砀公路边的几丛小树林里设伏了一夜，拂晓时分，日军一支护送参观团的汽车队（共8辆）进入了伏击圈，杨德忠果断的一声令下“打”！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日军开火。日军知道遇上伏击，加大马力一个劲地往前冲。杨德忠见状，叫道：“打汽车轮胎！”一阵枪弹、手榴弹后，两辆汽车走不动了，车上敌人下车抵抗。杨德忠乘敌立足未稳，立即指挥战士与敌开展短兵相接战斗，敌人慌忙逃走。这次战斗，击毁敌汽车3辆，毙敌联队长1名，打死打伤日军60多名，二营伤亡不到10人。杨德忠第一次率部取得了对日作战胜利。
    阅兵和表演结束后，彭雪枫把杨德忠引荐给刘少奇，刘少奇说：“你的连队表演得很好，你很会带队！”又问他：“是哪里人呀？”“我是贵州三穗人！”当得知杨德忠是杨至成侄子并参加长征时，说：“好啊，从边远的贵州出来，小小年纪就经受了长征锻炼，很不容易呀。好好工作吧。”
    次年3月，日军又发起了“扫荡”。杨德忠奉命率二营在丁楼伏击一支日军。战斗一打响就成了胶着状态。杨德忠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自己率一个连迅速奔袭攻下白玉楼敌人据点。敌人慌忙撤兵救援。杨德忠回师伏击日军，日军再遭伏击，败逃而去。这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50多名，缴获榴弹一批，再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丁楼战斗后，杨德忠又率二营配合一总队参加李黑楼战斗。6月又参加马桥战斗，歼敌一部，为有效保卫游击支队总部立下了功劳。不幸的是，杨德忠在战斗中左膝中弹负伤。
    “皖南事变”后，游击队改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杨德忠任四师十一旅三一团二营营长。4月，杨德忠率二营同兄弟部队参加小郭家战斗，给伪军以致命打击。1942年春末夏初时节，杨德忠到八连检查工作突遇伪军出来抢粮，杨德忠随八连干部率部围歼抢粮伪军。在战斗中杨德忠再次被枪弹击中左膝盖骨，时逢“扫荡”时期，医疗条件差，落下了终身残疾。
    杨德忠无法带队，留在洪泽湖边养伤，伤稍好转，调任四师十一旅任敌工科长，后又调师直机关任文化部长。杨德忠再不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他在一首诗中反映了他的终身遗憾：“一十五岁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雪山草地飞越过。野菜草根备尝完。黄土高原得真理，淮北大地歼敌顽。伤腿残肢立湖畔，安能驱马再扬鞭？”

    侗族青年营长杨德忠伏击日军  围歼天皇慰问团
    1940年2月，经新四军军部批准，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两个主力团，一个特别团，4个总队，3个独立团，共计17800余人，杨德忠提任主力一团二营营长。
    六支队的东进和壮大，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日、伪、顽势力的不断打击，六支队已成了这个地区日本侵略者的心头之患，不除掉六支队，这个地区的日、伪势力就不能安身。日军想方设法到各地抽集力量，集中兵力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敌人对豫皖苏根据地进行“扫荡”是彭雪枫司令员预料中的事，他根据中央军委“长期坚持，不过于消耗”的原则，坚持以少量部队坚持内地，主力部队跳到圈外实行外线作战，以各种机动灵活的办法打击敌人，不断粉碎敌人的“扫荡”。六支队的主力一团在团长张太生，政委李耀的率领下，在永南、涡北一带开展灵活多变的反“扫荡”斗争。
    3月初，一团从内线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支日军要经永砀公路前往硒山，车队中有一辆客车，其中可能有日军重要人物。一团认为永砀公路在永城以北，不属六支队的游击区，敌人可能麻痹大意，有可能疏于防范而大胆前行，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一疏忽，在途中将车队打掉，以挫日军的锐气。一团将这个任务交给二营。
    伏击日军车队，这是杨德忠任二营营长后的第一个战斗任务。部队临出发前又接到情报，说这个日军车队是日本的“天皇慰问团”及其护送部队，战斗力较强，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杨德忠同陈教导员集合部队做了简单动员，明确了纪律和注意事项，天黑后就向永砀公路进发。
    永砀公路是从永城到砀山的公路，在永城以北，全程一百多里，预定伏击地点是在永砀公路中段，从部队驻地到预定伏击点就算抄一点小路也有近百华里路程，得跑近十个小时。
    永砀公路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平原地区，时间正是初春，春风料峭，寒气逼人，但部队在黑夜里快步行进，很快就是一身大汗。部队连续行军十小时于凌晨到达伏击地点。部队停下后，杨德忠与教导员在蒙蒙的夜空下一看，这里是一片平地，无险可守，过冬的小麦还未长高，原野一片光秃，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依托掩护，伏击地区只能选在公路边的村庄附近，这样可以借助少量的树木做遮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也有毛病，战斗一打响，就有可能伤及老百姓，得先做好预防工作。地点选定后，杨德忠命令各连抓紧时间抢修临时掩体，准备战斗，自己则带一个排，先把村庄封锁起来，不准人进出。然后告诉群众，部队要在村子附近伏击日本侵略者，希望群众支持，最大的支持就是待在家里，不要乱跑，以免误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听说是打日本鬼子，群众都非常拥护，一切听从部队安排，有的还说，战斗结束后还可帮助部队打扫战场。
    一切安排好后，已接近拂晓。指战员们就在临时掩体蹲着。孟春时节，寒气还重。挖掩体时，指战员们浑身发热，停下来后，就感到寒气逼人。杨德忠通过连排长告诉全体战士：“敌人快要到了，大家要沉着镇静，过去我们打的都是伪军、土匪、封建顽固势力，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还是第一次。日军训练有素，装备比我们好，作战顽强，这些都不假，但他们也是人，不是神仙，他们也有弱点。我们在暗处，我们占主动，战斗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他们在明处，处于被动地位，只有挨打、应付的份，只要我们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胜利就绝对是我们的。敌人车队进入我们伏击圈时，听到指挥枪响就行动。先向汽车扔两轮手榴弹，再用机枪、步枪消灭敌人。”指战员们听了，心中都有了数，静静地等待着敌人车队的到来。
    难熬的寒夜终于过去，远远的天边终于露出曙色，新的一天就要到来。二营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车队就要到了。”杨德忠派人把消息传到各连；“车队就要到了，做好战斗准备！”各连排迅速行动起来，两眼盯住远方，等待战斗的命令。
    很快，前边的部队已隐约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声音越来越清晰。杨德忠再次告诫各连，沉着冷静，不许盲目放枪，听命令行动。
    天边的曙色慢慢扩大，蒙蒙的夜色逐渐退去，大地的轮廓逐渐明朗，近处村庄的房屋、树木也逐渐显现。天终于亮了，敌人的汽车也出现了，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大。
    汽车进入伏击圈，已看得很清楚了，车厢上站着一些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可是只有一辆，许多人都感到奇怪。汽车越来越近，再不打，敌人就过去了，可是营部事先有令，没听到营部的指挥枪声，不准开枪!战士们只好耐心等待。按杨德忠开始的设想是先打掉敌人第一辆车，第一辆被打掉了，后面的车就无法动弹，前进不了，也退不回去。可是，眼前只有一辆全副武装的车，是情报有误，还是敌人在耍滑头?这第一车打不打?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杨德忠。还是“沉着冷静”战胜了杨德忠，杨德忠决定放过这辆车，再看看后面的情况。
    第一辆车过去了，后面的汽车才相继出现，一辆接一辆地缓缓开来。杨德忠一看，第二辆还是载有日本兵的武装车，第三辆是一辆客车，第四辆是殿后的武装车，看来，第一辆车是探路的，车与车之间都保持几十米的距离．几辆车很快就进入了伏击圈。杨德忠见时机已到，拔出手枪就射击，并大喊道：“打!狠狠地打!”命令枪一响，伏击点的指战员立即将手中的手榴弹扔向汽车，手槽弹在汽车周围或汽车上爆炸。爆炸声、火焰、烟尘，顿时包围了汽车。接着，第二轮手榴弹又扔出去，有的汽车就着火燃烧起来。第二辆武装车大概没炸着重要部位，车上敌人立即还击，汽车加大马力往前冲。可是客车和殿后的武装车再也动不了了。
    杨德忠见第二辆车要跑，立即命令机枪、步枪集中射击，有人大喊：“汽车要跑，集中火力打轮胎!”被打坏的汽车跑不动了，车上没死的鬼子迅速跳车躲在车旁车下还击，打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战斗越来越激烈。杨德忠一看，这样打下去，时间长了对我们不利，必须迅速结束战斗。这是平原地区，没山丘遮掩，他立即命令五连一、二排从左右两面包抄过去，从日军的左右和后面打击敌人。这样一来，日军处在四面挨打的境地，顽抗逐渐被压下去．
    天色已经大亮，烟尘逐渐散去，枪声逐渐稀落，只有着火的汽车还在熊熊燃烧，战士们跳出掩体向燃烧着的汽车扑去。这时，有的受伤未死的鬼子还在顽抗，向扑过去的战士射击，几个战士应声倒下。但顽抗是没用的，战士们又扔过去几枚手榴弹，几个顽抗的鬼子很快被消灭。
    前面的探路车，听后面打响后，准备调头回来救援。汽车还未调好头，正横在路中时，被杨德忠事先安放的一个排打了个正着。车上的鬼子仓促应战，见援救无望，在慌乱中调转车头，向前猛冲，逃掉了。其余3辆车，当场被击毁2辆，第二辆武装车跑得不远，被六连截住击伤，共伤毁敌汽车3辆，打死日军联队长1名，击毙其他日军官兵30多名，俘虏受伤鬼子2名，缴获物资、枪弹一批。二营伤亡不到10人，杨德忠率领的二营取得了第一次同日军直接作战的胜利。（王国华著《十年征战》作家出版社2011年11月版101—105页）

    杨敏同志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任宣传员、政治干事、政治指导员、营政委。1947年9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第30师418团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获2级独立自由勋章。

    龙贤昭同志1 9 3 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6支队参谋，淮北军区团参谋长，淮宁县副总队长，二分区副团长。

    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副政委、北京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顾问粟泽沅1935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1月奔赴延安入伍，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李振军、粟泽沅、刘仲明、李明松、李源、杨俊、全运清、陈俊、罗拉等手持湖南省立常德中学李记今教员给毛泽东的信奔赴延安加入革命。学生姜月斋结业后，加入敌后游击队，1943年炸毁日寇青山机场，叫仇敌心惊胆战，常德中学生生为中国抗日丰碑增光添彩。历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十一大队五连指导员、教导大队指导员、晋察冀纵队一旅二团总支书记、军区教导旅三团政治处副主任。1955年授中校军衔、1961年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空军107）。粟泽沅是粟裕大将的同乡，无衔将军，离休老红军，副军职待遇，因病于2014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夏云芳（1914--1983）宣恩李家河人。曾参加咸丰忠堡战役、宣恩栗园伏击战，后随红军长征,曾先后任贺龙警卫员、排长、指导员、副营长、团长等职。

    粟周华（1914～1985）湖南靖县(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侗族。1935年12月，在黔阳江西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炊事班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三五九旅供给处司务长。1940年，调三五九旅侦察分队任小组长。1944年6月，粟被调回旅供给部任供给员。

    会同侗族女青年贺琼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名十分英勇的革命烈士。
    贺琼烈士（1914-1940）是中共湘西工委洪江地下党支部的核心成员，是会同和洪江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组织者，是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杰出的妇女代表之一。1914年她出生于会同县王家坪乡坪上村(现下坝塘村)，侗族。1930年，在洪江会同县立第二小学读高小。1933年，考入长沙明宪女子中学(长沙市十五中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1940年，先后在洪江、长沙和江西上饶、吉安、浙江金华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12月，被国民党会同当局杀害，年仅26岁。
    1933年，18岁的贺琼考入长沙明宪女子中学（今长沙第15中学）。去长沙要走山路，翻山越岭，途绕海拔1934米高的雪峰山，至隆回县的桃花坪，才有汽车去长沙。为了保障她的安全，母亲派管家贺祖坤牵一匹洁白大马护送她到隆回上车，路遥200多公里，途中多次遇上劫匪，但都被贺琼机智脱险。其时，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议》后，长沙抗日呼声在校园里击浪相传，长沙城还成立了湖南学生抗日后援会。该组织以发动捐款、搞演讲、上街游行、贴宣传标语为主。贺琼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洪流，将家中寄给她的生活费节俭下来捐给了抗日后援会，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捐款。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9月23日，国共再次合作，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逐渐转为公开。其时长沙抗日呼声一片，为表达心声，贺琼奋笔赋诗：
    作客他乡年复年，有谁抚慰有谁怜。
    何时痛饮黄龙酒，变我河山百度新。
    诗中体现她忧国忧民、抗日救亡、收复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
    贺琼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并生有一女。但她生下女儿后，就将孩子送到外婆家带养，乡亲们都知道孩子离娘，特别是2岁后就永远失去亲娘之可怜。在外婆家慢慢长大的女儿，知道邻里孩子都有母亲疼爱，而贺琼的孩子同样需要母爱。孩儿多少次哭喊“娘啊，你在哪里，”可是她哪里能看见，哪里能听得到女儿撕心裂肺的痛哭呢。然而，当女儿长大知道自己的娘是位抗日救国的革命烈士，又感到娘是多么伟大与崇高啊！但最痛苦，莫过于贺琼自己身怀六甲、怀胎十月之艰辛、抛子舍家之痛苦，以及宣传抗日救国之危难。那是1937年底，贺琼从长沙明宪女子中学返回家乡会同县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时年23岁，已是当时稀罕的大龄姑娘，母亲得知她仍未有对象，便以女大当嫁为由，迫使她与高椅乡三洲村唐光复结婚。结婚后村中长老劝她做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享天伦之乐，都被她婉言谢绝了。而她一心想的是抗日救国。结婚不久，贺琼经会同民训总队安排，到洪江参加抗日民训工作。贺琼负责妇女工作。为使妇女改变思想观念，身怀有孕的贺琼积极上门做女同胞的思想工作，发动她们投身抗日运动。她带头蓄男式短发，引导女队员剪掉长发。身高1.7米有余的她，头戴军帽，身着灰布军服，腰系皮带，英姿飒爽。她身材高挑，尽量穿着宽松，掩盖怀孕凸显，有时妊娠反应，身体无比难受，痛苦只有自己默默忍受。她挺着肚走路极不方便时，仍然带领队员走街串巷，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她的宣传发动下，广大妇女深受鼓舞，当时就有30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江女子工读团”，“工读团”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军人和后方流亡同胞做好后勤工作。积极响应号召，捐献衣物、药品，并连夜加工制作成布鞋、袜子、背心、棉袄等上千件物资支援抗日前线，慰问抗日伤病员。在这次民训活动中，贺琼最大的收获就是联系上了洪江地下党组织。
    1938年7月，民训队撤离后，贺琼留下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江仁杰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吼声歌咏队，发动学校成立晨呼队，教唱抗日歌曲，在早晨、晚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唱《救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9月，她怀胎十月的孩子终于诞生了，喜得“千金”，又正是菊花盛开时节，便给孩子取名唐菊生(其后在靖州县贮木场退休，70岁病故)。然而孩子出生仅1个月，她便将孩子送到王家坪娘家，又投入到洪江抗日救国斗争中。其实天下母亲都仁爱仁慈，又有谁愿意将自己亲生骨肉分离呀。但贺琼坚定的爱国信念，促使自己忍痛割爱，舍小家把全部的爱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斗争事业中。
    1938年11月上旬，经江仁杰介绍，中共湘西工委批准，贺琼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共洪江直属党支部地下党组织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她任会同县立第二小学体育教员。这时，原国民党军370团开赴前线，其原主管的《洪江晚报》由中共洪江支部江仁杰、杨继兴、朱泽生、贺琼、向泽元等人接办，江仁杰任总编辑，杨继兴、朱泽生、向泽元等任编辑，胡少白任外勤记者，贺琼、周汝聪等为特约撰稿人。当时办报的经费来源困难，大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薪水资助。贺琼更是多次慷慨相助，还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捐资办报，并以曼石、金缨等笔名撰写了不少短小精练的杂文、评论、诗歌、散文，以笔代枪，抨击反动当局假抗日真反共的内幕文章，全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呼唤群众抗日救国。《洪江晚报》被迫停办后，1938年12月，贺琼离开洪江前往长沙参加了“湖南女兵团”战地服务队，赴江西的上饶、浙江金华、安吉等地抗日前线，从事抗日宣传、救护工作。在前线时，战地服务队还协助难民收容所救济难民，为支援前线搬运物资，为前线换防下来休整的部队慰问演出。直到1939年秋，贺琼才从前线回到洪江。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壮大女子工读团，引起反动当局特别关注，惶恐不安。不久，国民党宪兵十团疯狂搜捕地下党组织，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女子工读团被迫解散。地下党组织隐蔽活动，但经费维艰。1940年6月贺琼回老家王家坪，说服母亲与侄儿分家，分田产，以便卖产筹集经费，资助洪江地下党员转移。说服了母亲，但难说服侄儿。卖产筹资未果，心急如焚的贺琼上县城想办法筹款，这时，洪江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江仁杰，以“木火”署名传来电报，要贺琼速汇四千元至四川新华书店。不幸电报落入反动当局手中，并在贺琼卧室搜查到共产党有关文件、照片等资料。7月2日夜晚，贺琼在县城“长沙饭店”被捕。反动当局多次对她秘密审讯，欲从她口中查出共产党员名单和下落，但她矢口不说。审讯当局头目见贺琼如此忠诚又才貌双全，便说：“只要愿做我的姨太，便可免你一死。”“你赖蛤蟆要吃天鹅肉——休想”，被贺琼反击得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的当局头目，采用皮鞭抽打等酷刑迫使贺琼开口。但她仍然坚贞不屈。软硬兼施无效后,12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国民党当局，将贺琼从狱中押至会同县县城东门外藕塘坳将她推至已挖好深坑边，以活埋相威胁，威逼她交出共产党员名单。贺琼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痛斥敌人罪恶。敌人见阴谋完全破产，将她推入坑内活埋。山河作证，天地同哀，步入26岁正值青春焕发的贺琼壮烈牺牲。也许她早预料壮志未酬先殉国，于是在狱中她奋笔疾书：“辛苦遭遇事未成，悲民悲国不悲身；此身愿为山河碎，一片丹心共月明”。1983年4月，省人民政府批准贺琼为革命烈士。为传承和弘扬贺琼革命精神，会同县人民政府在粟裕公园内修建了贺琼纪念亭。

    贵州侗族抗日烈士王定一

    王定一（1905-1941） ， 贵州锦屏人，侗族，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毕业。贵阳平民通讯社创建者。革命烈士。1922～1924年在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1926年赴广州，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次年返筑，在贵阳等地寻找革命志士仁人。1932年任八寨(今丹寨)县长，卸任时，民众在城南为其竖“政通人和”碑。1933年3月，王定一在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的指导下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出力，为此被贵州省国民政府主席王家烈通缉。王定一转移成都，考入商务印书馆门市当店员。1934年11月，经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三月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获释。虽找不到党组织，但自个儿仍宣传革命。1935年10月，王定一回到锦屏，在锦屏、天柱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开展抗日宣传。旋离成都返锦屏农村，创办贫民子弟小学。后又返回贵阳办平民通讯社。1939年春天，熊维真回到贵阳，继续在贵阳达德学校任教。暑假时，在云南兴办“新村教育”的黄齐生老先生来信，请熊维真和王定一等前往云南蒙自县草坝“蚕业新村”设立村务处、小学、成人夜校、农忙托儿所，熊维真和王定一、蓝运臧、寇述彭夫妻(均为地下党员)与四妹蓝运铮等即前往云南蒙自。黄老担任村务处主任，王定一担任学校的校长，熊维真担任小学和夜校的教师。1939年9月，在黄齐生老先生的撮合下，王定一和熊维真结婚，成为革命伴侣。不久返回贵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随即掀起了反共高潮，特务军警在贵阳及各地进行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大逮捕、大屠杀活动。春节前夕，中共党员王定一、寇述彭、蓝运臧、蓝运铮先后被捕。5月19日深夜，四人被秘密枪杀。终年37岁。198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丹寨县人民政府将“政通人和”碑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不消逝的电波》交通员王一知

    王一知同志1928年起至全国解放前夕，主要做党的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她传递党的情报，掩护和营救自己的同志，经受了艰难困苦的磨练和生与死的考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是李白烈士——我省浏阳人，而女交通员的原型就是王一知。王一知当时是李白的领导。1937年6月，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十分成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芷江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一知和丈夫龚饮冰于1938年奉命回到上海。龚饮冰的公开身份是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王一知的公开身份“全职太太”。周恩来交给上海地下党一个任务，设立秘密电台，收集日伪方面的情报，向延安报告。刘晓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龚饮冰夫妇。李白就这样从红军电台政委任上，由延安来到上海，住在龚王“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芷江侗族女青年王一知（原名杨代诚）与龚饮冰回到家乡芷江，欲在芷江开设一书店，传播抗战文艺和新文化知识，开拓后方抗日工作。1938年初，奉周恩来之命和龚饮冰在上海设立3个秘密电台，即李白台、杨健生台和郑执中台，定期与延安的党中央联系，担任情报传递工作，以主妇身份掩护党的机要交通工作。1942年9月，李白电台暴露，报务员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被捕，她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另两个电台的人员转移，并将财产作了善后处理，收回大笔款子交给党组织。随后去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二、运动战加阵地战：主战场上参加战斗的国民党侗族将士抗日活动剪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抗敌御侮。八年抗战中，黔东南16个县征兵入伍者为91747人,阵亡将士达1156人。英雄儿女们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中浴血沙场,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八军十一师师长杨伯涛参加指挥的湘西会战（芷江作战、雪峰山战役）

    芷江作战。湘西会战，抗日战场最后一次中日会战。芷江，位于湖南西部，历代为州府治所在地。地处武陵山系南麓、云贵高原东部余脉延伸地带，东邻中方县鹤城区，南接洪江市、会同县及贵州省天柱县，西连新晃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万山特区，北界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总面积2099平方公里。史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
    1945年初，已到灭亡边缘的日寇负隅顽抗，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意图，策划发起新的进攻，他把目光投向地处湘西的芷江。
    1 中日双方同日开会布战
    芷江不仅是进出黔、川的军事要冲。当年的芷江还是中国空军基地和中美混合飞行第5团所在地，拥有最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B－24、B－25轰炸机和C－43、C－47运输机。冈村企图一举捣毁芷江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四川，威胁中国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失败的命运。
    在此背景下，1945年4月初的一天，中日双方军队很巧合地各自开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国方面，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到芷江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会上，“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答应把廖耀湘的新编“王牌”第6军从云南空运到芷江作为总预备队，配合驻守湘西的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他当时手中握有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军”中的两个军，即第18军和第74军。
    日本方面，受命担负芷江作战任务的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也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他带领部下乘车巡视衡邵公路，部署作战。
    中国战场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日本称为“芷江作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2 佯装后撤诱敌钻入口袋
    4月9日凌晨，按照预先计划，坂西一郎命令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旺兵分三路从邵阳出发向西发起攻击。就在前一天，日军占领了老河口。从1945年3月底开始，日军发起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兵力，企图占领中国两大战略机场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和湖南芷江。
    也许是占领老河口给垂死的日军带来了一丝希望，日军左中右三路军接连越过中国军队几道防线，分别进抵至雪峰山中南部龙潭司附近、赛市以东地区及米山铺以西地区。但骄横的日军哪里想到，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乃是依命行事，王耀武采纳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建议，步步后撤，引诱日军钻入“口袋”予以围歼。
    就在日军沿着芷江以东的公路攻击之时，第4方面军参战官兵则按计划每杀伤一部分敌人后就主动后撤转移到另一个阵地上。当一路长驱直入的第116师团，攻抵洞口镇附近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死伤惨重。
更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此时也千里迢迢空运到芷江参战。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官兵，面对在缅甸战场击败过的对手，战斗力颇强，打得日寇无力招架。
    3 武阳一役吹响反攻号角
    4月27日，由关根久太郎率领的日军第58旅团对武阳城发起疯狂进攻。驻武阳中国军队主力奉命后撤，仅留第58师174团9连牵制敌人。以一连之兵力抵抗日军一个旅团，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气急败坏的日军强攻3天，才攻进武阳城内。
    在三昼夜的激战中，9连官兵伤亡惨重，最后只剩袁连长一人。当敌人攻入城来的时候，他把所剩的手榴弹全部捆绑在自己衣服的下面，只露出一根引信。日本士兵团团将他围了起来，突然，袁连长拉爆了身上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十几名日寇飞上天空。
    5月1日，刚刚攻陷武阳的关根久太郎奉坂西之命进攻洪江镇，只留下小笠原七郎大尉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驻守。看到武阳守敌空虚，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命令第94军54师对敌发起攻击。经过10天的围歼堵截，包括小笠在内的日军第115大队全都被歼。
武阳一役，规模并非很大，但事实上已经吹响中国军队反攻的号角，是整个湘西会战中的关键一环。
    4 湘西会战取得全面胜利
    一向讲“规格”、重“身份”的何应钦亲自到机场迎接职位远低于自己的94军军长牟廷芳，后者是在收复武阳后，连夜飞往芷江向何应钦报喜的。
    而另一边，看着坂西从芷江前线发回的求援电报，冈村心急如焚。他不敢告诉部下，大本营已经来电命令派遣军“自给”“自活”，也就是说，日本国内已经无力顾及侵华日军的死活了。5月8日，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考虑再三，冈村终于在5月9日向湘西日寇下达终止作战、撤回原驻地的命令，但为时已晚。
    就在冈村下令中止芷江作战的前一天，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全线反攻作战命令。新六军从正面出击，第4方面军的第73、74和100军从公路两侧冲出，第18军则向敌后猛插。很快，日军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一部被团团包围，成了瓮中之鳖。日军纷纷躲入密林和草丛，中美空军对这些地区大量投掷燃烧弹，使日军的藏身之处变成一片火海。
    5月24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忙于收缴武器、遣送俘虏，清理战场。至此，历时整整55天的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全面胜利告终。据当时何应钦致蒋介石一份密电称，此役日军死伤大佐以下24300人，俘虏军官11名、士兵203名。

    抗日将领杨伯涛：男儿自强从军报国
    杨伯涛（1909-2000），侗族，湖南省芷江县人。1909年4月19日出生于芷江县垅坪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由母养育，因无力供给学费，只读了一年中学。受革命思潮影响，于1926年投黔军王天培第十军教导团当学兵，开始戎马生涯，后随军北伐，征战湖南、湖北。
　　1927年4月，国民党宁、汉分裂，他转入程潜第六军教导团学习，毕业后任第六军第十九师排长。8月，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未毕业即调任教导第三师排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教三师并入第十八军，随该师归隶十八军序列。1931年9月升任连长。1935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第十四期。
　　1937年8月，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弃学赴沪，由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委为营长，率部搏斗，后调任军部参谋，自淞沪战场转移至皖南广德战场，均深入第一线视察，及时将下情上报。战后复学，并于1938年7月毕业，转任黄维十八军十一师上校参谋主任，参加南海战役，保卫南昌。后又随军到平江地区协助汤恩伯阻击西侵日军。1939年2月，任九十四军一八五师五五三团团长，驻宜昌西岸。当时，隔襄河与日军对峙，经常率部队过河游击，破坏日军后路和偷袭日军据点，颇有成绩。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宜昌失陷后，随九十四军在大巴山高地守卫重庆门户，与日军对峙。1941年任一八五师参谋长,参加反攻宜昌之战。1943年1月，任八十六军参谋长，参加鄂西战役。7月，任第六战区总部参谋处长。10月，参与策划常德会战，主管作战计划。收复常德后，由陈诚委任为十八军十一师师长，守备常德、汉寿。1945年5月，参加湘西会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杨伯涛转战南北，英勇善战，战功显赫。特别是在“雪峰山战役”中，他出奇制胜，打败横行一时的日寇，受蒋介石的器重，成为蒋介石嫡系第十八军军长。
　　
　　雪峰屈敌扬国威
　　1944年，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时，中国军队在湖南芷江建起了一座大型机场，进驻中、美混合空军一个团，肩负着对侵华日军的战略攻击。远程轰炸机B-29的轰炸，使气焰极为嚣张的日军在湘桂、粤汉铁路线陷于瘫痪，整个长江航运不能畅通。日军深受威胁，视芷江机场为心腹大患，认为必须尽快捣毁方能确保东面的水陆交通。1945年5月，日军发动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雪峰山战役。
　　日军方自1945年3月起即开始调集部队，修复公路铁路，修整交通通信，囤积粮食弹药，进行会战准备。日军参战部队为第二十军，下辖第一一六师团、第四十七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第六十八师团、第六十四师团一部及独立八十六旅团，另附特种部队，总兵力有20余万人，由司令官坂西一郎指挥。3月下旬，日军进攻部队已均按预定部署进入位置，4月开始向中国军队攻击，但遭到中国军队节节阻击，致使前进非常迟缓，于5月下旬才到达湘西雪峰山主阵地前沿，粮弹大量消耗，精力疲惫。
　　中国军队指挥部获知日军全部进入战场，攻势即将到达顶峰，于是采取灵活的部署，使用新锐兵团转移攻势以歼灭正面敌军。命令黔桂边区汤恩伯第三方面军所属牟廷芳第九十四军，由城步、绥宁快速前进，向武冈西北与施中诚第七十四军对战之敌军的左侧展开攻击。经过激战，该军逐步进展到武冈、瓦屋塘一线。日军受到左侧的压力，不得已暂停对雪峰山的正面进攻。七十四军也乘机转守为攻，协同九十四军围歼当面之敌，致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命令杨伯涛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第一一八师随后跟进，第十八师殿后，以日行军40余公里的速度向沅陵、辰溪地区进发。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原定的作战计划是：待日军攻势顿挫时，将未经战斗的新锐第十八军使用于雪峰山正面阵地，居高临下向敌转移攻势，予以粉碎性的打击，一举解决整个战局。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及其他人建议：“日军主力部队在雪峰山正面，企图直驱芷江，而其两翼则是助攻掩护部队，兵力较为薄弱。中国军队如由正面阵地出击，适攫其锋、针锋相对，日军正面主力部队攻势受挫，虽有损失，但基本上仍保持强大兵力，难保必胜。不如向敌侧面薄弱部分出击，较有把握。”最后指挥部改变原定计划，决定以第十八军由溆浦、新化方面南下，向日军右侧背之邵阳、隆回、洞口以北展开攻击，直取日军后方要点，斩断前线日军与邵阳的联系，形成包围态势。当时第十一师已通过辰溪、花桥、怀化到达安江附近，由于计划改变，立刻掉头向溆浦前进，第一一八师向溆浦以东前进，十八师向新化前进。
　　杨伯涛第十一师通过溆浦后，即以战斗态势搜索前进，第一攻击目标指向敌右侧交通要道山门镇，第二攻击目标指向敌主要交通线邵阳至洞口公路线。前锋至山门以北之马头骨附近，即遭遇日军迎面阻击。正激战间，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团）和一个辎重联队，经山门向龙潭方向前线之敌增援。杨伯涛师乘敌运动之际，迅速肃清当面少数之敌，将锋芒转向这个联队。该敌盘踞在附近高地和村庄顽固抵抗，杨伯涛师的官兵乘锐攻击，与敌肉搏拼杀。日军素与武士道白刃战见长，咆哮挥刀“呀呀”直冲向十一师官兵。杨伯涛师拥有美式近战武器冲锋枪，数步之内密集向日军迎头扫射，日军中弹纷纷倒地。经整日战斗将该联队大部歼灭，缴获山炮两门、步枪多挺，生俘日军60余名，胜利结束了这场激战。
　　次日，十一师乘胜向山门要点进攻。山门是一隘口，为东西要道，是日军第一线部队补给中继站，有日军防守。杨伯涛指挥部队从山门之东北地形比较隐蔽方面迂攻击，在十一师两面攻击下，敌向南溃逃。杨伯涛即命副师长王元直指挥一个团追击，敌辎重部队负载臃肿，在山地行动迟滞，王副师长抓住日军这一弱点，分兵截击，又全歼敌辎重联队，缴获日产大洋马300余匹及其他武器辎重。十一师于5月12日克复山门要地，日军右翼侧背阵地开放一大缺口，后方交通补给顿即闭塞。日军雪峰山前线部队立即抽集兵力反扑，企图夺回山门。杨伯涛指挥部队在山门北面高地占领侧面阵地，组织火力网控制东西道路。日军进攻时，摸不着十一师主阵地所在，向山门盲目射击一阵，即贸然前进。这时，杨伯涛一声令下，枪炮齐吼，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先头部队被歼灭过半，后续部队只得翻山越岭，觅路逃窜。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协同友军全歼日军，杨伯涛命令部队继续向南攻击前进，以实现第二个攻击目标，截断邵阳至洞口间公路。这时日军在雪峰山前线的攻击部队由于形势不利，已开始向东后撤，部队集中于惟一交通线洞口至邵阳公路两侧，每一山头和村庄都有日军占据。十一师每前进一步，都遭日军的顽强抵抗。由于第十一师全是美械装备，火力较日军已占优势，又加之中美混合团空军积极协同战斗。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携带陆空联络电台随杨伯涛身边行动，在战场呼叫飞机驾驶员，指示射击和轰炸目标，纠正驾驶员的飞行方向与角度，使其准确地命中目标，敌遭受重创。而日军的飞机则雉伏不出，只拂晓时一刹那间，以单机低空飞行，从杨伯涛师阵地上一掠而过，根本不起威胁作用。为此，十一师主宰战场，席卷敌阵。
　　在飞机的掩护下，第十一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公路要点石下江市展开攻击，这里日军工事不甚坚固，被十一师一举攻占。占据石下江，完全截断日军赖以补给的惟一交通线，形成对日军的四面包围。南面战场，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经过激烈战斗，击破武冈、新宁之日军。日军向东溃退，九十四军衔尾追击，封锁了南部战场。
　　据守雪峰山东麓的第七十四军、第一○○军不失时机全线发动反攻，将士们不顾长期苦战疲劳，奋勇咬住敌人毫不放松。日军在包围圈内越来越紧缩，濒临绝境。杨伯涛判断，第十一师占领石下江，卡住了日军咽喉，日军处在严峻关头，势必竭尽全力，打开一条血路，与十一师格斗到底，同归于尽。因此杨伯涛决心提前应对日军的突围大战，以免因胜利冲昏头脑，掉以轻心，贻误大局。他决定以主力面对由雪峰山涌来的日军，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加强封锁、迎击突围之敌，另以一个团，占领石下江市一座坚固建筑，卡住公路、闭塞交通，成为阵地钥匙。第十一师正在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最后决战之际，忽然接到军长胡琏转来上级命令：令杨伯涛将扼守石下江的一个团全部撤离，十一师集中全力向敌侧面攻击。这样就豁出一段口子，让日军顺公路逃窜。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狼狈逃命。杨伯涛虽督率部队向敌侧追击，但斩获敌数不多。中国各方面友军经过追击，很快收复失地，恢复了会战前态势，雪峰山战役于6月初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日军强弩之末，攻击受挫，势穷力竭，陷于重围，中国军队本可全歼日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料上级命令放开口子，大部分日军逃脱。大胜之局，功亏一篑，杨伯涛深感惋惜。第十一师在这次战役中伤亡官兵400余人。战后，杨伯涛征得全师官兵的同意，在山门建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以慰英灵，永垂崇念。
    杨伯涛带十一师清扫战场后，暂住辰溪休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自来到十一师慰问，并且集合官兵代表1000余人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专程从重庆来到辰溪慰问各参战部队，还特意召见军长胡琏和杨伯涛，对十八军雪峰山战役的突出战绩进行嘉勉。7月，杨伯涛率十一师驻军桃源，开始新的一轮训练。杨伯涛作诗云：
    萱堂对汝多施教，有志男儿当自强。
    入伍当兵勤发奋，上前杀敌露锋芒。
    东西转战频传捷，南北厮拼斗志昂。
    最是湘西难忘处，山门收复灭豺狼。

    梁直平将军在抗日一线参加指挥的中国远征军、湘西会战

     一、投身抗日阵营
    1934年，在南京一个小胡同里，走着一位风尘仆仆的年青人，年青人一脸严肃，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急切，他就是学成回国的梁直平。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他，顾不得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看看，顾不得走亲访友，径直来到一位他相识的革命前辈，辛亥革命元老李贞白先生家里，李贞白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私人秘书，与朱德是好友，北伐时期，蒋介石请他出任浙江省长被其婉拒，之后隐居不仕。李老是一位刚直不阿，胸襟坦荡，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听完梁直平说明来意后，李老很为这个后生晚辈有这样远大的志向而高兴，当即欣然答应为他引荐。
    由李老引荐，梁直平很顺利的见到了国民党军委会上将代总参谋长杨杰(云南人，日本陆军士官生，同盟会员，北伐任第六军师长，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特许列席代表，1949年9月19日，因积极投身策反国民党军工作被蒋介石派人暗杀，1982年，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通过面谈，了解到梁直平有留法学习航空的经历又是自己北伐时的下级，而这些正是抗战所急需的人才，于是，高兴的亲自提笔为他写了推荐信。不久，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梁直平为防空委员会少校科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要求，凡少校以上军衔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梁直平无奈之下，由国民党国防部指定的入党介绍入党务直属科长关丽生介绍．与其他同期任命的军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军委会防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空防，宣传空防。梁直平的具体工作是举办全国各省市巡回防空展览会，普及全国民众防空意识和提高民众的防空技能，从而尽可能避免和减少空战突发造成人员和财物损失。从此时起，梁直平已经跻身抗日队伍的行列。
    二、西南辗转受训
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高层认识到必须动员全国的革命力量，胡宗南、贺衷寒、桂永清、康泽、戴笠等国民党少壮派将领联名上书蒋介石，建议设立战时训练团，培养战时所需各类工作干部，这个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和批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旋即成立，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而由教育长实际负责。第一团创办于武昌，当时，桂永清(江西贵溪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正在武汉待命，蒋介石便派他负责建立这一训练机构，并委之为教育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第一团迁至四川綦江；第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而由阎锡山另办了一个集训团；第二团设江西雩都，教育长唐冠英；第四团设西安，教育长先后为胡宗南、蒋坚忍。
    战时工作训练团在教官选拔方面，筛选非常严格，梁直平以他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被调至湖北武昌战时厂作训练团第一团，担任中校军事教官，1939年，因授课效果突出．学员反映良好，不久升任该团第一总队上校军事主任教官。1940年．作为重点干部培养对象，被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第一团党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后留在该团任上校分队长。1941年，因工作表现优秀，由中央训练团派往贵州遵义陆军步兵学校第一期将官班受训。当时的班主任是陆军中将佘汉谋，梁直平在结业考试中名列第一。结业后，回到了原单位重庆中央训练团任职。
    三、喋血远征
    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连连失利，日军迅速占领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日显重要。为了保卫缅甸这一战略要地和中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中英两国于1941年12月23日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遂告成立。，中英双方在防卫缅甸问题上原则一致，但英方出于利己主义考虑，起初对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并不积极。
    1942年1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缅甸，英缅军节节败退，日军迅速进逼仰光。这时，英方才吁请中国军队入缅援救。2月16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五军、第六军依次入缅，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在英缅军总司令胡敦的指挥下对日作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初期，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奋战，在保卫同古、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世人所赞誉。但由于出国时机过晚，盟军作战缺少协同，部署不当，多头指挥等原因，使远征军始终处于被动态势，未能达成战役企图。西线战况虽因仁安羌战斗得以扭转，然东线日军五十六师团却击破远征军第6军防线，迅速直插盟军后方，致盟军全线动摇，4月底，日军攻占腊戍，切断滇缅，5月1日进占曼德勒。中英军队被迫向印度和中国境内撤退。5月9日，杜聿明见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拿经野人山路途较远，且道路艰难，渺无人烟，给养样困难。而目前远征军尚有4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不听，反而令部队抛弃战车火炮等重武器，及汽车辎重，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并命令孙立人奉命率新38师为第5军殿后，孙立入在掩护第5军全部进入野人山后．率新38师向西撒往印度。撤退途中，副师长齐学启为照顾落伍伤兵，不幸被日俘获，囚禁三年，英勇不屈．在仰光被杀殉国：第一期入缅作战以失利结束。
    1942年8月，败退至印度境内中国远征军余部，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指导下，在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2年10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想当初，远征军“十万青年十万兵”，归来折损过半，生还者仅4万，战争之惨烈程度空前。
    梁直平回到重庆后不久，接到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晋升他为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8月末，梁直平由重庆经云南昆明飞往印度到达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驻地就职。他在见面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总裁说‘中国今后的命运，当在我们现在这一辈国民的双肩之上’年青的兄弟们，大家努力吧!”以此激励士兵和自己，为抗战胜利战斗到底。从此他驰骋在原始森林，拼杀日寇于异国他乡，出生入死，历经征战，报效祖国，以伸军人之志。
    1943年初，中国驻印远征军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新二十二师是国民党第一支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相当一部分士兵是抗日老兵，再加之得到了大量兵员、装备补充，士气旺盛，战斗力强，为保证缅北反攻的胜利，部队在印缅边境进行了近一年的严格训练。作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的梁直平，主管部队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他身体力行、亲历亲为，无沦是训练还是学习都和士兵打成一片，他治军严谨、体恤下属的风格，得到了缅北战区史迪威司令部美军联络官JOHNJGARDNER少校的欣赏和称赞，后来他俩成为下挚友。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与此同时，滇缅边境，卫立煌将军奉命重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第十一、二十两个集团军16万人组成第二期远征军。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中国驻印军喊着“打回祖国去”的口号挺进缅北，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向日军发起大反攻，(野人 山区)。路过野人山，梁直平将军与将士们看到昔日战友们撤退时留下的—圈圈枪架，一堆堆白骨，其中很多遗骸还保持着进攻的状态，其情其景，惨不忍睹，纵是钢铁汉子也泪流满面。他愤怒的拔枪而出，号召官兵们奋勇杀敌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带着复仇的怒火，中国驻印军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孙立人新三十八师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沦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二十八师一一三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梁直平将军奉命带领的新二十二师一部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6月16日，一一三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日第十八师团团长田中新一中将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新二十二师攻克孟拱。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
    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十八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将军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1945年1月28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随后举行会师典礼。典礼结束后，中国远征军便启程回国。一场持续了3年之久的滇缅战争宣告结束。
    驻印军和远征军经在缅北大反攻战役中，英勇奋战，伤亡67万余人，毙日军4．8万余人，完成开辟中印公路的作战任务，使大批物资输入国内，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梁直平将军晚年忆及这段经历，总是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患多年眼病的眼睛竞现出了炯炯的神彩，双手不断的做劈杀的动作，嘴里轻轻吟道：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衬，
    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间里欢腾骄红颜。
    国吏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这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歌》，他还沉浸在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用歌声在缅怀长眠异国他乡的战友。
    远征胜利后，新二十二师扩编为新六军，廖耀湘升任军长，梁直平以原军衔改任新十四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与战场上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的战斗风格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平时的他总是那么亲和儒雅．心思细密，特别关注解决官兵们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对全师至抗战以来阵亡、伤残、负伤掉队的各类人员给予了帮助和安置，他还专门抽调了人事、军需、副官等部门人手，成立了联合办公室，负责此类问题的处理。此举，得到了龙天武师长的支持，更使全师官兵众口称赞，士气高涨。1945年1月，蒋介石在何应饮、钱大均、罗卓英、蒋经国的陪同下到新六军驻地视察时，对此事高度重视，在行辕单独听取了梁直平的汇报，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并嘱咐蒋经国具体调研和推广、落实此举。
    1945年4月9日，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打响，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国民政府为保障芷江机场的安全，把新六军作为总预备队紧急从云南空运到芷江。湘西会战进行到1945年4月底，沿邵榆公路西犯的日军一三。联队、一三二联队及一一六师团本部已推进到雪峰山中段主峰下的江口、青岩、铁山一带。其右翼一0九联队则已越过雪峰山主峰进至龙潭司附近。
    中国军队防守江口正面的部队是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七师。为阻击歼灭突人防线的敌人，梁直平将军所在新六军从芷江迅速推进到安江驻防．并受命带领新十四师主力直接打击江口突人之敌。湘西会战历时两月，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会战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7737名中国军人为取得会战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亲历芷江日军洽降
    1945年初的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和国民党指挥下的正面战场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其势锐不可当；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先后登陆菲律宾、冲绳岛，占领了通往日本的门户；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取得胜利，一洗两年前兵败野人山的遗恨；而在日本本土，东京等城市在美军B--29轰炸机的“软化轰炸”下疲惫不堪。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在曾经所向披靡的法西斯阵营里，日本成为最后一个孤独的顽敌。
    8月6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一架名叫“伊诺拉•盖伊”的美军飞机驶过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
    8月9日凌晨，百万苏军向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同日上午11时30分，美军飞机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还是这一天，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政府终于宣布投降。当天正午，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带领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广场前聆听天皇“玉音”。直到广播结束，这些在中国土地上曾骄横一时的侵略者们还目光呆滞地站在南京的烈日下。
    消息传开，举国欢庆。为了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的代价。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彻底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公元1945年8月21日，梁直平将军曾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湘黔交界处的芷江城里搭起了一座座松柏牌楼，上悬“胜利之门”的大字横幅。在这个见证了中国正面战场最后胜利—战的小城，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美军有关人员举行洽降会谈。作为中国方面受降代表团成员之一，梁直平将军目睹了日军芷江洽降的全过程。
    21日这天，芷江城里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沿机场到城内中国“陆总”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6军的官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的军民，齐聚街头，都想亲眼看一看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的下场。
    上午11时，日军降使今井武夫等人乘坐的一架漆有日本国旗的双引擎中型运输机在中美空军混合团三架野马式战斗机的监护和引导下，飞临芷江机场上空。守候在机场旁的中美军人和警戒线外的人们，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担任指引的中国空军致敬。11时20分，今井的座机徐徐降落。舱门开启，今井武夫身着黄色夏季日军制服，佩少将领章，立于门旁，面带戚色，接受中方洽降人员查阅名单和证件，并由宪兵检查随带行装。检查完毕．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黯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14时30分，今井率两个随行参谋及一个翻译在中方人员引导下，来到芷江城内中国“陆总”所在地一万寿宫晋见萧毅肃参谋长(四川蓬安人。云南讲武学堂第十四期、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第四十三军参谋长、副军长，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陆军参谋长，重庆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参谋总部参谋次长)。
    会见厅内，气氛庄严肃穆。正面墙上分别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中间嵌着一个金色的“v”字。萧毅肃等中方受降人员端坐于条桌前，其他中美军官与中外记者百余人，则分座大厅两侧，梁直平将军位列其中。
    今井等人在引导下鱼贯而入，在条桌前排成一列并向中方受降人员鞠躬致敬。按照国际惯例，在受降的过程中，战败方敬礼，受降方可不回礼：在向对他敬礼的日本人说过“请坐”之后，今井随即向中方呈验使命证书及在华兵力部署图，16时30分，萧毅肃向今井武夫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在确认没问题后，今井在领受证上签字，加盖图章。至此，历时2小时的洽降仪式宣告结束。
    五、亲历南京受降
    “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日本已宣布五条件投降的情况下，还狂妄地宣称“在国家间之战争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队(指国内的国民党军队)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同时还指示所部“绝对要有最低限度之自卫武力”。面对战败者的嚣张．蒋介石认为到南京去受降的部队应该对日军有一种威慑力量。作为国军中的王牌．新6军在缅甸曾彻底打败过号称日军精锐之师的第18、第56、第53、第49、第2等师团，且所部新22师和第14师就驻防在芷江空军基地，离南京不过几个钟头的行程。最终决定：由新六军担任南京受降及警戒任务，并于8月30日开始向南京空运，：作为新六军第14师的少将副师长，梁直平将军再一次非常荣幸地见证并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8月30日，以第14师第40团为第—梯队，开始陆续向南京空运。至9月5日，新6军新22师、第14师全部人员及装备运抵南京。同日午后13时，梁直平将军随新6军军长廖耀湘、第14师师长龙天武、第14师参谋长梁铁豹及美军联络人员安德森、费尔德等人飞抵南京机场。
    部队抵达后，新6军军部和第14师驻扎在南京；新22师驻镇江、常州、扬州地区。经何应钦报蒋介石批准成立南京警备司令部，由第14师师长龙天武兼司令．负责维持南京治安及接受日本投降等诸多工作。当时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和第14师大小事务，龙天武实际都交梁直平将军总揽，由参谋长梁铁豹和代参谋土任胡祥斌从中协助。在南京以及随后移驻±：海，准备前往东北期间内，梁直平将军凡事亲历亲为，不辞辛劳，业绩卓著，由此也深受龙天武的器重，两人关系甚好。
    1945年9月9口±：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内隆重举行-这一天的南京城内，人人欢声笑语，喜形于色，处处呈现一片欢乐的景象。由中山东路原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在柏油路两侧，每隔50公尺，并排站立着第14师的战土和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蹬皮靴，身着哔叽呢军服，戴白色手套，手持清一色美制汤姆逊冲锋枪，庄严肃立。威风凛凛，英姿勃发。
    军校礼堂四周也已彩饰一新．所有路口都警戒森严．气氛严肃而热烈。正门上高悬中、美、英、苏的国旗，面对正门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像对面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为日军投降席；遗像前一长条桌，为中方受降席。受降席右侧为中国将级军官和同盟国军官的观礼席，梁直平将军也在其列。左侧为记者席，楼上是其他官员观礼席。在受降席与投降席后方，分别站立着8名第14师战士，担任会场警戒。头顶高悬四盏巨型吊灯，光照全场，更显辉煌亮丽。
    上午8时50分，场内已座无虚席。总计参加大会的有中国陆军将级军官99人，海、空军官35人，盟军代表7人，国民党文职官员51人，其他国民党军官85人，中国记者52人，外国记者36人，共405人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8时58分，由军训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率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正门步入会场，记者纷纷拍照，顿时会场内镁光灯此起彼伏。日军投降代表并列中方受降席前，冈村宁次居中，齐向何应钦脱帽鞠躬致敬。巧合的是中方受降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冈村宁次的学生。冈村宁次不仅为日本战败而低头，也是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9时04分，小村浅三郎中将持日本大本营授予冈村代表投降的全权证书和相关文件，双手捧呈何应钦，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由萧毅肃持交冈村宁次。冈村双手捧接，低头展阅。随后，双方分别一一签字盖章。“我看见冈村宁次签字的整个过程手一直在抖，盖章时，他从右边上衣口袋中拿印章，边抖边盖章”。时任会场警戒工作的王楚英老人至今还记得受降仪式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签字后，冈村起身肃立，向何应钦点头，并交出随身佩刀，以示日本五条件投降。此时，时针指向了9时09分。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率日军降使团退席。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结束。这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短短15分钟的受降仪式，中国人民为此奋战了整整14年。而南京，这个曾惨遭日军屠城暴行的六朝古都，则见证了侵略者最后低头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近代史上，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700多个协议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作为胜利的一方在协议上签字。
    面对此情此景，梁直平将军想起了八年前惨死于那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的30万冤魂；想起了长眠在印缅丛林中的几十万远征军兄弟；想起了曾经饱受侵略者铁蹄践踏蹂躏的千千万万同胞。而今，都过去了！鲜血没有白流，侵略者在伟大的中华儿女面前最终低下了罪恶的头颅：想到此，这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将军也不禁激动得潸然泪下。
    受降仪式结束后，在何应钦的带领下，中国方面参加受降仪式的高级军官集体到中山陵拜谒，那一刻的梁直平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面对着无比崇敬的革命导师，他在心中默默祷告；孙总理，您“统一中国，驱除列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吾辈将继续努力，完成您未尽的事业! （《永恒的怀念——纪念爱国将领梁直平将军诞辰一百周年》32—45页）

    梁直平先生，又名系厚，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七年），靖县城镇东门前街人氏（后迁居江东田铺街），祖籍靖县文溪乡保冲人。
    1934年因日寇侵华步步深入，梁由法返国从事军队工作，以图报效祖国，先后任国民党防空委员会少校科员、中校防空组长、军委会战干团上校教官、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上校分队长等职。
    1941年秋，梁因国难当头，请缨杀敌被圈定赴印“降投”济军。同年冬被派任中国驻印军（后改名为远征军）新编陆军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秋，参加缅甸孟关会战后奉调回国，接任、兼政治部主任，复随该部支援抗日，再次赴缅继续参战，历经抢渡太洛河，强攻瓦鲁版，继而参与卡马英、瓦拉渣、孟贡等地战役，与号称世界钢军的日军十八师团（自称森林战术之王）几次大会战、屡建战功，名震中外，受到盟军赞扬。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回忆革命爱国的梁直平将军》王楚英说：
    自从1944年10月，史迪威将军被蒋介石排挤，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的职位，我同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和索尔登二人，素昧平生，史迪威也知道我早有要回野战部队带兵打仗的渴求，便于10月8日电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柏特诺仍以史迪威的名义，派我到刚刚成立的新6军第14师任少校作战科长，从而成为时任第14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梁直平将军的属下。由于我的任职令发表后，只到第14师向师长龙天武，副师长许颖、梁直平，参谋长梁钦豹，参谋主任汪源燮等领导人报过到，见过面，听过训。其实新6军军长廖耀湘早已征得14师师长龙天武的同意，把我留在军部作战指挥所工作。回14师报到、晋见首长、聆听训示都不过是官样文章，履行人事程序而已。其时新6军军部驻在孟拱（Mogaung），第14师师部驻加迈（Kamaing又称“甘马因”或“卡盟”）。我到14师报到正好是10月10日，这是国民政府的国庆，是辛亥革命33周年纪念日。那天14师还举行了庆祝大会。我于散会后到达加迈14师部，由参谋主任汪源燮领着我分别晋见师部各位首长，因而第二次见到梁直平将军。由于这是礼仪性的晋见，这次见到梁副师长只经过几分钟，便由汪主任把我领走了。倒是10个月前我在新平洋首次晋见梁直平将军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既好且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3年12月下旬，新38师114团取得使日军胆寒的“于邦大捷”（笔者注：当时受到重创的日军18师团长田中信一中将曾惊呼：“中国军队的战力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迫使日军15军司令官牟中将命令18师团“停止目前的攻势，须于孟关周围地区邀击敌军。即使在不得已情况下，也应确保甘马因一带”）后，即令新22师第65团进攻大洛以解拉家苏之围。当令我赶往乔尔哈特（jorhat）把英国远程突击队司令温格特（Gen Charles. O.Wingnate）用飞机接来新平洋（Shingbwi yang），面商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英国远程突击队空降敌后配合作战的相关问题。紧接着将远在印度东部列多（Ledo）的新22师主力和战东营、炮兵团都调来新平洋，积极准备反攻。
　　1944年1月27日，我随扈史迪威乘麾托汽艇沿大奈河赶往百贼河，65团刚在该处歼敌55联队3大队冈田公少佐以下722人，创建大洛大捷的战斗现场视察，返回新平洋后，史迪威决定立即发动全面反攻。
　　1月28日上午我陪史迪威来到新平洋东北角新22师师部，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便第1次见到了时任新22师副师长梁直平将军。他那英俊儒雅的仪表举止，同他的师长廖耀湘形成明显的反差。我虽未同他交谈，他的形象仪态使我非常关注，印象深刻。特别是当史迪威风趣地说：“梁将军您是新22师一万多名官兵的灵魂工程师，是他们思想的向导，生活的保母，是最受官兵信赖的长官。现在进攻大战在即，为了鼓舞士气，振奋军心，您有什么打算，请向大家讲讲。”梁直平这个名字就充分表明了他的生性。我后来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他为人处世都守着“正正直直、平平淡淡”的原则，从不追逐名利，从不趋炎附势，总是正直我行我素，平淡甘之如饴。这次他听见史迪威上述的说词，他既不多加解释，更未借题发挥。他听后面带微笑，淡淡地说：“史迪威将军，承您过奖了。新22师是一支有光荣战斗经历、屡次建立过卓越战功的部队，官兵一体，精诚团结，经过兰姆伽的整补训练，不但战技、战术已大大提升，士气和战力提升更快。您在114团向于邦进攻直前对官兵们讲的那几句话，就是最强有力的动员令。廖师长和我十分赞赏，已经把您当时讲的话，一字不漏地向全体官兵反复宣讲，他们都会背诵了。我现在就背给您听。您当时对114团官兵们是这样讲的：‘我的孩子们，现在是向日本鬼子报仇雪耻的时候了！在你们面前的日本鬼子，就是当年把我们从缅甸赶出来的日军第18师团。我命令你们去把他们消灭掉。前进！奋勇前进！’您听了我此刻的背诵，觉得对吗？”史迪威转身问我：“你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吗？”我说：“梁副师长背得一字不差”。随即从图囊里取出载有他这几句话的报纸给他看过，他才哈哈大笑起来。我很赞赏史迪威这种激励士气的方法。更推崇梁直平的智慧和匠心独具地回应史迪威的技巧。这次我初见梁直平将军，虽然没有同他直接接触和交谈，就是此后我们一同在14师工作那段时光里，我仍然很少同他有直接接触和交谈，但是我对他却一直怀有很好的观感和浓浓的敬意。他虽然是分管政治工作的副师长，他却非常鄙夷对官兵进行空洞的政治说教的工作方式，特别注意直接同官兵面对面地谈心说事，了解其想法和要求，尽其所能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包括其家庭的困难）。他到14师之后做的两件事，使官兵们念念不忘感激不尽。第一件事是：他通过各级人事部门认真摸清每名官兵的家庭情况（住址、家庭成员、经济状况，有无优抚待遇，有何困难），由师长龙天武发函给官兵家属所在地的县政府，请其依照“抗日出征军人家属优待条例”的规定优待其家属。这件事很快就生效了。有的官兵家属得到了优待后就给龙天武来信表示感激。有的地方政府则回函告知办理情况。龙天武曾在大会上向梁直平致谢，说他为官兵们做了一件惠及全家的大好事。第二件是：梁直平同官兵交谈中发现14师自淞沪会战以来，历次抗日作战中牺牲的官兵中，至今尚有人没有获得抚恤；还有伤残战士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另有在作战时负伤的战士，伤愈后仍未归队。因此梁直平建议对此事应认真查处。龙天武极力支持，当请梁直平全权负责，督饬人事、抚恤、军需、军医、副官、参谋各部门抽人组成联合办公室，对阵亡、伤残、伤愈未归，受伤仍在医治以及业已归队的各类人员全面进行调查，分别按法令进行适当处置，使许多阵亡将士家属重新领到《抚恤令》和抚恤金。流落无依的伤残战士被找到后予以安置，并按其伤残等级颁发伤残证和优抚金。组成慰问组由师政治部科长关荣钦中校率领，到各医院，荣军教养院、所去寻找，进行慰问，对其中伤愈者则促其归队，因而，又有一批伤愈战士归来，并举行隆重的欢迎会，以示郑重。这使全师官兵人心大快，众口称颂。梁直平将军一向平易近人，行事低调，不多言语，一旦他的话匣子被打开，他就会出口成章，会发出扣人心弦、引人心动的议论，真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他在14师的威望甚高，深受官兵爱戴（包括我这个同他接触不多却从心眼里敬重他的小参谋）。
　　1944年10月15日，中国驻印军以新1军新38师进攻八莫（Bhamo），新6军并指挥英36师进攻瑞古（shwegu）。新38师于11月25日攻克八莫，新22师于11月5日，攻克西曼（sima）大曼（Tonema）后即以一部北上，会攻八莫，配合新38师作战，主力于11月末进抵瑞丽江（shweli River）北岸，正准备夺取孟密（Mong mir）和南渡（namtu），进取腊戍（Lashio）。由于国内黔南战况紧急，贵阳震动，军委会急调新6军回国，准备驰援黔南。廖耀湘即以50师潘裕昆部接替新22师作战任务，他亲率14师和新22师于12月8日前由孟拱等地紧急空运到云南沾益、曲靖地区集结。我与向华超少校随廖耀湘于12月6日迳飞昆明，晋见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陆总”参谋长肖毅肃，请示机宜。恰巧这时汤恩伯集团已在黔南作战奏捷，相继收复了黔南要地都匀、独山，把日军第23军赶出了贵州，退据河池。新6军便解除了进援黔南的作战任务，改在曲靖、沾益地区整训。新6军军部驻曲靖兵营，新22师驻曲靖市及周边乡村。14师师部驻沾益城北松林镇，部队分驻周边乡村。廖耀湘最注重部队训练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他立即命令各部队投入训练。他亲自带着全军营以上（有的竟是连以上）干部，巡回到各个团去视察训练和实兵演习，从而使全军干部间的接触交流机会增多，进一步增进了干部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同时也促进全军战力和士气的提升。
　　1945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便带着何应钦、魏德迈、钱大钧和青年军总监罗卓英、副监黄维及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等高级将领，突然来到曲靖视察新6军，驻跸在沾益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的天生桥，此处山峦起伏、流水潺潺、茂林修竹、风景如画。军长廖耀湘命我指挥4个步兵连和1个工兵连担任外卫警戒。1月4日上午10时，蒋介石的专机在沾益机场降落，廖耀湘陪着早1个小时由昆明飞到此地的何应钦趋前迎接，为了保密，没有举行仪式。
此时新6军两个师正整齐严肃地列队在曲靖营内大操场上，廖耀湘便陪护蒋介石一行径直驱车前往曲靖营房，检阅部队，然后在曲靖营房内为其设置的临时休息室内，逐一召见各师团以上干部并集体合影，中午在营区同团以上干部聚餐。廖耀湘和龙天武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建议军委会严饬抚恤委员会和各荣 军管理处，管好阵亡将士的抚恤与伤兵管理，特别是伤残官兵安置，勿使流落无依，同时汇报了梁直平最近在14师所做的前述那两件事，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遂于当晚在天生桥行辕单独召见梁直平垂询其详，并将其事告诉蒋经国，嘱其考察新6军各部队的内务管理和政治工作情况。蒋经国曾分别会见14和新22师的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梁直平与傅宗良二人。廖耀湘则指派我陪蒋经国在14师和新22师考察了两周。这是我生平首次见到蒋经国，并由此同他“结缘”。

    十军旧部王天锡、吴绍周、罗启疆、周志群、张鹏霄、王泽龙、陈贡章等的抗日事迹

    第十军原为黔军第二师，师长王天培。1926年5月，为策应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黔军第二师自四川綦江向湘西进发。8月初，王天培在洪江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职，副军长金汉鼎，参谋长高冠吾、党代表周仲良，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甘嘉仪。所部扩编为4个师：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天锡，第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治，第三十师师长王天生，教导师师长吴国梁；另有罗启疆、雷应楫2个教导团。第十军编成后，即集中常德。9月中旬，王天培就任前敌总指挥职，即率部呼应沿粤汉路北伐军队，助攻武汉．进击沙市。9月底抵津市、攻松滋。10月初，直军卢金山和四川杨森组成“川鄂联军”，同直军于学忠部向第十军反攻，第十军在第九军支援和第八军配合下，于12月初占石首，继而克公安、沙市,12月中旬，同第九军一道占领宜昌。此役击败杨森、卢金山“川鄂联军”5万之众，俘3个师．缴获无算。至年底，鄂西之敌全部肃清，武汉政权无西顾之忧。王天培将所部又扩编2个教导师、2个团：教导第二师师长颜德基，教导第三师师长潘善斋，独立第三团团长向锡之，炮兵团团长马鹤畴。时第十军辖6个师、4个独立团，拥兵5万余人。 1927年初，左翼军总司令袁祖铭、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等相继为唐生智捕杀。第十军奉蒋介石之命开往鄂东待命攻皖. 3月，第十军受江左军总司令李宗仁节制驻安庆一带。5月1日，蒋介石决定“三路北伐”，第十军隶属于第三路军，王天培任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克舒城,奔袭怀远，解合肥之围。此时第十军又收编直军章兢武部．为新编第四师。6月初，第十军占领徐州，再沿律浦路向山东进击。不久攻占临城，继克滕县，进逼兖州.6月下旬，武汉政府举兵讨蒋，各军沿江东下，向南京进发。蒋介石急调山东前线部队南下对付武汉政府军，直鲁联军趁机反攻，第十军力敌不支，从徐州溃退．损失甚巨。教导第三师师长潘善斋、新编第四师师长章兢武所部被截而全部丧失；教导第一师师长吴国梁部投唐生智，被改编为教导第二师；教导第二师颜德基所部编入第十一军。8月初，第十军退守合肥,蒋介石召王天培去南京，王即被扣押，不久被枪杀于杭州.第十军军长由第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治代理。

    贵州抗日救国军

    侗族民间抗日军事组织。抗日战争前夕，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旧部王泽龙(锦屏人，侗族)、龙子余、龙伯熙、罗鹏举(均天柱人，侗族)，陈贡章(剑河人，侗族)杨锦标(黎平人，侗族)等人，由于不能忍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和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以及对十军人员的迫害，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农历四月，聚集数百人起来反抗，先后袭击了锦屏、天柱两县政府，释放“囚犯”。为了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使当局不至于马上派兵进剿，宣布组成贵州抗日救国军，由王泽龙任指挥官，陈贡章任参谋长，通电抗日。又派员前往广西与白崇禧联系；白电任王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参加者多系天柱、锦屏、剑河、黎平等地侗族青年。后来蒋介石令四十八军军长郭汝栋和独立三十四旅旅长罗自疆率部进驻榕江。八月，除杨锦标部另编外，其余均在黎平受编于罗部，随即开赴前线抗日。 
天柱、锦屏、剑河南明等地原国民革命军回乡军人，因痛恨对日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于1937年4月自发组织起来攻下天柱县城，赶走贪官污吏，释放被无辜关押的老百姓，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推王泽龙（侗族,锦屏人）为司令，陈贡章（侗族,剑河人）为参谋长。5月26日通电全国，誓言抗日。由侗、苗、汉各族青年志士6000人、3600多条枪组成4个团，改编为独立34旅701团开赴上海抗战前线。

    吴绍周（1902-1966），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生于1902年2月天柱县瓮洞镇，在中学就读时受“五•四”运动影响，立志经武报国，20岁就投笔从戎，经贵州讲武堂第五期深造，1925年分发黔军第二师王天培部第四混成旅第八团当见习生，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从排、连、营、团、旅、师、军，爬梯式地逐级升至兵团副司令。他穿越北伐、抗日、解放战争的硝烟，枪林弹雨，南征北战，曾先后荣获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授与的四等宝鼎勋章一枚、三等云麾勋章6枚和四等鼎勋章一枚。“七•七”事变后，日本“中国驻屯军”攻占了平津，傅作义集团驻扎察哈尔，直接威胁关东军的侧翼。为了消除威胁，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对察哈尔作战，攻占张家口，继而进攻南口，国民党第十三军伤亡甚众。时任八十九师参谋长的吴绍周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指挥若定沉着应战，命旅部自制10余颗气象灯，于拂晓前利用风向，在阵地前沿施放。灯光像一道道流星，划破黎明前的黑暗，日寇一见，疑为新式武器，顿挫锐气，攻势稍懈，吴觑准战机，率军猛攻，一举粉碎坂坦师团的进攻，突出了重围。历时半月的南口狙击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国民党中央军委授予吴绍周四等宝鼎勋章。此后，吴绍周先后继任二六五旅、二六七旅旅长、一一0师师长等，兼任突击第二师师长，参加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1940年在鄂北两次进攻高城，击溃日寇第三师团主力，收复了高城，继而进攻长岭岗日寇坚固据点，夺取长岭岗。他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国民党中央军委授予三等麾勋章。1941年进攻中牟，攻克郑州和漯河。当年冬，他升任八十五军副军长，次年3月升任十三军军长，1943年调任八十五军军长，开赴郑州，兼任郑州河防守备司令，固守黄河。日寇虎视黄河南岸，但不敢越雷池半步。1944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一号作战纲要”，制定了河南会战计划，日军投入15万兵力屯集郑州，吴绍周率军与日军激战一昼夜后，向郑州西面撤退，转战荥阳、登封、洛阳等地，给敌以重创。1945年，强弩之末的日军企图攻占豫西伏牛山区以占领潼关，威逼西安。吴绍周率军驻守在河南潭头、合峪、庙子一线，监视鲁山、嵩县城内敌人，固守伏牛山要点。9月，日军坦克向西峡口东面隆隆推进，步兵向西峡口以北高地猛烈进攻，连战4天，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反被击毁战车数十辆，伤亡数百人。为了扩大战果，吴绍周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出西峡阵地，然后南北夹击，前后包围，在西峡口和重阳店的两次战斗中，歼敌2000人，浮敌3000人，缴获战马800匹，战车数十辆，枪械数千支，威震敌胆。吴绍周第二次荣获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三等云麾勋章。
    罗启疆，字封荣，后改效之，1902年出生于贵州松桃县达车乡张坝堰。13岁考入贵阳省立模范中学，1919年毕业回乡跟随其父办团务、练乡勇。1921年秋立志从戎，投靠川军罗觐光师，任新兵连长。次年被保送到云南讲武学堂第十八期学习深造。1924年毕业回原部，升任师警卫营营长。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派教导师师长吴勉安（松桃人）回乡招募兵员，罗启疆遂率部投靠第十军，任直属独立团团长。次年7月第十军奉命整编北伐，罗启疆团编入第三十师，因参加湖北公安、江苏徐州、河北临城等战役有功，升任副师长并代理师长。王天培军长被害后，第十军内部发生分裂，罗启疆率部投桂系，被委任为师长。1928年蒋桂矛盾缓和，罗启疆师奉命开赴唐山整编，编为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任旅长。1929年春罗启疆离队回乡，组建3个团的队伍，不久归附贵州蒋系的何成浚，被委任为独立三十四旅旅长。此后的五、六年间受命在黔、湘、鄂追剿阻击红军。1935年冬他率部经过松桃时，到各中小学慰问赠送纪念品，在送给毕业班每个学生的毛巾上欣然题辞：“内讧频仍，外侮维艰，未来重任，责在青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启疆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在江苏常熟、无锡等地堵击日军，后转到宁国整编为一个团，编入第四军九十师。次年春罗启疆转回乡，在松桃、秀山、花垣一带以预备第十三师名义，组成了3个团的兵力，继而开赴江西，在新余奉命整编为八十二师，被升任为中将师长。同年6月率师部参加武汉保卫战，抗击日寇。1940年4月初因积劳成疾在湖南岳阳病逝，年仅37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来褒扬令：“罗启疆积劳病故，殊堪震悼，着追赠陆军上将；遗迹交国史馆编纂；葬于衡山。”1936年秋，他奉命率独立三十四旅赴黎平，在黎平活动半年多的时间，严肃军纪，整治地方内乱，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地方民众的欢迎和好评。收编“抗日救国军”
    罗启疆率部赴黎平之前，由于当时黎平和锦屏、天柱、剑河等县的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动不动就抓丁关人，对少数民族尤其歧视侮辱，不仅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抗暴斗争，也引起了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回乡军人的义愤，他们因路见不平，便挺身而出，于是便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下狱。1936年，锦屏的王泽龙、天柱的龙子余与龙伯熙、剑河的陈贡章等人为营救旧同事，先后组织武装袭击天柱、锦屏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全部“犯人”，事态扩大之后打出“抗日救国”的号召，正式组成“贵州抗日救国军”，并公推王泽龙为指挥，响应的人风起云涌，不到一个月，便发展六千多人，拥有长短枪三千多支。组建四个团，分驻天柱、锦屏、剑河三县各城镇。曾得到桂系军伐白崇禧的支持，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十一纵队，电委王泽龙为司令官。与此同时，黎平地方土匪杨锦标的武装力量也在日益状大，并进驻黎平县城，与王泽龙彼此联络，共同对付黔东南的黎平、锦屏、天柱、剑河等县的国民党政府，声势越来越大，震惊了黔东南各县，引起贵州省国民政府的重视，调派兵力到毗邻的三穗、榕江等县监视其行动。
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情形下，罗启疆受命率独立三十四旅到黎平，对王泽龙为首的“贵州抗日救国军”进行说服收编。罗启疆到达黎平后，利用当年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老同事的关系，派蒋士伟为代表到锦屏与王泽龙进行谈判，商谈收编问题。出于对罗启疆旅长的信任，不到一个月时间，王泽龙就欣然同意收编，率部来到黎平接受收编为独立三十四旅的一个支队，王泽龙被委任为支队长，随即进行整训，就这样一场即将爆发的动乱便平息了，罗启疆把他们引上真正抗日救国的大道。在黎平整训半年多完结后，罗启疆率这支队伍开赴前线参加抗日。

    杨标和“黎从侗苗抗日联队”

    在抗日战争后期第四战区广西战场上,出现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少数民族抗日队伍,他们神出鬼没,专以夜战奇袭日本侵略军,一个多月歼敌300余人,被日寇惊叹为“神兵”、“鬼兵”。这支著名的抗日“神兵”队伍,就是来自黔东南黎平、从江县由600余侗苗族青壮年组成的侗苗抗日联军。
..
    受命指挥，组成抗日联队
    1945年初，杨标在黎平县城组织黎平、从江两县侗苗民600余人，成立地方自卫武装团队，杨标任指挥长。日军侵占广西后，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当时国民党两广顾问陈治宏极力推荐杨标到广西抗日，得到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的赏识，张立即向杨标发出抗战指令，杨标随即率众开赴广西抗日战场。6月初，杨标根据指示将自卫队改称“侗苗抗日联队”，杨标任队长。由于受到了张发奎长官的器重，侗苗抗日联队被编入张长官第四战区直属第一联队，受张发奎的直接指挥。

    目睹日军暴行，增加抗日决心
    杨标带领的侗苗抗日联队到广西柳州后，随即在老堡口一带隐蔽下来，在未接到战斗命令之前，联队官兵在柳州亲自目睹日本鬼子实行“烧、杀、抢、掠”的残酷暴行，当时柳州地区多数村寨被洗劫一空，十分悲惨、凄凉。抗日联队600余人目睹日寇肆杀中国同胞的残暴行经，心中十分气愤，个个胸怀杀敌为国，报仇雪耻的决心，加之在战区受张发奎的直接指挥，联队每人均想为在长官面前有杀敌、立功表现，抗击歼灭日寇火焰在心中日益上升。

    制定策略，夜袭敌人
    日军侵占广西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整天狂轰烂炸，实行绥靖政策，乌云密布。日本鬼子采取整村推进战略，战术上凭借优势兵力和武器，强取豪夺，手段十分狠毒残暴。日寇到广西柳州后，由于不熟悉地形地势，联队经过侦察和了解后，认真分析比较认为，针对敌人的优势，以动制静，突袭敌人。敌人白天猖狂烧杀，晚上龟缩营地，依赖于岗哨和巡逻队进行防卫，因此，联队制定反其道而行之策略，白天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偷袭奇袭敌人。

    袭击敌人，战果辉煌
    联队从600多人中挑选身体强壮的108人组成刀枪能武的敢死队，每人配备快慢短枪一支，马刀一把，并在各自手臂上捆扎白毛巾一块，以示区别，利用每夜漆黑时刻袭击驻老堡口的敌人。六月的柳州江，闷热烦燥，蚊虫又多，加之江水滔滔，声音唧唧，敢死队以此为掩护，匐匍爬行到老堡口驻地哨所边，以号为令，一齐闪跃出动到哨所旁鬼子处，风驰电掣般，马刀不吭不响地将哨所的敌人人头砍下，敌人还在梦中呢，这样敢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日寇吉田野分队营房，杀死杀伤日本鬼子20多人，缴获敌军长短枪20多支，轻机枪两挺。这次老堡口袭击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抗日联队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后来他们越战越勇，成了广西柳州地区奇袭敌人的有生力量。

    屡建战功，威慑敌胆

    侗苗抗日联队在柳州击溃日寇前哨后，日军后退龟缩。7月初，联队奉命第四战区指令游击广西河池、南丹一带，伺机作战，联队在柳州胜利的基础上决心再打几个胜仗，压压日寇的嚣张气焰。在河池地区，敌人驻军两个营兵力，防卫十分严密，经联队周密侦查后，发现敌人岗哨虽然密布，但仍有空隙可钻，在营房周围，只要拔掉营房电源，营房便会成为死堡。在杨标的指挥下，联队分兵两路占据河池营房有利地形，截断敌人退路，杨标亲自带领4人先从哨所空隙直插敌营，切断电源，然后向敌营房齐放枪弹，4人随后仆卧监视，隐藏起来。子弹的怒吼，引发日寇的枪声大作，由于电源截断，漆黑一团的日寇分不清作战虚实，自相残杀了一夜，敢死队来一个里应外合夹击冲击敌人，到第二天清晨，共歼敌200余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整个战斗联队仅伤两人，随后迅速撤离作战现场。日本鬼子惊叹侗苗抗日联队是“神兵”、“鬼兵”。

    侗苗抗日联队由于战功卓著，随后被派往丹洲，浮石等地以夜战奇袭日本侵略军，随后又歼敌70多人，创造了侗苗抗日联队在广西抗日战场前后共歼敌近300余人的战绩，有效地配合广西抗日战场，推进全国抗日的全面最后胜利。黎平侗苗抗日联队，南下广西打击日寇，歼敌300余人，成为第四战区广西柳州地区奇袭日军的有生力量。查考资料：《广西抗战》、《广西抗战大事记》。

    原独立营营部传令兵林义顺及林昌通回忆会同抗日独立营肉搏昆仑

    林豫顺，会同县金坪大溪村人，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1937回县，曾任省保安第十二团第一营营附、县警察大队队附。
    1939年5月后，会同县自动入营请缨杀敌者风起云涌。林豫顺有志报效祖国，遂与朗江李世铨、丰山林一之、广坪许家德、朝阳吴信之等乡长互通素志，不谋而合。乃分途发动，四乡壮丁都愿相从。我们（林义顺、林昌通等）这些追随林豫顺在县警察队当兵的人，也都纷纷报名参加。
    自8月下旬发动，至9月5日止，报名者达800余人，经检查体格剔除100多，实有70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初步编为五个连，拟名“抗日独立营”。当官的有：营长林豫顺，副营长李硕，营部秘书林一之；五个连长，分别为蒋文山、粟庚、李世铨、李雪梅、何难。我（林义顺）则在营部当传令兵。
    出发前，县府举行隆重欢送大会。一时鞭炮齐鸣，欢声雷动。当我们的队伍经过城郊藕塘坳时，送行的民众早已站立道旁，有的还买来了牙膏、牙刷、漱口杯、糕点之类，一定要亲自塞进我们的口袋里。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是多么殷切啊！
    我们抵达邵阳师管区后，接受为期两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同年11月初，我们被编入国民党第五军第二野战补充团，保持独立营编制。当时，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第二野战补充团团长谢慰云、副团长高立人，一营长张绪光，二营长周荣，三营长（已忘记），独立营长林豫顺。
    同年（1939）11月中旬，我们所在的第二野战补充团开往广西，扎营八塘备战。八塘邻近贵县，处郁江之滨，南控粤西，西遏南宁。与七塘、九塘、昆仑关同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时日军已至八塘附近。约十天后，我们独立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战斗中，独立营第五连（特务连）文书兼事务长梁厚贵随连部行动，在被敌人包围中牺牲。此次战斗，林豫顺指挥各连奋力冲杀，其中五连是原会同县警察队老兵和林豫顺家乡人，作战最勇敢，牺牲也最大。伙夫兵林昌培战死。最后短兵相接，发生肉搏战。日军死尸枕藉，我五连只剩下连长何难和一个班长、三个兵了。一连长蒋文山下落不明，其余各连也都有不同伤亡。我们独立营，由军部新兵训练处略事补充后，仍继续战斗。
    从1939年11月下旬到1940年1月上旬，我们独立营所在的野战补充团，与友军配合，依次收复郁江、邕江北岸各据点。攻下九塘后，接着攻打昆仑关。它在九塘以北，思陇以南，地当云贵高原余脉。形势险要，两翼都是高山，中间只有一道隘口，是南宁唯一的屏障。日军以重兵固守，又在山下以通电的铁丝网围裹数层，期在必守。除我五军向北仰攻以外，还有其他友军向南夹击，也都下了决心，非攻下昆仑关不可。战争形成一片火海，战况至为惨烈，双方死伤均很惨重。经月余激战，终于攻下昆仑关。我军乘胜，挥戈南宁。2月上旬，日军退到广西边境，南宁被我军收复。
    同年同月（2月），第五军奉命调至柳州休整，由四军防守南宁。日军又卷土重来，其势异常迅猛。四军抵挡不住，又调五军与四军并肩作战。南宁附近四五十里的公路两侧，房屋大多被烧成了一片瓦砾埸；死尸横陈，臭气经久不息。经十余天，才扭转战局，守住南宁。但四、五军损失都很惨重。尤其是五军，已到非休整不可的地步，乃遵令撤至柳州龙水村一带驻扎，进行补充整顿。至同年4月，原“抗日独立营”的弟兄，有的阵亡，有的逃散；还留在部队的，通过整休，已编入别部。

    黎平籍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师二七四团少校营长石绍韩烈士

    石韫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师二七四团少校营长。率部忠勇报国，1938年在湖北省抗日阵亡，被追晋为中校。
    石韫琦，字绍韩，侗族。出生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贵州省黎平府开泰县宰官(今黎平县孟彦镇宰官村)人。其父石元烈是清末秀才，曾任信义联保(约为今孟彦村、宰官村、罗伞村一带)保董。
    少年时在本地入私塾，聪慧好学，成绩优异。但家遭不幸，命运多舛，8岁丧母，15岁丧父，他只能依靠胞兄石韫璇照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胞兄于农闲时在孟彦河、清水江上做些木材小生意，生活还算凑合。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到省城贵阳，考入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毛光翔任校长的“贵州区长训练所”。从该期的《贵州区长训练所师生录》得知，与他同学的黎平县同乡有石逢化(本寨人，结业前病故于贵阳)、石竹修(永从县人，后任反共反人民的“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由于努力刻苦、孜孜不倦，他的成绩在几百名学员中总是名列前茅。
    在训练所期间，受孙中山先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立志要为家乡造福，为社会进步效力。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底结业，安排就任黎平县第七区区长，辖孟彦、尚重、大稼一带地区。时逢第七、八区合并，他又兼管路团、茅贡等地。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东北，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日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抗日激情逐步高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他，认为当个武将在沙场上抗击日本入侵中国，更能直接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于是，为了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舍小安求大安”、“舍小家求大家”，他毅然抛弃抗战后方那相对舒适安稳且让许多人羡慕的“成功”生活，放弃政治前途(不当区长)，不计个人得失(职务从相当于营长的区长到任排长)，不顾自身安危(从相对安定的西南贵州偏僻后方到入伍上杀敌前线)，放弃家庭幸福(从新婚燕尔到“海阔天遥，鸿雁两悠悠”)，决定“投笔从戎”，辞去区长职务，开始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毅然告别已经身怀六甲的妻子魏丹凤，再入省城，进入以王家烈军长为校长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军官班读书。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他从军官班毕业，取道都匀、独山下榕江。尽管榕江离宰官只有一天路程，但他却未回家探视辛劳的父母、奉老育小日夜思念的妻子、尚不满月的婴儿等，只托一起回来的老乡黄绍先带一册军官班的《同学录》回家，便匆匆上船顺都柳江(即都江)下广西，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师。其中的主要原因如他后来在家书中所言：“过门不入船中流，好汉前线觅封侯”。拳拳杀敌报国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颇有“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遗风。
    从1933年离家从军之后，他随部队转战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湖北等数省，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先任少尉见习排长，后因英勇的现地战斗、优秀的指挥才能等而屡立战功，相继被擢升为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和副营长、少校营长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军兴。他率部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中，如他在家书中写道：有一天夜里他率部袭击日军，“杀死杀伤敌兵数十人……日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并清楚表明他已决心随时准备献身于抗日救国大业，“誓扫日寇不顾身，山河破碎待重振”，一个爱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和形象跃然纸上。
    他为人正直，治地三年，工作勤勉，两袖清风，留下“廉明、勤政”的名声；身为国民革命军长官，严于律己，带出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能吃苦、能战斗的军队，还没有吸烟、酗酒、赌博、嫖妓等恶习。
一次，妻子得知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贵州邻省广西柳州时，去信要求带上儿子跟他过随军生活，他却回信婉言相劝，说“我们行军打仗十分艰苦，且转战南北，住处不定。你们来了，只会影响我辈抗日杀敌……待打败日寇，夫妻父子定有团圆的好日子。”后来，他寄来几张在湖南长沙所拍的半身和全身戎装像，以宽慰妻小。
    他在前方英勇杀敌，不想自家后院起火。惟一的胞兄石韫璇被土匪见财起歹意，残忍杀害。他获知此事后，在致妻家书中写到：“我在长沙遇见你舅，他告诉我，说我哥被杀害了，只遗下孤苦的幼稚的侄子。他劝我回家，为地方办事，为兄报仇，抚育子侄。后来，又收到你的信，详述了这事件的经过……为这事我几夜不能入睡，哭肿两眼，数次去向师长请假回家。师长从大局出发，劝我说：‘你哥被强盗杀害，这当然可悲可恨；但你家比起沦陷区的老百姓来就好得多了！现在国难当头，到处尸横遍地；哀鸿遍野难民无家可归。国将不国，安能顾家？我们当军人的唯一职责，是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那时我们轰轰烈烈的送你回家，让你衣锦荣归。’是的，自古忠孝难两全，我既然为国家尽忠，就不能为家尽孝。……当我想起孤苦伶仃的妻，想起幼稚无知的子、侄，想起惨死的哥，使我痛断肝肠，自愧没有尽到仰事俯畜的责任。”
    1938年秋季的一天，长风凛冽，愁云密布。孟彦区区长派人捎口信给他妻子：“石韫琦在前线受了重伤，已住进医院，是否去看望他”等等。妻子预感情况不妙，为了弄个究竟，带着四岁多的儿子一起去区公所探知情况。
    妻子确知他阵亡的消息后，顿时晕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晚唐陈陶的边塞诗(《陇西行》之二)体现出了战争之惨烈、情景之凄惨和天人两隔之无奈。
    1938年4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在台儿歼敌1.6万余人，对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起了暂时的鼓舞作用，举国若狂。把沪、京战后日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这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1938年初，他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副军长欧震)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梁)二七四团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等战役。1935年9月至1938年6月，第九十二师归属第四军指挥。
    但到5月19日，徐州会战(国民政府也称津浦路保卫战)失败。日军攻占徐州后，即沿陇海路向豫东进击。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国民政府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它实际上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于是，日本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武汉会战(国民政府称武汉保卫战，日本称武汉攻略战)是1938年6-10月，中国军队在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广阔地域上，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在徐州会战未结束前，他即随所在的部队奉调湖北，为掩护国军从徐州撤退做准备和配合工作，遵循国民政府当时宣称的对日作战最高原则——“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但不幸的是，他于5月13日在湖北抗战中壮烈殉职。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诠释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气节！具体牺牲地为今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徐家湾。追晋为中校。
    这位从清水江上游支流孟彦河边走出的侗族抗日英雄，为了国家的安宁而舍弃安定的区长不当，投身抗日战场，直至战死疆场，且未能“马革裹尸还”，最终只能永远长眠在长江流域的楚天大地了。定格在人们心中的是他那勤政、报国、献身的楷模形象！
    噩耗传开，他所在的部队和桑梓黎平县陷入一片痛惜和悲悼声中。不久，孟彦区公所组织学校、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在宰官召开了隆重而又凄伤的追悼会。气氛庄严，极尽哀荣。会场正面挂着他的威武戎装像，两旁挂孝幛和挽联无数，其中让人特别涕泪纵横的有：
    “死者难瞑目，国仇家恨何时了；烈士怎放心，妻泣子哭泪不干。”
    “战死他乡，白骨未归故里土；阵亡祖国，忠魂已上离恨天。”
    “未酬壮志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救国先已尽忠，思家未能尽孝”
    “公去大名留史册，我来何处觅音容。”
    “美德常与天地在，英灵永垂宇宙间。”
    孟彦区长受委托主持了追悼会，并发表悲愤激昂的长篇悼词，会场一片哀恸，声闻数里。
    会后，无比哀痛的人们抬着他的高1.2米、宽0.8米遗像，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列队在全区各主要村寨游行，宣讲他的奋发英武精神、悲壮抗日事迹等，以表达对为民族献身的爱国军人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其情至深，其状极哀！
    据传，每年清明节或他的忌日，亲人都会制作精美的27朵(寓意他二十七年的短暂青春)小素花，在祝祷后，将其放入寨边河中，冀其沿着孟彦河、清水江、沅江、长江等，顺流而下飘至湖北咸宁，给忠烈戴上，使其能感受到来自亲人和故里的浓浓乡情、虔诚凭吊和永远怀念！时人有诗赞曰：
    “素花飘咸宁，朵朵寄深情，忠魂荡异乡，幽思唤英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给他家属寄来《荣哀状》(遗憾的是，此状与他所寄的家书等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毁弃)。长52厘米，宽37厘米，呈棕黄色，四边绕以红灰蓝三色条带状花纹。上面写道：
    荣  哀  状
    荣字第*****号
    兹有陆军第九十二师二七四团少校营长石绍韩，于民国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在湖北抗战阵亡。忠贞救国，殊堪矜式。特颁此状，永鋕哀荣。
    此状
                            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事迹纪略：
    夙著忠贞。二十七年春，寇军进犯湖北，奉命率部固守，奋战于咸宁徐家湾，
    当年，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特追晋他为中校(团副)，以表彰他奋勇扑杀倭寇、忠勇救我中华之功。同时，国民政府“从优抚恤”烈属，他妻子作为阵亡长官遗属，收到政府寄来的一次性抚恤金大洋800元；在以后的十年里，每年均收到年度抚恤金大洋100元，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止。另外，当时还做了一场盛大法事，用以超度他的亡灵。
    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黎平烈士陵园，在改扩建一新后，增添了碑林、烈士陵园纪念馆等——祭拜忠烈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这个黎平城南风景秀丽、风水甚佳的南泉山山腰上所建成的这个逐级而上的墓园碑林中，其中就有“石韫琦烈士之墓”。
    抗日民族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侵华日军的战争，所有在抗战中为中华民族利益而牺牲或作出一定历史贡献的抗日英雄或烈士，理应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这是尊重历史的需要和体现。
    黎平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曾贡献了一份力量。按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的黎平籍抗日名人，除他外，尚有杨占标(黎平县罗里乡人，国民革命军某部连长，1937年在河南省抗日阵亡)、刘正元(获第九战区奖状)、朱胜伟(获陆海空军奖章执照)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下，他家人生活幸福。妻子魏丹凤于1989年去逝，享年80岁。独子石少光(原名石昌金)从黎平中学附设师训班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现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石少光低沉地说：七十多年前阵亡的父亲，虽从未见过，但通过母亲的描述和父亲寄回的家书、照片等，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既模糊又固定的影像。虽然父亲的遗骸无法归里，但希望他的精神能回家，令父亲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向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奋洒热血的将士们致敬！

    贵州天柱抗日阵亡将士、二十五军二十六师第七十八团三营营长杨松龄

    杨营长松龄，原名宝明，寿之其字也。贵州天柱白市场粳洞上边溪人。父双发公，母唐氏，耕读自力，白手起家。兄修明，父子以急公好善闻乡里。松龄幼时赋性不覊，不耐拘守，父使为商，则日缁铢计不谙也。使之读，则曰：书无能为煮也。然姿质极颖，有所教彻能悟。十四岁入中学，成就每冠侪辈。毕业後即入黔军投效，时年方十七也。师长毛光翔见而异之，谓之曰：设我若给兵一排，而将何以理也?曰：兵，我弟兄也，当视如弟兄。翌日即畀以排长职。期年送考军校，八期卒业，返为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所契重，谓非凡器。盖松龄君无论洽事治军，无不精神贯注，理繁若简，井井然若先为之，官团附参谋营长，均得长官信任无间言。二十七年由独立第六旅编入二十六师。二十八年调升第七十八团三营营长职。杨君服务军籍十有五年，於剿匪抗战，所在均著优异，於南昌棠溪邹上高各役，无不奋勇先登，数濒於险。三十年九月，师奉令攻绍兴，杨营长奉令攻城，夫谁不知绍兴之城，金城也，城边之河，汤池也。时方大水，四面辽濶，渡则无船，一望了然也。绍城之敌，顽寇也，其守卫之密，防御工事之坚，自非等凡比，当无疑义。杨营长奉令维谨，挺身任之，率两连勇往迈前，所至敌莫敢阻，抵南城下，歼守寇数十人，在城巷战，竟三日夜，不惟弹尽援绝，粮亦尽，所部亦伤亡乌有矣!杨营长杂弟兄中，亦饮弹殉焉。时十月四日午夜事也。年三十有二。呜呼!杨营长精神为不死矣!忠勇之概，直搏霄汉，舆日月争光也。资志以殁，岂不惜哉。元配舒氏，生女贞莲，继配余氏，名缦英，生子甫二岁，复以疫殇。曼英哀夫瘸子，屡自尽，以救足，愿矢志归天柱原籍。是夫是妇，可以风矣。谨为文以传之。

    龙胜籍抗日烈士、广西第七军吴文仲营长

    广西龙胜人。侗族。生于20世纪初。1926年与同村及邻村数十人投桂军。官至上尉连长。1937年10月在抗日战场上升任营长，不久即在上海市大场阵亡。1939年灵位被安放在龙胜五忠祠内。（据<<龙胜县志>>、<<平等侗寨史>>）。

    会同杨国雄组军成立“湘黔边区抗日后援军自卫游击司令部”任司令员

    “七•七事变”前一年，即民国二十五年（1936），会同县杨国雄成立 “抗日义勇军”，率部开往广西，欲与“右江游击队”会合，兵至会同、绥宁交界处临口河，被沈继福出卖。渡河时，遭靖县、绥宁团防队和保安团包围击散。杨国雄突围退至高椅，将枪支埋藏在小市溪口后，发给部属每人银洋5元，宣告暂时散伙，便远走长沙、南京。
    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杨国雄从南京返回会同，重振旗鼓，与罗北海、蒋迪珊等，在高椅成立“湘黔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并任大队长。他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发动高椅、长寨、若水等地民众抗租、抗粮、抗税，深得当地民众拥护与支持，年青人纷纷报名参加他的队伍。数月后，队伍增至1000余人，声势渐大。为筹集资金添置枪支弹药，杨国雄将自己祖业100担稻田出卖，并向亲友劝募。又从外地雇来兵工技师70余人，在高椅附近的兰冲界、玉屏庵等处，开办四个“兵工厂”制造枪支。
二十七年（1938）7月，“湘黔边区抗日游击大队”改为“湘黔边区抗日后援军自卫游击司令部”，杨国雄任司令。下设三个旅，有步枪800余支、机枪3挺、短枪30余支、手榴弹20余枚。一旅长陈万良，率部驻若水、团河、王家坪等地；二旅长唐璋，率部驻龙船塘、宝窖等地；三旅长杨中清，率部驻铜湾、新路河等地。卫戍队和水上纠察营直属司令部。
    为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杨国雄制订公布《十大斩令》：即不听调令者斩；拦路抢劫者斩；调戏妇女者斩；私派粮款者斩；公报私仇者斩；放火殃民者斩；走漏军情者斩；挑起私斗者斩；胡乱鸣枪者斩；酗酒闹事者斩。令出后，望东村姚复干和侯子明私下摊派捐款，被处决于翁桃溪口。杨号目（司号班长）在若水芦塘，拦路抢劫一名妇女的4尺竹布和一块银洋，被斩首示众。
    其时，中共洪江地下党组织，一直关注杨国雄这支武装，曾派贺琼两次赴杨国雄处交谈，力求争取，旋因局势突变而未果。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曾许杨国雄以团长职务，向其“招安”，被断然拒绝。
二十七年（1938）9月，会同县长张中宁以“匪患未除，政令难施”为由，报请省政府清剿杨国雄部。省政府指派驻洪江之第七区保安司令谭自侯督剿，副司令王协武任清剿指挥官。王协武率两个团进驻若水，张中宁率保安团4个连，分途进击。9月12日，于会同、靖县、黔阳三县边境，与杨国雄部发生激战。杨部战败，主力溃散，余部潜入会同、绥宁、武冈边境。后被“湘中游击队”收编。
    杨国雄余部，如何被“湘中游击队”收编？据会同县长张中宁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上报的《会同县剿灭杨国雄匪部总报告》中称：“陈匪万良（杨国雄部第一旅旅长）复走长沙，与伪湖南省湘中游击队长何某接洽，暗运械弹。二十七年十二月，何赴绥宁县属之草寨，杨（国雄）匪率属往谒，晤于其地之雷打冈。杨（国雄）匪受委为湘中游击支队第一总队第一队队长，其他委令符号，各二百余件。杨匪部属以次委任有差……”。
    此后，杨国雄改名“黎眉可”，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冈分校当学兵。三十年（1941）被人检举揭发，由军校并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国民党武冈和会同县党部书记长明译荣等参与会审。会审结果，以“地下共党，曾组织武装暴乱；企图潜伏军校发展组织，准备暴动”罪，押解耒阳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