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在红十四军中的统治地位，红十四军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支队普遍组织了政治部，统一指挥部队中的党、团组织从事政治上的教育工作。并明确“政治部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帮助并且积极的扶助所在地的地方党部与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斗争。”毛泽东“三湾改编”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红十四军也完全仿效。红十四军在军、支队（师）以及整编后的团，均设立政治委员一职，在大队（营）和中队（连）一级设立政治指导员一职。所谓“建立政治指导员的工作，经常在政治上教育各队完成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自觉的服从纪律”。党支部书记就是政治指导员，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随着红十四军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红十四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始出现腐败问题。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借鉴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反腐倡廉实践，像毛泽东那样，通过教育、惩治并重来遏制贪腐。当时着力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自省。1929年冬，薛衡竟曾将月饷由队长30元、士兵15元，一律改为6元。何昆军长到任后，动员大家说：“江西红军每月只有3元，我们出来干革命是为了老百姓，而且我们吃的穿的又都是老百姓的，每月有3块钱零用就行了。”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战士都自觉地只领3元。当时省委发给如皋县委的革命活动经费每月仅60元，其余要靠自行组织，但县委的经费收支每月都向省委结报，一丝不苟。如皋县委书记吴亚苏在沪遗失45元，且无确实证明，结果，自领警告处分。王玉文、韩铁心长期在沪居住，所费诸多奢华，组织上及时予以警示。二是严肃纪律。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政治部和党团组织，还有各级士兵委员会，每天都上政治课，都进行出操训练，如有人违犯纪律，马上便会有人报告，领导上即分别进行教育和纪律制裁。陈宗恒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遵守纪律，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战士们纪律严明，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冯步洲发现有违反纪律等松散现象，立即找战士促膝谈心，耐心诱导，战士深为感动，自觉地遵守纪律。1930年7、8月间，一支队个别同志闹分裂，夜里开拔，任意放枪，甚至擅自拉走一部分人枪，通海特委及时组织召开了队委会，刘瑞龙同志代表特委宣布处理决定，将为首分子开除党籍。某日，三名战士奉命暗杀反动地主未遇，顺便捉了地主家4只鸡，回来大吃一顿，如皋县委严肃批评其“土匪行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29年底，泰兴、如皋县委在向省委的工作报告中说，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在二十天中枪毙了１９个违反红军纪律的人员，可见整肃力度之大（后来被省委批评为“恐怖纪律”）。三是严惩腐败。最突出的是对如皋县委班子中腐败分子的惩处，先是如皋县委委员苏朗如在上海将2万元购枪款挥霍，回如皋后被执行枪决。接着是县委负责经济工作的田裕盛，因贪污银元700元被执行枪决。最后是县委委员兼特务队长“破凉帽”孙盛，因居功自傲，生活腐化，拉帮结派，为非作歹，特委书记刘瑞龙亲临如皋水洞口，在万人大会上当场处决了孙盛及其死党丁侉儿。

    关于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努力，至今无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资料也较为匮乏。以军纪军规而言，我们手头仅有徐德在1930年9月草拟的《赤卫军条例》，但这已经是红十四军的尾声，但通海特委的一系列文件中还是可见端倪的。当年的党建工作举措、当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年的廉政长效措施、当年的民主监督机制都在探索之中。从刘瑞龙的《巡视东区报告》和徐德《机会主义的罪恶和血的教训》来看，红十四军后期斗争的失利，与党纪松弛、组织涣散不无关系。但红十四军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考和实践，对后来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无疑是最宝贵的借鉴。

    五年前，本人在撰写红十四军纪念馆的结束语时，曾经将红十四军精神归纳为四句话：“富于理想，忠于人民，甘于艰辛，勇于牺牲”。在本文结束处，我想再为红十四军精神加上一句――“善于探索”！红十四军在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检验过程，都是值得我们通海如泰红军根据地的人民珍若拱璧的革命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