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朱德与周恩来在柏林

1950年6月，朱德和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朱德和周恩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条见证周恩来和朱德战友深情的毛毯。那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朱德在为周恩来送别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3月，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援军闻讯赶来时，发现匪徒们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在文革的漩涡中，朱德和周恩来很少能够见上一面。直到周恩来住院时，朱德才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了周恩来几次。他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便没有过多地担忧。其实朱德哪里知道，每当周恩来得知朱德要来，都要细心准备。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朱德。这一次，周恩来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五十多年前相见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朱德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朱德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朱德的汽车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见竟成永诀……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已经90高龄的朱德竟再次泣不成声。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这时，他或许想起了在德国柏林周恩来介绍他入党的情景，想起了南昌起义，想起了第四次反“围剿”，想起了开国大典……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十多年来，他们一起挑起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磨难和风雨。朱德竭力站直身体，庄重地举起右手，向他的入党介绍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朱德一生中最后的军礼。

    周恩来去世后，朱德在巨大的悲痛中病情也开始加重。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肠胃炎和肾病，持续高烧不退。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闭上了眼睛。7月6日下午3时1分，红司令朱德与世长辞。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一生六大惊人之“最”

    这些年来，学界对朱德的研究，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显得薄弱。很多人对朱德不太了解，有人只知道“朱德的扁担”，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楚了——

    朱德研究是领袖群体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党史、军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有个感觉，多年来，学界以及媒体对朱德的研究与宣传，同其他领袖人物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弱，或者说不那么热。究其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朱德不很了解。因为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的历史作用、历史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或淡化或抹杀了；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左”的年代，“左”的党史总要突出宣传一个人，而朱德个人的特点又是谦虚谨慎，从内心愿意把一切归功于党和人民。所以，朱德给不大了解历史的人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有的人只知道“朱德的扁担”，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楚了。笔者以为，只有从几个历史视角的比较中找到朱德的生平特色，才能廓清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从而认识他的历史地位。朱德的生平特色，可以用很多“最”来概括，本文列举其中的6个。这是从特定的视角和论题上比较出来的“最”，是可以从时间或内容上量化、界定和类比的。

    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

    在1946年朱德60寿辰时，中共中央致他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的祝词说：“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为什么朱德能得到如此高的历史评价？因为只有朱德经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他既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不是一般的经历、参加，而是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斗争的前列。上个世纪初，他在中国最早的两所军校之一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投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的云南“重九起义”中，他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前驱队长。接着，他作为滇军重要将领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他为寻找救国之路而远赴欧洲，回国后即投入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南昌起义，经历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全过程、8年抗日战争全过程和4年解放战争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又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6个春秋。因此，朱德堪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二、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

    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许多人（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都经历过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而朱德在实现这个转变中更具有典型意义。朱德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但当他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终成泡影时，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滇军旅长，军界名将，月薪两千大洋）追求革命。他离开云南时像逃亡一样历尽危难艰辛。他远渡重洋，终于在德国见到张申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旧势力里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而在共产党这里仅仅是个新兵，还要背着旧包袱甚至于一时不被理解信任，但他心甘情愿“投降无产阶级”，从头开始。他的转变比其他人的转变更为艰难，更有标志性意义，更能说明：为什么旧的革命搞不下去了，为什么五四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知识分子都集合在中共的大旗之下。

    三、他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惟一的全军总司令，在军队创建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

    在人民军队创建、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重要时期，朱德都不仅亲历，而且作为主要领导者。他参加领导了标志人民军队诞生的南昌起义并坚持到最后，带领起义军余部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湘南暴动，首创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众武装三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他率湘南起义部队万余人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他统领了红一军团的建立、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亲历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即组成红二方面军）的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抗战后又亲率改编为八路军的3个师开赴华北前线，开辟敌后战场。在党的领袖群体和军事将领中，只是朱德有这样全面的经历，因此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外媒体就称朱德是“红军之父”。

    朱德历任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长，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唯一的全军总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第一任、第二任中革军委主席，直到1936年底毛泽东接任。以后，他也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四、在长征中走的路最多

    长征中走的路最多，说明朱德长征中经历的坎坷曲折、艰难危险最多。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比毛泽东、周恩来等多走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一万多里。他是3次过草地，3次过夹金山等四五座雪山，特别是在隆冬时节，他率领几万饥寒交迫的大军翻越了比夹金山高得多、险得多的大雪山党岭山，在人类迁徙史上、战争史上绝无仅有。朱德在长征的统帅部中年龄最大，但只有他没有要给每个高级领导人配备的担架，而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一匹常常是随康克清在司令部队伍后面收容伤病员。

    五、新中国成立后向中央写出的调研报告、建议最多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到各地视察，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视察的地区和部门最多。除了西藏、宁夏和尚未统一的台湾，他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调研后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情况、提出建议。写出的调查报告、建议最多，且十分宝贵。比如：1953年在人们只关注搞工业化时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手工业。1957年初他坐小飞机低空掠过海面登临海南岛，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在大跃进刮共产风的狂热中提出不能吃大锅饭，要保留家庭和私有财产，要让农民致富，等等。他的许多建议，至今看来也是十分宝贵的。

    六、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表现在毛、刘、周、朱等的著作与讲话中，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概念的是朱德。1965年12月，朱德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当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等等。

    周恩来一生六大惊人之“无”

    周恩来的一生有六大惊人之“无”，一是死不留灰，二是生而无后，三是官而不显，四是党而无私，五是劳而无怨，六是死不留言。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一生没有生儿育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一、死不留灰中国历史第一人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