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天，刘伯承讲话，再一次强调学习问题，他说：“算命先生还带一本万年历，给人算‘八字’一翻就知道。你不学习，你叫下面干什么?俗话说‘两个秀才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双方都不学习，啥子也谈不成。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不能马虎。”

    最后一天，陈毅作了总结。

    这次会议，既紧张严肃，又生动活泼，会场设在崔庄村外的一片树林里，中间摆一张桌子，作为首长们讲话的地方，其他同志则席地而坐。形式虽然简陋，但两位司令员对全国和中原战局的精准把握及其对发展态势的分析研判，极大地振奋了与会的每个同志，成为鼓舞他们为夺取中原的最后胜利而积极备战的新起点。

    竹园会议

    1948年9月底，淮海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央军委向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发出电示，要求做好发起淮海战役的充分准备工作。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制定了放手大打的决策，并投入紧张的战前动员准备工作。10月7日，刘伯承、陈毅、李达由独树镇驱车来到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驻地——方城县西竹园村，参加第四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检查四纵的练兵演习和军容军纪。会议开始，刘伯承司令员手持花名册一一点名，与会的干部见状，十分诧异，不禁交头接耳，悄声议论。对此，他严肃的讲道：“列队、点名是军队训练最基本的科目，连这样的科目也感到惊奇，说明我们头脑里一点没有正规化的概念。我们很快就要在中原放手大打，形势的发展对部队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稀稀拉拉，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再也不允许存在了。大兵团作战更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今天，首先从到会的团以上干部做起，带动部队的管理教育。干部应首先学习战术，总结经验，教育部队，借以提高战斗力。其次，在战斗组织方面，机关干部一定要侦察敌情、地形，不能盲目蛮干，以致处置错误。”刘伯承的话音一落，陈赓立即表示，拥护刘司令员的讲话，坚决把队伍带好，随时准备执行艰巨任务。刘伯承的严肃批评，陈赓的庄重表态，使与会的干部们觉得，大战即将来临，严格要求自己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下午，与会人员参观了四纵二十二旅六十八团第八连的军事演习。当八连战士们在县城东北角准确熟练地完成抛射炸药包、登城、架设浮桥等一连串科目时，刘伯承、陈毅跟大家一起报以热烈的掌声。陈毅连声称赞：“就是要练成这个样子，每一个部队，既要能以多打少，又要能以少打多，不但要善于攻击，而且要善于防守。”

    次日，刘伯承、陈毅、李达又驱车赶往第一纵队驻地，与杨勇、苏振华商谈了整训工作。此时，他们的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到了大战前夕的准备。

    张庄会议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始前夕，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一、三、四、九纵队向东横扫郑州、开封及陇海路沿线之敌，进入淮海前线。刘伯承、李达留在豫西指挥中野二、六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部队，钳制武汉白崇禧重兵集团，阻遏其东援淮海。当把敌张淦、黄维两兵团引向大洪山和桐柏山区，完成钳制任务后，刘伯承于10月下旬在方城县独树镇张庄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邓子恢、李达、王树声、段君毅、王宏坤、刘志坚、张才千、陈再道、王维刚、王近山、杜义德参加了会议。会上，李达首先介绍了中原战况，他说：“陈毅副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我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于10月21日与24日先后攻占郑州、开封，歼灭两城守敌1万多人。至此，中原地区的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在我军掌握之中，这对尔后战局极为有利。不但如此，豫西南重镇南阳也陷入我军包围圈内。目前，敌人南线近百个师的兵力全部集中在徐州、汉口两个中心地区，由于我们拖住了黄维兵团，就使华东我军可以放手围歼徐州地区的敌人。”

    刘伯承接着讲道：“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他唯一的补给线是津浦路，很怕我切断。所以他要孙元良兵团到宿县。要刘汝明、邱清泉两敌南下。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截断徐、宿间的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的态势。”他走到地图前指着宿县的位置继续说道：“你们看，宿县就是敌人的中枢，如果攻占宿县，会有极大收获，这样，不仅在孙兵团北援时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予歼灭，邱兵团也可能被迫南顾，从而减轻华野的压力。”在邓子恢、李达表示完全同意攻占宿县的方案后，刘伯承立即决定：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三人的名义向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发电，提出了攻占宿县的建议。

    会后，刘伯承率随从参谋、警卫人员先期出发赶往淮海前线，11月10日抵达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会合。11月15日，命令中野三纵和九纵一部一举攻占宿县，全歼守敌，从而切断了徐蚌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形成“关门打狗”的战略态势，为大量歼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保证了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

    1948年4月至10月，一代将帅们云集方城，运筹经略中原，时间虽然短暂，但他们的丰功伟绩，远见卓识，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印在方城人民心中！