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我与老朋友、已故知名画家李可染的学生任愚颖先生在北京不期而遇。虽与任先生已是20余年的故交，也早有拜访其师母—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雕塑家邹佩珠先生的想法，但考虑到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不忍打扰。而这次终于向任先生说出了受河北《老人世界》杂志之托为杂志撰稿之事，任先生便爽朗答应了。

    3月27日上午9时，经任先生与师母预约，我们走进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幢没有电梯的普通五层楼房四层邹佩珠老人的家。一见到上身穿着红色外套，精神矍铄已95岁高龄的邹佩珠老人，使我的眼睛豁然一亮，与我事先想象的完全判若两人，老人很愉快的接受了采访。在谈起故人往事和当今的时事时，老人思路清晰谈吐自如，言谈话语中字字句句流露出对亲人故交的一往深情和对祖国与人民的真挚爱意。

    相濡以沫的峥嵘岁月

    邹佩珠192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寓意杭州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可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人民无论在哪里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7年，邹佩珠跟随家人为躲避战乱，由杭州一路辗转上海、江西到达长沙，长沙失守后，母亲在漂满尸体的河里洗衣服时不幸感染了病毒，次日便死在了逃亡的路上。后来她又到了重庆的姐姐家，考入了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上学。巧合的是，她后来得知李可染也是由徐州老家一路经由长沙、贵州最后到了重庆，此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像麻雀一样向重庆投下密密麻麻的炸弹，许多人被炸死了。李可染经常到一个大隧道里躲避炸弹。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硬拉他出去，那是他唯一一次离开隧道，就在那天，由于隧道里的人太多，几万人因缺氧死在了隧道里，而他却躲过了一劫。

    在艺专上学时，邹佩珠与同宿舍的一个叫李畹（音同“晚”）的女同学很要好，她就是李可染的妹妹，她们经常一起聊天，向邹佩珠提到他的哥哥李可染，渐渐的李可染的名字在邹佩珠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3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邹佩珠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这时，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向她打听艺专怎么走，还顺口问了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邹佩珠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不久，李可染到艺专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也就是一间茅屋，能摆个床，放个画画的小板子。李可染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邹佩珠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邹佩珠就在旁边唱戏。

    李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邹佩珠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邹佩珠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情窦初开的邹佩珠触动很大。一些日子相处下来，他们越来越珍惜对方，要知道，他们都是在战乱中几度死里逃生的人，感情非同一般。他们在这里由相识、相知到相恋。

    1944年他们结婚了。李可染出身贫农，邹佩珠的家境好一些，但是战乱时，连身上的衣服都丢光了，也是一穷二白，算得上门当户对了。

    结婚时，他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表示是新房，她和李畹买了笤帚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那年李可染37岁，邹佩珠24岁，李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3子1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他们刚认识时，李可染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邹佩珠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邹佩珠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羊奶和鸡蛋给李可染补身体。

    邹佩珠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李可染，更在艺术上支持他。1944年年底，他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了。有一次，李可染出去办事，一连3天没回来。她很着急，等李可染回来邹佩珠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3天。邹佩珠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责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李可染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邹佩珠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丈夫发火。

    画笔背后的辛酸往事

    抗战胜利后，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新中国成立。

    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而邹佩珠最怕的也是他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鞋子很重要。李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她就在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邹佩珠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

    1954年，李可染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苦于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成行，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 100元花了几个月。李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邹佩珠的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李可染回到家时，就跟叫花子一般。邹佩珠看着眼前的丈夫，流下了辛酸的热泪。

    李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家中有一个贤惠的妻子。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李可染全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邹佩珠承担起家庭的担子。那时他们有5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李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他们帮助，老家亲戚生活有困难，也要寄钱去。每到月中，他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他们每月补助20块钱，李可染是要强的人，只领了一次就谢绝了。为了减轻家中的经济压力，邹佩珠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她睡觉少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邹佩珠回忆说，李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绘画走到穷途末路了，李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李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邹佩珠与李可染育有二子一女。他们的长子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10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去了日本，他们唯一能给的就是李可染的一件旧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邹佩珠补了一夜。他们的女儿李珠，当初怀她的时候，李可染和邹佩珠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孩子生下来后，李可染抱着她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舍得。“文革”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儿就把腿给锯了。回北京时，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20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全家人看到后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