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平汪奉命陪同西藏佛教代表团赴京参观，后奉命留京，转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兼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还当选上共青团中央委员并再度见到担任过西南领导人的胡耀邦书记。

    1954年，平汪作为西康省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出任《宪法》藏文翻译组组长。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联袂来京参会并分别当选人大副委员长和常委。 毛主席会后前往两位活佛亲致祝贺亲切谈话，平汪全程陪同。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右一）在怀仁堂会见西康省人大代表平措汪杰（左二）和西藏人大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左一）齐观山摄

    当时藏人沿袭清朝传统，认定毛主席就是文殊菩萨化身，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化身，班禅大师是无量光佛化身。平汪能贴身近侍三位活佛，也是人间罕见的殊胜因缘。毛主席面询达赖喇嘛是否欢迎平汪再回西藏工作，达赖喇嘛求之不得。当时毛泽东和李维汉刚刚步入花甲，平汪33岁正值盛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都还不到20岁，四人恰好构成新中国汉藏僧俗领导层精诚合作的老中青三代。西藏前途一片光明，尽管年前毛泽东曾为农民问题跟梁漱溟翻脸。

    达赖喇嘛会后参观内地，曾向专程陪同的国家民委刘格平副主任询问其入党前景，1955年回到西藏又心悦诚服地写下诗歌《毛主席颂》。

1956年陈毅元帅（中）率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受到达赖喇嘛（左一）、班禅喇嘛（右一）的热烈   欢迎，左二为平措汪杰

    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进藏，代表国务院宣布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命令。毛主席周总理一致推荐平汪作为特别顾问随行。4月22日，陈毅在拉萨向达赖喇嘛颁发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印鉴并当场宣布：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第一副主任，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平汪为筹委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他从此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会唯一藏族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协同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主持筹委会秘书处工作，包括编译出版重要文件并创办《西藏日报》。当时西藏自治区成立在即。平汪的政治生涯接近辉煌顶点。但好事多磨的规律随之启动。

1956年，平措汪杰与张经武同志在拉萨郊区帐篷里下棋，观战者为张国华

    1957年中国开始反右，平汪开始受挫。1958年全国大跃进，民族领域趋向激进。平汪再次奉调离藏，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时任所长竟是新疆自治区前主席包尔汉先生。由此可见左倾已成当年的“时代精神”。1959年3月，年仅24岁的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军、政、教矛盾漩涡里彷徨打转，身边再没有平汪这样可靠桥梁传输正能量，最终在百般焦虑中向灵媒护法乃琼打卦问卜，结果仓惶做出了近于自杀的出走决定。年富力强洞悉症结所在的平汪远在北京图呼奈何。藏区平叛随之扩大化。

    1960年，38岁的平汪因解放前藏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被隔离审查并含冤入狱。此后18年，他克服了秦城单间铁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孤愤，结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藏族思辨传统，坚忍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发明了李锐《龙胆紫集》式的记录手段，最终完成了暗合《易经》原理的《辩证法新探》构思。这项成果将奠定平汪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地位，也将断送他重返西藏实现修齐治平理想的机遇。

    平汪困厄第五年，千呼万唤的西藏自治区终于在1965年9月1日成立。自治区主席本应是接任达赖喇嘛出任筹委会主任的班禅大师。大师1960年就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遍访藏区，然后上书中央替藏人僧侣说真话，严肃批评1959年平叛中的左倾激进扩大化，最终以“七万言书”惊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并得到部分肯定，但仍于1964年底遭到解职收监。自治区政府首任主席转而由德望相当的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承担。文革期间的青川藏三地民族局面也主要靠阿沛和两位老红军撑持，从而显示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年建设少数民族高干队伍的雄厚力道。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平反冤狱，56岁的平汪在1978年获释直接被遣送到四川自贡，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彻底平反并逐渐重返政治舞台。1978-79年，平汪和班禅大师，扎西旺徐、天宝协力推动民族和解。他还在征得李先念、乌兰夫同意的前提下，于北京家中几度会见受托回国参观兼专程探望老友安危的达赖喇嘛特使。1979年会面谈话记录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资料增刊》（1980年12月29日）。

    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考察西藏并发表重要指示归来后，立即接平汪到中南海见面：先祝贺他“活下来就是胜利”，接着建议他考虑再赴西藏主持工作，同时重申了共产党不以民族身份限定任职立党为公的立场。之后平汪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参加了八二《宪法》的修订。平汪结合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后正式提议把“平等、团结、互助”列为民族关系首要原则。他不仅为此写下详细的书面论证，还反复向彭真委员长面陈把“平等”放在“团结”前面的道理，终于获得委员长首肯。“民族平等团结”因而写入八二《宪法》并成为当今中国“依法治国依宪行政”根本依据。

    1985年初，倾心关注藏区发展的总书记胡耀邦再次提议平汪出任西藏领导职务。时年63岁的平汪潜心于哲学研究，严重地钝化了政治生命意识，居然认为来日方长而把定稿出版《辩证法新探》列为当务之急。何期中国改革风云突变。领导层换代骤然提速。工程师团队超前上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领域积累辛勤积累七十年的知识智库同时断裂。“苏东波”更从外部造成了南京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借尸还魂得胜回朝的机会。 学界也混淆了是非观念，竟然把1945年跟延安同道反抗国民党专制压迫的新疆三区革命说成敌对势力分裂活动。1990年以后，原本擅长实践，只因身系牢狱才涉足哲学的平汪从此再无投身实践施展抱负的机会，只能靠传道授业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领域博取辉煌：再写上书建言就只能作为参考资料，再去西藏就只是做客。

    1996年，平汪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此一面传授哲学，一面针对边疆民族领域需求逐次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上书建言，力主民族领域尽早恢复实事求是原则和立党为公传统，尽量主动把关乎世道人心的正能量好牌抓在手里，尽快启动民族团结和解进程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直到2014年3月30日清晨在北京医院逝世。

    笔者回顾平汪九十三年生涯略分如下阶段：“童年立志修齐治平”、“少年壮志辞家求学”、“青年投身革命立党为公”、“中年推动和平统一筹建西藏自治区”、“壮年蒙冤入狱囹圄治学”、“老年推动民族平等团结入宪”、 “暮年传道授业究天人之际”、“奋力推动民族领域拨乱反正和解团结”。他步入青年后的每段年华都创下了重要功业。每件功业都体现了少数民族精英跟党和国家同甘共苦的心志，都发挥了民族关系桥梁纽带和正能量化身的作用，都构成了新中国民族领域苦难辉煌的缩影：中国民族领域春光灿烂，平汪就意气风发；中国民族领域进入严冬，平汪就身陷囹圄；中国民族领域解冻开放，平汪就再展经纶；中国民族领域强汉国家民族主义回潮，平汪就再次坐回冷板凳。但作为边疆民族宗教事务治理识途老马，平汪留下的语重心长政治遗言终究不可忽视，他留给中国学界政界的辩证法哲学遗产也是弥足珍贵：

    当今中国民族领域的局势跟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领域一样，显示出“上边强调放，下边翘首望，中间仍有挖坑陷阱顶门杠”的僵局。国家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跟当年带给全国无限生机活力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仍被很多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臆想“依宪行政”也会导致江山变色人头落地国家分裂，因而不肯轻言完善建设这项关乎国运国本的基本政治制度。

    但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两个初期”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强盛、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际形象的提升终究不能仅靠经济民生单边维稳单腿支撑。当今中国民族领域堵死改旗易帜邪路，更须突破封闭僵化老路。我们今天重温平汪的生平业绩并继承他未竟的理想和事业，为的就是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更坚定地落实习主席部署的“四个全面”：全面小康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奋力用反腐打虎的杠杆撬开民族领域改革创新的顶门杠，再用共建陆海新丝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完善，直到迎来中国民族领域的第三个春天并使春光永驻。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险夷不变民族平等，砥柱中流立党为公
    慎终追远拨乱反正，讲信修睦元亨利贞
    千古平汪平汪千古，中国前程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