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好传统，这个好传统有“四个好”。

    第一，中央苏区领袖毛泽东亲自抓好落实。1932年5月9日，在中央苏区打响拔“烂树”第一枪，枪毙了犯有谋财害命、强奸妇女、贪污腐化等罪行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的开端。这个开端首笔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当时，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瑞金时期，毛泽东还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第二，好党风需要“坏人好人一起整”。毛泽东说，“三反”运动是坏人好人一起整，好人整了之后可以更好，坏人有多少反多少，开除400万党员还有180万，在所不惜。新中国成立之初，腐败现象悄然滋长并逐渐蔓延，在反映刘青山、张子善案特急电报的前10天，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报告，这是有籍可查的第一份直接反映党内腐败现象的报告，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3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紧随东北局之后，来自西南局、北京等地也相继向中央递上了类似的报告。眼见廉洁自律的思想教育已难以奏效，毛泽东壮士断腕：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三反”运动。据统计，在“三反”运动期间，全国共揭发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错误的人120多万，数目是相当惊人的。毛泽东感慨地说：“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大批开除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第三，守好规矩不做无原则“好人”。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一向是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该杀的则决不手软，该撤职的一律撤职查办，铁面无私、严惩不贷。毛泽东先后批示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这七个功高不抵罪曾被处死的大贪官，个个曾经对革命作出过许多贡献。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在“三反”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泽东一喊便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推不动的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1951年12月31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了由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1952年1月11日前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的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会上还当场宣布将军委技术部部长戴镜元、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和重工业部局长陆达三人“撤职查办”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