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1日是八路军石拐会议召开75周年,回顾这一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重要会议很有必要,仍会受到深刻启示。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坚定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八路军抗战的新局面。在今天加快转型跨越发展的新形势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进程中,研究和领会石拐会议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营养,为实现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率先发展宏伟目标,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制定了实行战略转变的战略决策
八路军石拐会议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军事会议,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随后挺进晋北抗日前线,伫马太行侧,首战平型关,奇袭阳明堡敌机场,参加忻口战役,连战皆捷。1937年10月,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向太原以南转移,八路军又连续进行了广阳、黄崖底、七亘村等战斗不断取得胜利。10月27日,朱总司令进驻和顺马坊镇。11月3日,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来到马坊与朱总司令会合。11月7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总部移驻和顺石拐镇。朱德总司令住石拐西3华里的仪城村,彭德怀副总司令住石拐西5华里的官庄村,任弼时、左权等首长住总部石拐镇。
朱德、彭德怀在石拐镇一落脚,便发出电报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报毛泽东主席:“刘、林、张、宋(任穷)等于11日赶到石拐本部开会,向前同志留部指挥o”(1)
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起了重要的变化,国民党军在山西已不可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在日军的连续攻击之下,国民党军队被迫全线撤退到黄河以南。至此,华北地区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作战基本结束,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八路军的重要战略作用更明显了。根据华北抗战形势出现的重大转折,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连续发出关于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11月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
“------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招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作法,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2)
11月10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召开军民团结抗日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朱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太原已失,山西正规战争已开始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3)而如何正确指导新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八路军面临的紧迫问题。”
为了适应太原失守后华北抗战形势的转变需要, 确定八路军下一步行动方针与部署。 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山西新军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等首长。朱德总司令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给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会议讨论了太原失守后的形势,具体部署了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兵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工作。
会议决定重新调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即:第一二O师以管涔山脉为支点,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除留一部在晋察冀边区外,其主力转至吕梁山区,开创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为稳定华北民众的情绪,增强其抗日信心,八路军总部在会上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八路军誓与山西人民共存亡”等口号,表达了与华北人民共同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
石拐会议后,八路军各师按既定部署,向山西四角实施战略展开。他们在冰天雪地中,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扩大抗日武装。至1938年春,八路军部队就发展增加到了10万人,并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为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前进的战略基地。
石拐会议是八路军挺进华北、进入山西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次在抗战初期实行战略转变的军事会议,并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石拐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使我党我军高层从思想和行动上对实行游击战方针统一了认识,真正把洛川会议的决议化为实际的行动,从主张运动战为主转向游击战为主,从此八路军转而深入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兵去做群众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军队,创建抗日根据地。历史证明,石拐会议开创了八路军实行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战略展开的新局面。石拐会议称得上是八路军历史上实行战略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二、促进了八路军战略方针的发展完善和全面实行 在石拐会议之前,八路军中有些同志对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思想上认识不一致,行动上还不够自觉,还有待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开展游击战争的自觉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作战对象和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制定和实行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及作战指导原则,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一条规律。
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期间,对日作战采取什么军事战略方针?在中共党内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并坚决主张红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的。8月1日,毛泽东致电给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o”’(4)其主旨思想十分突出,红军就是在战略上配合正规战争,战役战术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 8月5日,毛泽东又以《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致电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以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5)
中共中央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成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 (6)‘期间,毛泽东同前方八路军部分高级将领之间分歧,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他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新的形势下,红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其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由于时间紧迫,洛川会议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彭德怀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战运动战’。”(7)
正是因为在洛川会议上对日作战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未曾形成一致意见,所以,毛泽东还担心个别将领不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于是, 9月12日,毛泽东发出《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专电给彭德怀,详细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要点: l、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要警惕国民党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的阴谋。 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3、南京国民党政府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8)
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含蓄地批评“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lJ刁于一致”;并认为:林彪“只想以陈旅(即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集中相机给敌予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o”毛泽东特别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 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o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
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主要是考虑有人对实行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有不同看法。以游击战为主,就是要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以运动战为主,就是要集中兵力以打仗为主。 运动战主要靠正规军,而游击战则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如果一味配合国民党军打正规战,其结果是,连红军的老本则很快被消耗光,这正好符合蒋介石借刀杀人之企图。所以,当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前线之时,毛泽东再三电 告八路军前方将领,要毫不动摇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
平型关战役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北方局领导人和八路军前方将领,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要求:“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 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 丙-----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10) 在忻口战役前期间,当毛泽东获悉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与日军决战,希望第115师参加作战后,立即于10月16日电告林彪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11)可以想见,到了此时,毛泽东还是非常担心八路军前方将领不理解,或不能 完全彻底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石拐会议促进了八路军战略方针的实行和发展完善。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在山西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随着山西战局的这一转变, 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全国抗战以来,由于“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12) 13日,他在致朱德等人的电报中又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13)。在毛泽东看来,山西已不具备再打正规战争的条件了,所以八路军还是要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
毛泽东此时虽然强调八路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但并没有完全否认八路军打运动战的可能。如在11月13日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他就对八路军各部如何集中主力一部争取打小胜仗作了具体部署。后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他又电告朱德等人:“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14)。他还向北方局具体解释了在山西坚持游击战争方针时应注意的几个事项:“(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o(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15)在这里,毛泽东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作了说明,这同其之前的认识相比可谓是一个新的发展。
1937年1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名,批评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与政策,提出了一些右倾错误主张。他还轻视游击战的作用,主张八路军打运动战,成为全国打胜仗的模范。在发言中对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可以说到这时,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思想已发展完善。1938年5月,毛泽东在名著《论持久战》中表述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石拐会议不仅开创了八路军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开创了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实现了我党我军的战略转移,并且还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战略转折点。石拐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平型关大捷后,我党我军高层从思想和行动上都统一了认识,真正把洛川会议的决议化为实际的行动,从主张运动战为主转向游击战为主,八路军转而分兵深入敌后,去做群众工作,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从此,拉开了以八路军为主体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帷幕,使全民族抗日烽火从太行山巅燃遍整个华北。
抗战初期关于红军作战方针的意见分歧及统一的历史启示我们,由国内革命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变化和争论,反复强调,才逐渐统一认识,从而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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